“我非常高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最重要的是，這個獎項證明了文學本身的存在，超越了各種非文學的期望，并且它仍然被閱讀。對于那些閱讀它的人來說，它帶來了某種希望，即美麗、高貴和崇高仍然因其自身而存在。它甚至可能給那些生命本身僅存微弱光亮的人帶來希望。”隨著2025年諾貝爾文學獎在10月9日揭曉，獲獎者、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克拉斯納霍爾凱如此回應諾獎官方的采訪，而評委會給出的授獎理由也呼應了他的觀點，“他那震撼人心、富有遠見的創作，在災難與恐懼的時代，重申了藝術的力量。”

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安德斯·奧爾森表示：“拉斯洛是一位偉大的史詩作家，他的創作風格貫穿了從卡夫卡到托馬斯·伯恩哈德的中歐傳統，其特點是荒誕和怪誕。”他形容拉斯洛的作品“已經發展到……流暢的語法，長句、曲折的句子沒有句號，這已經成為他的標志”。

學者蘇珊·桑塔格曾稱這位作家是“匈牙利當代啟示錄大師”，作家W.G·塞巴爾德則稱贊他視野的全球性。拉斯洛的作品僅有少數被翻譯成英文，部分英譯版由愛爾蘭作家科爾姆·托賓創辦的出版公司出版發行，因而托賓的推薦語經常見于拉斯洛的作品封面上，他曾形容拉斯洛是“一位獨特的文學夢想家，他在當代小說中開辟了巨大而豐富的空間，展示了可以做什么”。

拉斯洛的中譯作品目前有譯林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撒旦探戈》，浙江文藝出版社2023年推出的中短篇小說集《仁慈的關系》、長篇小說《反抗的憂郁》，以及99讀書人即將推出的短篇小說集《世界在前進》。據悉，譯林出版社還將推出他的作品《溫克海姆男爵返鄉》。

瑞典皇家學院從不諱言，評委們更看重雄心勃勃、晦澀難懂的詩化作品，而非通俗小說。今年，這個答案就落在了克拉斯納霍爾凱身上。

克拉斯納霍爾凱出生于匈牙利南部小城久洛市，父親是律師，母親在社會福利系統任職，家里既有法律與規則的影子，也有政府系統下普通人的日常。這樣的背景對歐洲作家而言并不罕見，但對一個將來寫出復雜長句與荒蕪世界景觀的創作者，這卻是必要的文化根基。克拉斯納霍爾凱少年時期的匈牙利，既壓抑又充滿矛盾。他后來到塞格德大學學習法律。法律在這里，并非單純的職業選擇，而是一種與權力、結構、規則的關系的早期訓練。后來，他還學習匈牙利語言與文學，在布達佩斯的大學完成相關學業。寫作與文學批評成為他思考世界的方式。

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他的眼界逐漸拓展——不僅僅局限于匈牙利，也走向東亞特別是中國、日本等地。這些旅行與駐留逐漸滲透到他的作品中，讓他的視野帶上了地理的陌生、文化的外來感，以及對“文明”與“荒野”的邊界敏銳的關注。他的第一部重要小說是《撒旦探戈》，以一個荒廢、歸屬感淡薄的鄉村社區為舞臺，塑造了一種時間與空間都似乎趨向停滯與崩裂的景象。人在其中既是支離破碎的個體，也像被牽引的幽靈，社會秩序、信仰、人與人的信任關系都逐漸破碎。其后，《反抗的憂郁》將他的風格和主題推得更深、更廣：在一個看似小鎮的地方，一個致命的馬戲團帶來一具死鯨，引發恐慌與變形——人與集體的恐懼、理性的邊緣狀態、信仰與暴力之間的幽暗張力。

新世紀前后的世界旅行拓寬了他的寫作風格和美學視野，旅行經歷與對東方文化風景的體驗成為了新的寫作素材，他曾激動地表示，“我被震驚了，那是和我生活過的全然不同的世界。我看到古舊文明的傷痕，也感受到了歐洲人與中國人的不同，中國歷史是延續的，而且中國人能感受到其延綿不斷。”于是，他頻繁地來到東方旅行并進行創作，他的語言風格逐漸帶有一種被拉長的節奏，一種近乎儀式性的結構與意識流般的內省。觀念上，他似乎越來越關注個體在制度與歷史之外的存在狀態，以及人類文明在面對時間、荒野、未知和不可控力量時的脆弱性。到了2008年，他更將自己對東方文化的理解孕育出了一部艱澀深奧的作品《下面的西王母》，小說由17個章節（故事／片段）組成，每個章節都用斐波那契數列編號，從1開始一直到2584。這些章節巧妙地將中國道家故事、佛教元素、日本能劇等融合一體，藝術和儀式往往追求美的恒久，但他在書中經常強調這些體驗、工藝存在的脆弱性與消逝性，而用斐波那契數列為章節編號不僅是一個形式上的特色，也象征秩序與自然、數學與美在小說里的交織。每一個故事像是在用某種螺旋式推進，讓讀者感受到一種漸進的累積與對美的更深追問。

克拉斯納霍爾凱以“漂泊”的姿態在世界各地游走，但他始終堅持以匈牙利語寫作，因為母語有著一份“脆弱的本質”。在最近的作品如《溫克海姆男爵返鄉》中，他進一步描繪了流亡、歸屬與時間的交錯。主人公從別國逃離，身負債務，試圖回到故鄉，卻發現故鄉與故鄉印象之間有著深不可測的距離。文學觀念在這里似乎已經不單是對社會與制度的批評，而是對家鄉、身份、記憶在流離中的重新定義，他暗示了文明存在的裂隙難以彌合，也暗示希望與悲憫依然存在于世間。

如果說克拉斯納霍爾凱是文字的建筑師，那么他的電影合作者貝拉·塔爾幾乎可以看作是他視覺思想的同伴。兩人合作始于《撒旦探戈》的電影版，這部電影長達七小時，是黑白影像對時間與空間的極端拉伸。文字在小說中被拉長、被堆疊，影像在電影中被拉長、被延伸——光影中的長鏡頭與文字中的長句產生共振。

這種合作不是簡單地翻拍小說，克拉斯納霍爾凱在電影劇本里以及劇本之外與塔爾保持密切合作，參與鏡頭語言、節奏、光線與空間的設計。電影讓他的文字具象化——荒蕪的鄉村、破敗的公共空間、暴雨風雪中的人物、時代廢墟，這些在小說中是隱喻或氛圍，在電影中成為視覺與聽覺的經驗。觀眾被迫忍耐長鏡頭，就像讀者忍受句子的一氣呵成，呼吸與停頓、節奏與沉默共同參與體驗。影像、聲音、光影與語言在此交織。文學與電影彼此映照，他的作品中有“電影氣質”，他的電影世界里也有“文學的重量”。

克拉斯納霍爾凱在國際文壇上的地位是一個緩慢而漸進的發現，他并不是在一夜之間爆紅的作家，而是在多個文化圈、翻譯群體、電影界與學術界之中被逐漸體認。2015年，他獲得國際布克獎，評委會稱贊他的作品具有“令人驚異的句子”，句子之長之復雜，其語調從莊嚴到荒誕，再到探索性的疏離與絕望。他在匈牙利國內也獲得了最高榮耀——科蘇特獎，這是匈牙利文學與文化界最重要的國家性獎勵之一。

在近年的寫作里，克拉斯納霍爾凱表示自己的思考并未遠離當下，在70歲生日時的一次訪談中他說：“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時代，嚴肅文化正在消失，不是它被威脅，而是它不能適應市場法則、無法售賣，被稱為無用的文化，已經從地圖上消失。”這句話表明他觀察到，文化的商業化、娛樂工業的擴延、媒介碎片化正剝奪人們耐心與深度文化交流的空間。他的書寫方式——長句、慢節奏、荒原感——似乎是對這種文化加速與淺表化的一種抵抗。他沒有給出簡單的道德說教，但設定了一個立場：在“末日”般的景況中（無論是心理的、社會的還是環境的），藝術不僅是見證，也是一種堅持。

今年諾獎授予克拉斯納霍爾凱，對匈牙利文學，對翻譯文學，以及對當代追求文字深度與光影意象的作者而言，更是一種確認，或者說是一種責任。他的文學聲音確實是當代文學中少數能夠使讀者在混亂與焦慮中停下來，深呼吸，傾聽世界的聲音。而這樣的文學聲音，在當下時代更應承擔起新的見證與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