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期待已久的大戲。

從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問世，到民族歌劇《紅高粱》上演，前后歷時近40年。期間，莫言曾將之改編為戲劇文本《高粱酒》，發表于《人民文學》2018年第5期。此后，莫言又應國家大劇院之邀將其改編為歌劇。一開始，莫言按照故鄉戲曲茂腔的形式來改編，發現有些地方并不適合歌劇。于是，他找來優秀的歌劇劇本進行研究，最終發現，歌劇與小說最大的不同在于，歌劇文本是寫意的。《紅高粱》的歌劇文本正是以這樣一種寫意方式改編而成的。

在觀看歌劇《紅高粱》前，我得到了這部歌劇劇本。文件標題赫然寫著：“歌劇《紅高粱》第7版”，像莫言這樣成功的小說家，將自己的長篇小說改編成歌劇，竟前后改了7版。這既有些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畢竟，歌劇與小說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尤其要將原著數十萬字的內容濃縮進兩個半小時的表演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當大幕拉開，高密東北鄉的民眾出現在可移動造型的紅高粱中間時，久違的感動以一種陌生又全新的方式呈現眼前。原著中關于生與死、情與愛、血與火的悲壯史詩變為一個重要的、若隱若現的背景，高密民眾在民族危亡時刻的覺醒與抗爭則成為歌劇濃墨重彩的部分。從小說到歌劇，不變的是紅高粱代表的精神與頑強的生命力，變了的是刻繪紅高粱的方式。這是從恢宏的巨幅油畫到中國式的寫意畫的變化，這寫意畫簡約而又汪洋恣肆。

一般而言，改編長篇小說文本意味著改編者要做減法或者收縮。在該劇的改編中，莫言直面小說與歌劇媒介容量之不同，對故事進行了高度濃縮和大幅度刪減。首先，是改變敘事重心與線索。莫言舍去原著中復雜而又宏闊的家族史的故事線索，只保留“高粱地伏擊日軍”這一核心高潮，通過故事的簡化，歌劇強化了九兒為報信犧牲的悲壯結局，集中呈現了以九兒為代表的民眾在面對外敵侵略時向往和平的樸素理想和抗爭精神，彰顯出中華民族獨有的精神品格。

其次，是改變敘事邏輯。莫言并未將原著小說中汪洋恣肆的語言和極具先鋒性的心理描寫等直接轉譯至歌劇，而是利用更為簡單的線性敘事實現故事的起承轉合，以歌詞和音樂作為驅動敘事的裝置，承載人物性格的成長和心理情感的變化。如開篇“九兒被迫出嫁”的場景，小說運用了大量心理描寫展現人物內心的壓抑，歌劇則通過迎親隊伍的合唱與九兒的詠嘆表現人物復雜的心理活動。這種改編的邏輯主要是為了適應媒介特性的變化，小說作為講述性的媒介與歌劇作為展示性的媒介存在本質差異，大量的心理描寫和復雜的敘事手法在小說中可以形成獨特的藝術效果，但如果試圖將其移植到歌劇中容易出現故事模糊、削減戲劇張力等問題。故而，該劇通過選取原著的核心故事內容，以傳統的線性敘事、外化的人物表演、富有情感色彩的詠嘆，最大程度地發揮了歌劇的開放性、直接性、表演性的媒介特點，實現了從小說到舞臺的順利轉譯。

人物是故事發展的載體，故事內容的聚焦點不同必將引起人物的變化。從小說到歌劇，莫言最大程度地濃縮小說故事內容的同時，也對原著中的人物角色和人物形象進行了改動。歌劇劇本將原著數十位人物角色濃縮為4個核心角色，即九兒、余占鰲、劉羅漢以及鳳仙。鳳仙的加入徹底重構了小說原有的人物關系，加重了4人之間的情感糾葛色彩，突出了人物之間的矛盾沖突，為歌劇末尾人物的集體升華做了充分的鋪墊與比照。相比于其他藝術形式，歌劇藝術要在短時間內實現故事的轉向和人物的躍升，更復雜的人物關系、更急劇的矛盾沖突可以使故事在方寸舞臺之間爆發出驚人的戲劇張力，以達到迅速抓住觀眾內心的目的。可見，莫言對歌劇《紅高粱》中人物角色的改動都是為了服務于戲劇性。

此外，隨著劇中人物的調整，人物形象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相較于原著小說人物的復雜面孔，歌劇中的人物形象更為單純。原著中野性與欲望、私仇與大義并存的人物，在歌劇中被消解了人物身上的野性，強化了人物情感，使人物形象變得更為純潔單一。如原著中九兒為世俗生存而做的不合傳統道德的行為在歌劇中已難覓其影，取而代之的是“引爆手雷與敵同歸于盡”的情節。余占鰲這個人物在原著中暴力的一面與道德的模糊性被弱化，強化的是他俠義抗日的行動。這樣的改編策略也是考慮到如何與歌劇的表達形式更契合。

在大多數由經典文學作品改編的舞臺劇或影視作品中，改編本往往難以擺脫與原作的反復比較。基于觀眾對原著作品的審美期待，一旦改編作品被認為未能企及原著的藝術高度，批評的矛頭常常指向編劇，認為其未能充分把握原著的藝術特質與精神內核。這一困境的根源，正來自于傳統改編模式中“原作者”與“改編者”身份的二元分離。

歌劇《紅高粱》的改編正體現出對這一困境的突破。盡管在敘事結構、情節設置與人物關系等方面作出了較大調整，但原著中作為精神圖騰的“紅高粱意象”卻得到了延續與強化。變，是為了適應從文學語言到歌劇藝術不同媒介的轉化需求；不變，則是對原著靈魂的堅守——使那股頑強不屈的生命力在舞臺上獲得新生。可以說，真正意義上的經典改編，從來不是對原著的亦步亦趨，而是對其內在精神的喚醒與再造。莫言以原著作者與歌劇編劇的雙重身份介入創作過程，既確保了文學內涵的深度，也強化了戲劇表達的力度，從而在舞臺上成功實現了“紅高粱”從文學意象到藝術實體的轉譯與綻放，拓展了文學與戲劇深度融合的路徑。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