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5年，18歲的浙江平湖人徐以楙來到上海。此前他已在嘉興秀州中學畢業，在家庭的安排下打算報考燕京大學，而且已經將中學成績寄去并通過初選，得到通知需到上海滬江大學進行口試。不料，這年夏天嘉興霍亂流行，徐以楙不幸染病，雖然僥幸得救，卻已耽誤考期，只得轉而投考復旦大學商科。

徐以楙1923年春季在秀州中學攝影

復旦商科創始于1917年，是中國最早開辦的商科高等教育之一。復旦商科學長李權時在1926年的《復旦年鑒》著文說：“復旦創于民國紀元前七年，向重文理兩科。民國六年，應社會之需要，乃創立商科，與文理兩科鼎峙而三。其時國內各大學之設立商科者，尚屬絕無僅有，可謂得風氣之先矣。”復旦創辦商科，顯然是看中了上海對商業人才的需求。

1920年，復旦商科分設國際貿易、工商管理二系，1922年又改為理財、商業二系。次年，李權時擔任商科學長，兩系調整為銀行金融系和商業管理系。這一年，商科共有學生389人，占到全校學生總數的一半。在徐以楙報考的1925年，復旦全校共畢業學生88名，其中僅商科就有52名，遠超文科的15名、理科的8名，是名副其實的第一大科系。

也是在1925年，復旦商科擴充為普通商業系、銀行金融系、工商管理系、會計系和國內外貿易系等五個專系，還計劃開辦交通運輸系與保險系。學生所修課程分為大學必修課程、商科必修課程、專業必修課程、各系選修課程四類，其中商科必修課17門，各系必修及選修課47門，共開設課程64門。商科學生在入學二年中修完基礎課程之后，可根據個人志愿任選系別，類似今天的大類招生、專業分流。

對于有心就讀復旦的學生來說，最大的難度在語言。徐以楙在日后的自述中寫道：“該校中文教師有陳望道、劉大白等知名人士，其他教師大都是留學美國的博士、碩士頭銜的教授先生，上課用英文講解原版課本，會計學教授安紹蕓等人連自己本國語言都講不清的，因此英語基礎差的就很難讀。”好在徐以楙就讀的秀州中學是教會學校，從中學一年級起就由美國人授課，英文不是問題。

1907年5月23日，徐以楙出生于浙江省平湖縣城內的一個書香世家。徐姓是當地僅次于張姓的大姓。祖父徐惟鑅是教書為業的前清秀才，原擁有三百畝田產和三處布房，家境還算殷實。父親徐善澡是前清貢生，畢業于法政專科學校，曾任中小學教師及機關小財司，抗日戰爭期間在家鄉設立私塾，為不愿去上日寇主辦的學校讀書的孩子提供教育，由此積勞病故。

徐以楙自幼跟隨祖父母生活，由祖父教讀四書五經。1915年秋，他進入平湖稚川小學讀二年級，于1921年夏高小畢業，考進秀州中學。恰逢當時中學改制，四年后（1925年）徐以楙從高中畢業，并于同年順利通過考試，成為復旦大學1925級商科新生。

徐以楙1928年復旦大學畢業證書

二

一百年前的復旦商科氛圍如何？

徐以楙就讀期間，很可能到國民合作儲蓄銀行實習過。這所銀行于1919年由復旦大學商科教授薛仙舟倡議創辦，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城市信用合作組織。

薛仙舟（1878-1927），廣東香山人，早年參加同盟會，在美國留學歸國后，到復旦任大學部學長、教務長。他在國內最早提倡合作主義，不但在復旦開設相關課程，而且身體力行，推動了一系列合作運動，被稱為中國合作主義的先驅。

在校內，薛仙舟先是籌建了合作商店，又發起成立國民合作儲蓄銀行。銀行由復旦校長李登輝擔任董事長，杜德荃、徐樹聲任顧問。第一任行長為薛仙舟，后由李權時任代理行長，繼任者有袁際唐等。銀行在校內和江灣鎮都開設營業部，由商科學生充任職員，承擔全部業務工作，既是教學、也是實習，與會計統計練習室同為學生的實訓場所。

今日之“普惠金融”，應追溯到這所師生共辦的銀行。它的宗旨是 “補助小本營業，提倡合作主義，鼓勵同胞儲蓄，解放平民經濟”，手段就是吸收小額存款，并向小工商業者發放小額貸款，“從平民搜集所得之資金，復以融通于平民。”這些理想載于《國民合作儲蓄銀行旨趣書》，其中更明言：“希望以這個銀行為經濟解放的起點”，以合作的精神“廢除特殊階級”，“免去社會的競爭。”國民合作儲蓄銀行開辦至1930年，覆蓋了徐以楙求學的全過程。

在合作主義的鼓舞下，商科學生還辦起了“合作食堂”，由同學管理全校的膳食，亦系為國內大學首創。《復旦大學志》稱此舉“既節約了食堂的管理費用，降低膳食成本，又做到主食和副食的搭配，花色品種繁多，適應來自各地同學的口味。李登輝校長對此頗為欣賞，常親自與各桌同學輪流共餐，乘此機會聽取同學們的意見，改善學校行政工作。”此外，復旦商科還在1926年創辦了商業博物館，分商品陳列部、商業圖書部兩部分，其中商品陳列部搜羅中外商品數百種。

這些合作事業不僅是商業嘗試，更是社會運動。商科學生除了學到金融等行業的具體技能以外，還借此途徑進行了不少社會調查，相關的資料多刊登在商科師生創辦的《平民》周刊上。這份雜志始于1922年5月，次年擴展為平民學社，還在江灣新校舍附近開辦了義務學校，由商科學生義務教學，為周邊居民提供學習文化的機會。學校經費則源自學生捐款及國民合作儲蓄銀行營業所得。此外，復旦商科還在1921年成立了銀行經濟研究會，次年改稱經濟研究會，1926年又成立經濟學會，都是學生組成的學術研究性社團。

1920年代的復旦校園，充滿了自治精神，而學生人數最多的商科，自然也是自治的主體。這與學生的活躍有關，也離不開校長李登輝開明的治校方針。徐以楙的復旦生涯，應該是不枯燥的。

徐以楙就讀時，復旦商科及與商科學程有關的教授已達25人，另有助教2人。修完基礎學分后，他選擇了會計系，此時會計系的幾位年輕學者已經嶄露頭角。他自述中提到的安紹蕓（1900-1976）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得到碩士學位，回國后先后執教于復旦大學、光華大學等高校，當時只有二十幾歲。上海解放后，安紹蕓經上海市財政局局長顧準推薦到新政權工作，曾任財政部會計司第一任司長，為中國特色會計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被譽為“中國現代會計之父”。

三

徐以楙入學這年，復旦商科由學年制改為學分制，學生修滿132個學分就能畢業。他在自述中說，“當時學分制，凡總成績超過八十五分的可多讀功課。我只花了三年和一個暑期學校就算畢了業，得會計系商學士。”

1928年，徐以楙畢業之后，“經校長李登輝博士選送進南京國民黨政府審計院（復旦校友于右任做院長）處擔任核算員，派在邵力子的哥哥邵師周科長的二所二科，辦理審核內政系統文官處等報銷賬本。”邵力子也曾任復旦中文系教授，看來校友關系在畢業生就業時確實發揮了很大作用。

百年前復旦商業學生的畢業出路還是不錯的。1930年復旦大學畢業紀念刊在“會計學系概況”中專門強調，“開辦迄今，歷屆畢業學生服務國府各機關及銀行或公司中會計職務者、執行會計師事務者，比比皆是，足證社會需要本系人才之急。”徐以楙就是服務于“國府各機關”中復旦會計系畢業生之一員。

此后，徐以楙的人生軌跡按照公務員的劇本按部就班展開。

徐以楙1931年會計師登記

1931年春，審計院改組為部，徐以楙調至審計室擔任周增奎博士助理，負責復核財務類單位的報告文件。1929年通過筆試成為國民黨黨員。1934年春，審計部設立津浦鐵路審計處，由周 增奎擔任處長，徐以楙擔任駐外協審兼第一組主任，派駐浦口路局大樓辦理事前審計。1935年底，隨周增奎調任四部，改任稽察，仍協助周復核審查報告，有時被指派監視行政機關建筑工程的開標驗收，以及公債還本付息等工作。

1937年七七事變后，南京受到日機轟炸，徐以楙攜妻兒隨同審計部于1938年前往重慶，同年遷到四川江津縣白沙鎮，審核財務類機關的報銷賬冊。

按當時規定，黨政機關薦任職以上人員都要輪流受訓，徐以楙于1940年1月被指派到重慶浮圖關參加國民黨中央訓練團黨政人員訓練班，為期一個月。訓練完畢后，被派駐交通部辦理就地審計。當時物價飛漲，審計部待遇不佳，他希望能另找一份工作，于是花了三個月時間為正中書局編了一部商業專科學校教科書《審計學》，又為交通部公路運輸總局局長潘光迥擔任會計顧問以補貼家用。

1941年春，徐以楙升任賑濟委員會，主持就地審計。因該會要遷鄉下辦公，十分不便，同時待遇亦未改善，他堅決辭職。獲準后，經交通部主任秘書徐濟介紹，在交通部會計處（處長是他在復旦的老同學陸榮光）任會計研究室主任，修訂各項交通會計。這年，他因兼職兼薪遭到停止任用一年的處分。1942年，他又托人介紹進郵政儲金匯業局工作，負責修訂郵政會計制度。

1943年夏，世界書局總經理，也是徐以楙在秀州中學的同班同學詹文滸介紹他進入國民黨國定教科書七家聯合供應處，代表世界、大東、開明、文通四家書局利益并擔任會計組長。徐以楙覺得各家書局矛盾很深，工作不易開展，想要調換職位。次年夏，應新任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總經理潘光迥的邀請下，徐以楙出任該公司財務處秘書，負責主持該公司及所屬各工廠的財會工作。

徐以楙1943年在陪都重慶編著商業類職校教科書《審計學》（書影為抗戰勝利后1947年10月滬15版）

抗戰勝利后，徐以楙進入中央銀行擔任二等分行經理，并兼任金融檢查科主任，辦理財政部所委托中央銀行各地分支行處，檢查當地全國金融機構業務經營，工作地點在上海外灘二十四號樓。1947年冬，他兼任上海金融管理稽核兼第一組主任，辦理指派工作人員核查銀行錢莊經營業務、取締金鈔黑市等案件有關出勤工作。1949年1月，兼任央行貼放稽核科主任，派員核查接受中央銀行貼放款項的廠家。

然后就是上海解放。

四

1949年春上海解放前夕，徐以楙下定決心：他不隨國民黨離開，也不勸別人離開。他依照共產黨地下工作的指示，保全了所有的檔案卷宗。解放以后，遵照人民銀行軍代表的指示，負責辦理清點移交，并得以繼續留用，被指派在人民銀行接收中央銀行清理處擔任副科長。10月，改派在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放款科擔任稽核組長。1950年秋，上海分行成立放款室，調升徐以楙為綜合科負責人。1951年冬，改組為私人業務室，徐以楙擔任文書課長。

徐以楙一家1950年代初在上海萬方照相館拍攝全家福

1952年，徐以楙進入蘇州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學習。1952年12月在華東革大的學習結束后，被調派到上海同濟大學擔任建筑設計工程處的會計工作，從此就在同濟大學工作，先后在總務處基建科負責財會統計、在勤工儉學委員會管理全校師生勤工儉學收入、在建筑設計院擔任財會工作、在總務處財務科辦理工會職工互助金收付賬務，兼管財務檔卷等文書事務。總之，成為一名不顯眼的高校財務工作者。

徐以楙1952年在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學習時撰寫的個人經歷草稿

“文革”爆發，徐以楙受到沖擊。1971年3月，徐以楙回到財務科重新恢復工作，但被定為“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結論。1972年，徐以楙退休，他稱這是“劫后余生”。1978年10月，中共同濟大學委員會撤銷了這個結論，徐以楙得以安度晚年。1980年，他成為民革上海市委員會黨員。

退休后，徐以楙推動成立了上海商業職工業余進修學校，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海市委員會經濟研究工作組，并在上海市科協科技咨詢服務中心財務會計事務所擔任培訓組副組長。1990年，徐以楙辭世，享年83歲。

或許是個性使然，也可能是會計專業的訓練熏染，徐以楙特別注重保存資料。從復旦的畢業證書，到國府時期的會計師登記表，1949年以后的各種檔案表格、歷次運動中的交代材料，乃至結婚時的請柬、家書的底稿、隨手的筆記，都被他細心收藏，至今仍完整保存。徐以楙出生于1907年，逝于1990年，大略相當于所謂“短二十世紀”，他的人生或許平凡，但相對于20世紀的波瀾壯闊來說，徐以楙順利讀完大學，畢業后就到中央政府做公務員，安然度過政權交接，雖然在政治運動中不免受難，總算善始善終，晚年還能有所作為，已經超出大多數同輩人了。

徐以楙一家1974年全年固定收支賬簿

徐以楙一家1974年元月賬簿

今年是復旦管理學院恢復建院40周年。據悉，徐以楙的日記等收藏將會在10月23日啟幕的管院博物館“印記管院 拓新領變——大眾篆刻作品展”中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