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假期，游人如織。就連坐落于古剎長椿寺內，一向寧靜的宣南文化博物館也熱鬧起來。筆者徘徊于魏源畫像前，瀏覽《海國圖志》刻本圖片，不由追溯起這位先賢在北京的生活片段，以及他留與后世的諸多思考。

魏源（1794—1857），字默深（亦有“墨生”一說），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首批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積極倡導強國富民之學，所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對后世影響深遠，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長安車馬地 花落不知春

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最終無功而返，清王朝失去一次與世界接軌的機會。次年，魏源出生，誰也不曾想到，他將成為清末啟蒙思想家，讓中國融入世界大潮。

嘉慶十八年（1813年），適逢清朝例行的拔貢之年，少年時已表現出學習天賦的魏源被選為湖南省拔貢。按照清朝科舉制度規定，各省選拔出的優貢生，需要送到北京國子監去讀書，并參加在北京舉行的會試。史載，當年冬，魏源短暫來過一次北京，很快就返鄉籌備第二年的北上求學之旅。

魏源到北京以后，為了解決學習問題，先拜同鄉前輩、時任翰林院編修陶澍為師，學習經學。陶澍還延請經學家、時任翰林院編修胡承珙，指導魏源“漢儒家法”。他后又拜兵部右侍郎周系英為師，深得其欣賞，便引薦翰林院編修董桂敷（號小槎）指導魏源古文辭。魏源在《寄董小槎編修》詩中說：“寤寐尚滋嚴憚益，關河千里亦吾師。”這一時期，魏源還曾向內閣中書姚學塽請教古本《大學》，跟從禮部主事劉逢祿學《公羊學》，受今文經學影響較深。如此觀之，一位擁有極佳學習環境、勤奮好學的學子形象已然滿滿。

魏源喜歡北京的人文環境和文化氛圍，珍惜與士人的交流學習機會。他除了從事經學著述，經常和一些士子來往，輾轉認識了許多新朋友，比如，時任內閣中書龔自珍、翰林院修撰陳沆、左副都御史李宗瀚、詹事府詹事兼內閣學士湯金釗等。陳沆參閱魏源《北道集》后，對文中反映民間疾苦等社會現象給予肯定：“把君《北道集》，懷抱生古春。流離浩滿眼，憑車發哀呻。”魏源曾居住在李宗瀚家中，學習之余，也教授其孩子讀書。出于敬佩其人品和孝思，感激他的幫助，魏源有詩相贈：“猶有李膺門下士，他年京洛望旌旗。”

三年北京求學，魏源見識大長，眼界更加開闊。當然，這背后都離不開苦思研讀。據傳，魏源長時間埋首書卷，時常廢寢忘食，以至春夏秋冬四時更替都不曾留意。他在《京師接家書》中稱：“聽雁疑連榻，看云每墮薪。文章聲價賤，書史患猶真。月暈他鄉夢，山環故國身。長安車馬地，花落不知春。”“弱弟三年別，衣長勝舊無。”友人陳沆也以詩相贈：“三年長安住，艱苦厚自持。”

及之而后知 履之而后艱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魏源再次來到北京，這一次客居京師約四年，其間，偶爾輾轉各地游學。道光二年（1822年），魏源中舉人第二名，道光帝御批嘉賞。

與早年相比，這番在京期間，魏源已不再只是埋首求學，而是更注重與知名學者往來，主動尋求與外面世界的關聯。諸如，他與漢學經學家陳奐、直隸提督楊芳、禮部主事姚瑩等人相識，受到各派學者熏陶和影響，關心國家大事，進而確立經世致用思想。姚瑩后來出任臺灣道員時，曾經回憶起道光初年，在京師與魏源、龔自珍交游之事，他說：“魏默深始治經，已更悉心時務。其所論著，史才也。”魏源曾受邀出席廣渠門萬柳堂東漢經學家鄭玄的公祭活動，經學家陳奐說“明賢雅集，極一時盛事”。

嘉慶、道光年間，京城文人、官員定期或不定期舉行詩會較為盛行。這些人大多關心時政，重視實學，經常在一起研判時政，賦詩論學，各抒己見，話題從國家大事到閭巷民情。魏源常受友人相邀參加詩社聚會活動，比如，陶然亭、龍樹院（龍樹寺）、花之寺（三官廟）、尺五山莊（右安門外）等宣南詩會。張維屏詩中提到龍樹院聚會，曰：“主人好客善選勝，此地壓倒陶然亭。”翰林編修徐寶善提到花之寺詩會，云：“去年餞春城南亭，旌幟騷壇盡名宿。今年三度訪花之，十日海棠紅過屋。”另外，魏源還參加了官員李宗傳、書法家包世臣、工部尚書張祥河、翰林院編修兼左都御史姚元之、內閣中書端木國瑚、今文經學家宋翔鳳等人的聚會活動。

魏源的著作中系統闡述了他的經世致用思想。其中，論及知與行的相互關系，突出“行”的重要性，他說：“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艱，烏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魏源認為謀求富強為庶政之先，強調：“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強，無不富強之王道。”圍繞團結民眾，他說：“孤舉者難起，眾行者易趨。”這些思想的形成，與他和諸多士人交游有著一定關聯，他曾說：“獨得之見，必不如眾議之參同也。”魏源的經世務實著作有《籌河篇》《籌漕篇》《籌鹺篇》，關于哲學、政治的著作有《默觚》，以及今文經學著作，如《公羊春秋古微》《詩古微》《董子春秋發微》《書古微》等；受人之邀代為編撰的《皇朝經世文編》，強調“經世致用”的選文標準，標志著清代學術從考據向實務的轉向。

但有公廚總聚膻 斷無百載不更弦

道光六年至十四年（1826-1834），魏源在北京居住有八年之久，之后，每逢禮部會試便進京小住一段時間。魏源得授內閣中書，閑暇之余常會游覽北京的山水名勝，有機會接觸皇家園林，如他所說：“封事承平午未闌，書生退直有余閑。他年若寫春明夢，金碧樓臺水墨山。”他在《海淀雜詩》中曾述及多處園林景觀，比如，“賜園退直玉堂春，扇子湖邊蓮葉新。”“昆明池水與天連，匯盡西山萬道泉。”“云外樓臺樓外塔，水中樹影樹中山。”“實勝寺中八白龍，潭山銀杏戒壇松。”

魏源撰寫《圣武記》時，“得借觀史館秘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不僅翻閱內閣存有的典籍、檔案與藏書，還收集整理了大量筆記資料，為著述積累核心素材；同時，圍繞江南農業、水利等問題，撰《吳農備荒議》，作《湖廣水利論》，并提出“救荒不如備荒，備荒莫如急農時”的建議。

魏源奉命至鎮江治徒陽河（丹徒至丹陽間之漕河），漕運之弊嚴重，漕費與清初相比已暴漲至四百倍，他說：“只今一舸千金費，當日勘酬四百艘。”他主張漕運、票鹽改革，說：“但有公廚總聚膻，斷無百載不更弦。”“鼎新革故神明事，鹽漕何人破舊荃。”

鴉片戰爭失敗，給魏源以沉重打擊，當他見到林則徐時，“萬感蒼茫日，相逢一語無。”經過戰后反思，魏源意識到，英國侵略危及民族生存，抵抗侵略必須作為當下之要務，提倡革除弊政，懲治腐敗，提振士氣，呼吁：“日旰傳餐五夜書，如何秋氣賦凋蕪。未論武備承平弛，試問文才振鑠無？山澤云雷征蜴蠖（注：比喻事物在特定環境中的變化或狀態），關河霜雪辨駑駒。云雷霜雪朝朝事，誰待中流始覓壺。”魏源決心探尋國家富強之路，賦詩云：“曾聞兵革話承平，幾見承平話戰爭。鶴盡羽書風盡檄，兒談海國婢談兵。夢中疏草蒼生淚，詩里鶯花稗史情。官匪拾遺休學杜，徒驚絳灌漢公卿。”

《海國圖志》就是“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夷之長技，就是先進的武器，主要是艦艇、火炮、槍支，以及先進的軍事訓練方法。制夷之策，就是學習西方的軍事思想和科學知識，引進西方軍事工業、船舶制造、鋼鐵冶煉技術，建設我們自己的造船廠、火器局，制造船只、槍械，加以進行科學的軍事訓練，進而提升抵抗外族入侵的作戰能力。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魏源會試考中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從而入仕，赴江蘇任知縣，這是他最后一次離京。臨行之前，他與友人依依惜別，作《游別海淀四章》，其中說道：“香山馳道出西岡，每歲蒐（搜）巡憶武皇……昆明自昔樓船地，曾宴來庭萬里羌。”“灞陵回首望長安，廊廟江湖豈異觀……垂天云勢西山拱，瀑月泉聲北極寒。”借用京師風物，以詩言志，今人讀之，依然蕩氣回腸。

歷史的長河，激流澎湃、洶涌向前。

（作者單位：北京市海淀區三山五園文化藝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