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回故鄉，隸屬于保定市的易縣是我去得最多的縣份。那里雖不是我的“第二故鄉”，但長時間不去，就覺得需要去一次了，也說不清為什么，是心里想。去的次數多了，就有了心得。在易縣，如果沒有做好準備，最好少問從前，因為一旦開口，這里的歷史將變成“蟲洞”，將人送往另一個時空；如果沒有做好準備，最好少交易縣的朋友，因為一旦友誼開始，會背起友情的“包袱”，一輩子都放不下。看易縣的山，絕不可用靈秀來形容，只有雄渾和蒼勁適合它們……每來一次易縣，就覺得生命里又多了一些背負的東西，但潛意識里又詭異地覺得，只有再來一次易縣，這些沉重感才能減輕些。

清明節的三天假期，今年特意留出來，去易縣。

沿山區高速公路迤邐前行，陣列的峰谷間已經披上了綠毯。易縣西北倚山，境內的紫荊關是西北高原進入華北平原的交通要沖，作為內長城的重要關隘，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

打開車窗，尚有些寒意的春風撲面而來。這風中，有胡笳之聲。

穿陘道過太行山，進入平原后的第一城就是易縣。由縣城向東向南，華北平原廣袤無垠。從高處遠望山前的城區，依山帶水的氣勢沖擊著視覺。如今的縣城不是曾經的燕下都舊址，只是比兩千多年前的舊城向西北推了十數里，古人擇上風上水、安全無憂之地建城的智慧令人驚嘆。也難怪清朝皇室將帝陵選在這里，作為清西陵的“萬年吉地”，那里如今是世界文化遺產。

和當地的朋友們約好在“荊軻公園”碰面。導航里的甜美女聲播報出“荊軻”這個名字，像是從山間傳來的遙遠回聲。遠處出現了一座高聳的古塔，那是我曾多次拜謁過的荊軻塔。輕盈挺拔的身姿雄踞在城西的荊軻山上，形狀猶如一柄利劍直指蒼天。荊軻塔是易縣最醒目的地理坐標，也是世世代代易縣人心目中的圣物。供人游覽和健身的“荊軻公園”依山勢而建，塔是其中的主體。迎門巨大的荊軻雕像面向東方，一手握書卷，一手撫寶劍，粗眉深目，眉宇間洋溢著英雄氣。雕像四周鐫刻著歷朝歷代詠荊軻的詩句，皆是當地書法家所寫。論起來荊軻是武夫，但暴得詩名，荊軻公園的這個布局倒也契合他的身份。

老友們在春風里相會，沒有太過客氣的寒暄，話題自然就轉到荊軻身上。那座以荊軻命名的古塔，實則與荊軻無關，而是一座比戰國時代年輕太多的遼代寺院遺存。塔下有荊軻的衣冠冢，冢前立碑，碑文為“古義士荊軻里”六個大字，并未找到立碑的年代——所謂“里”，是指故鄉——其實，荊軻也并非易縣人，而是戰國時代的衛國人，他的家鄉在現在的河南省濮陽縣。

 塔從毫不相干的佛教建筑化身為荊軻紀念塔，荊軻也從客居大俠變成了本縣英烈，這一切，都源于那次被史學家和文學家反復書寫的暗殺行動：秦王嬴政征伐諸侯，大將王翦滅趙后兵至燕國南境——彼時易縣是燕國的國都。客居在燕國的游俠荊軻受燕太子丹之命前往咸陽刺殺嬴政，事敗被殺。司馬遷在《史記》中專為荊軻立傳，詳細記載了此事。自此以后的兩千多年里，“荊軻刺秦”成為“士為知己者死”的具象化詮釋；或者說，自荊軻刺秦之后，“士為知己者死”被道德化了——而荊軻以身赴死的行動，也在唐代文學家韓愈筆下成了任俠重義、豪爽直率的北方地域性格的代言，并為之提煉出了“慷慨悲歌”這樣一個極具文化理想色彩的審美概念。

現在的河北被稱作“燕趙之地”，其中的“趙”來自邯鄲。看地圖，邯鄲位于河北最南端，那里曾經是戰國七雄之一的趙國都城。“燕”來自北方的燕國。同樣是七雄之國，燕國疆域最廣時涵蓋了如今京津和河北北部，東北則延伸到了遼寧、吉林、內蒙古甚至朝鮮部分區域，都城先后在北京琉璃河、廣安門一帶。燕存續八百多年，幾經興衰，至公元前300年左右第39任國君昭王時，國祚中興，在如今易縣境內的易水河流域建了武陽城，進而發展為規模宏大的“燕下都”。武陽城東西長約8公里，南北寬約4公里，是戰國時期諸國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由于歷史機緣，易縣獨承了燕國在河北部分的衣缽，成為“燕文化”的“郡望”之地。

在《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韓愈為了佐證“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這個觀點，末尾舉出了樂毅和高漸離兩個人物，前者曾輔佐燕昭王破齊國，而后者為了給犧牲的荊軻報仇，對嬴政實施了未能成功的第二次刺殺。高漸離刺秦的過程比荊軻更為慘烈和悲壯：秦始皇召高漸離前來奏樂，為防行刺命人把他的眼睛熏瞎，但他把鉛塊藏在演奏要用的筑中，以之為武器當堂投向秦始皇。瞎子沒有準頭，只能用自己的生命向道義獻祭。

從秦王到始皇帝，史載嬴政一生共經歷了四次暗殺，其中兩次都與燕國和荊軻有關。顯而易見，沒有荊軻，“燕趙風骨”將不復存在——不管那座塔是什么塔，也不管荊軻出生在哪里、又曾在哪里游蕩，易縣人固執地認為，這里就是荊軻的故鄉，荊軻塔就是他的紀念碑。

寫到此處，我來易縣的心得不妨加一條：假如你沒有做好準備，請不要與易縣人掰扯道理，他們認準的事不會輕易改變。

《史記》中對燕太子丹在易水河畔送別荊軻場面的描寫，歷來為人稱道。除了極具畫面感和氛圍感的場景描寫，文中還記下了荊軻吟唱的《易水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兩句滿含悲涼的詩句后來被當成經典傳唱，至今在大眾中仍有相當高的知名度。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以即興式的口語創作而流傳千古的有兩首詩作，第一首就是荊軻的這首《易水歌》，第二首是劉邦的《大風歌》。當然，詩的題目都是后人代擬的。在百姓口中，刺客的詩名氣大過皇帝的詩。不得不說，荊軻的故事能夠代代流傳，恐怕也得益于這首發乎真情的詩作——從易水送別到刺秦，荊軻從游俠變成了義士，這一形象的轉變為中華文化精神注入了新的內涵。

荊軻刺秦也為易縣留下了一筆財富，那就是“帶火”了易水這條河。因為荊軻，易水從一條自然之河變成了一條文化之河，如今已是文人和史家不能繞過的“打卡地”。多少人從遠方輾轉而來，就為了站在河邊，望著四季都不再豐沛的河水，一遍遍吟誦荊軻的詩句，以此完成一次對歷史的深情憑吊。

就像我，此刻站在易水河邊，仿佛聽見為荊軻送行的眾人無奈的哭聲。荊軻走了，他告別送行的人群，在眾人的哭聲中跨過易水，向南消失在茫茫原野中——也不只有哭聲，還有高漸離激越的擊筑聲。《史記》中說，他“就車而去，終已不顧”。但我相信，他肯定是至少回過一次頭的，只是那時他已經走了很遠，送別的人看不見他了，他肯定害怕他們看見，但他一定要看一看這座大城，因為他再也無法回到這里。如果那時夕陽西下，他的背影會與太行山連在一起，黝黑，昏暗。

清明時節大地回暖，地氣蒸騰，西側群山霧靄沉沉，那幻影般的朦朧，讓我無法將塵世和歷史看得太清。

在光怪陸離的歷史面前臨河而嘆，我的遐想和沉思被朋友警告說“哭錯了墳頭”。在現代地圖上，易水不是一條河，而是三條河，從北向南依次為北易水、中易水和南易水。明清以來的史書多認為中易水就是原來的古易水，但據當地人考證，南易水才是荊軻所“別”的易水，中易水在當時稱“武水”。我身在哪條易水河畔？倒不必去手機上查地圖，朋友們迅速確認，此處是中易水——偉大的史家都能弄錯，我之錯便不再是錯了。

易水河如同荊軻塔和荊軻里，都是一個個凝結了情感、至今還帶著溫度的文化符號。荊軻，曾經跨過每一條易水，對此，我們沒有懷疑的理由。

如果把燕國比作一個人，三條易水河就像他的三根肋骨。

這里是中易水的中游，距今七千多年前的北福地遺址位于它的上游。無數代易縣人見過古老的易水河日夜流淌，但每一天的水都是新的。午后的陽光明亮，并不寬闊的河面波光粼粼，跳動著碎銀子般刺眼的光點。河堤上白楊樹初生的葉子被風刮得獵獵作響，猶如將士出征的巨幅旌旗。河道兩側立著去冬干枯的蘆葦，細長的葦稈上頂著葦穗在風中搖擺。枯黃與微涼，讓這眼前的景色多了些沉郁的調子。沿河東行，化凍后的河岸踩上去有一種松軟的感覺，宛若踩在云朵里。低頭看去，一些不知名的瀕水植物從雜亂的荒草中冒出綠色的嫩芽。枯水季讓這里變成了一片濕地，偶有沙洲露出水面。竟有人穿著齊胸的水褲在河里撒網，想必河水仍然是冷的，但這種冷抵不過冒險對人類的刺激。

荊軻刺秦，也是一次冒險。

這次冒險的后果是嚴重的，除了荊軻本人外，田光、樊於期在準備階段就獻出了生命，秦舞陽伴著荊軻死在刺殺現場，后又有高漸離行刺不成被殺的慘劇發生。《史記·刺客列傳》在講完高漸離刺秦的故事后，對這件事引起的長期后果做了描述，說秦始皇“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他再也不敢接見那些被吞并的國土上的人了。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天知道后來導致天下“苦秦久矣”的暴政中，究竟藏著嬴政對荊軻、高漸離和東方六國的仁人志士多少恨意。

燕國國都的城池修建在武水之北，古人稱山南水北為陽，這座城因而名為武陽城——它的命名與“秦舞陽”并無關系。當我手腳并用爬上武陽臺遺址的時候，心情變得莫名復雜。荊軻和高漸離刺殺嬴政沒有成功，燕國終究還是被并入了大一統的版圖中。洶涌而入的秦軍代替他們的君王對燕國發泄著內心的憤怒，將武陽城摧毀殆盡，巍峨的宮殿在烈火中倒塌，只剩下高高的基座煢煢而立了兩千多年。兩千年來，“城頭變幻大王旗”，臺基上建過佛道的寺觀，耕種過莊稼，自然和人力的襲擾使它的高度不斷降低，但仍然是沃野中最顯赫的存在。站在臺頂北望，另有兩座高臺殘基隆起在麥田中，一座名為老姆臺，另一座名為張公臺，一條看不見的軸線將它們與武陽臺串聯在一起。查閱地圖可知，在這些臺址的四周，有七八個如朱家臺、楊家臺、路家臺等以“臺”為名的村子，它們的腳下或許都曾是華麗的殿堂。

“六朝王氣歇，故籞成荒丘”，時光讓有形之物變得面目全非，但人心記下了它們曾經有過的悲喜和傳奇。遙想當年，讀書好劍、慷慨俠義的江湖漫游者荊軻來到武陽城，特立獨行的他很快便結交了一批志趣相投的朋友。此時在秦國為質的太子丹逃回燕國，他已洞悉秦王試圖吞并天下的野心，燕國也將遭遇滅頂之災。他預感到危險很快來臨，急切地想挽救國家。經田光和鞠武輾轉推薦，太子丹與荊軻就在我腳下的宮殿里相遇了，二人在這里定下了刺秦的大計。

荊軻該不該答應太子丹的請求，去做一件無論成敗自己都將死去的事情？這不是一個新問題，司馬遷贊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但宋代大儒朱熹卻稱“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可見荊軻多次陷入過被不同時代的人質疑、然后被重新建構的境地中，其背后就是“刺秦”的必要性之爭。這種爭論一直延續到今天。但當我站到武陽臺上那一刻，頓時就明白了，這個問題并非沒有正確答案。荊軻事前知道此行的危險性，但眾人的期待已使他無可選擇。《史記》的偉大，在于司馬遷將荊軻當作一個普通人，寫出了他在求生與守義夾攻之下的焦慮心情。最初太子丹提出這個要求時，荊軻拒絕了：“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但耐不住太子丹百般懇求，特別是當這種懇求被置于與他有知遇之恩的田光之死的背景下，他只得答應。得到應允，太子丹便開始了道德和人性的“綁架”：“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最后又懼怕荊軻變卦，不斷催促他盡快上路——這致使荊軻在自己稱意的伙伴尚未前來時，就匆忙帶著秦舞陽出發了。

我在易水河畔聽到的那些若有若無的哭聲中，有一些是為荊軻的委曲求全而惋惜的哽咽。但秦王的恨，無疑反證了荊軻行動的正確性。太子丹也沒有錯，對于一個儲君而言，還有什么比國家的安危更重要呢？

那么誰錯了？是在不斷更迭的世事面前，刻舟求劍的心態錯了。

……

全文請閱讀《當代人》2025年第10期

桫欏，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協網絡文學委員會委員。有散文作品發表并被轉載、收入多種選本。曾獲《廣西文學》年度優秀作品獎散文獎、孫犁文學獎等。出版散文隨筆集《自以為燈》和文學評論集《把最好的部分給這個世界》《文學何以中國》等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