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偶然的機會，見到茅盾在一九四九年致阿英的幾封信，內容有托請阿英先生關心其在天津的凱叔家人工作等內容。讀過以后，發現黃山書社版的《茅盾全集》沒有收入，都屬于佚信。這些新見的茅盾致阿英的佚信，也讓我聯想起四十年前與在天津的茅盾堂弟通信的一些往事。

阿英（1900—1977）是安徽蕪湖人，原名錢德富，又名錢杏邨，阿英是筆名。他是我國著名的現代文學家、劇作家、批評家、翻譯家。二十多歲時與蔣光慈、孟超等組織“太陽社”等文學社團，從事左翼文藝活動。一九四九年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下文簡稱“文代會”）結束以后，阿英返回天津就任天津軍管會文藝處處長，軍管會撤銷后，阿英擔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長，后又擔任天津市文聯主席，劇協主席等職務。一九五四年阿英調全國文聯擔任副秘書長。

阿英先生與茅盾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就有文字交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在籌備第一屆文代會的過程中，他們就一起共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全國文聯成為同事，茅盾是全國文聯副主席，阿英是全國文聯副秘書長。

“凱叔”家人與阿英的兩封通信

“凱叔”沈永鈺是茅盾四叔祖的兒子。茅盾在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中，講到曾祖父沈煥在武漢、廣西梧州等地打拼一生的大致行蹤，說曾祖父在梧州稅關監督上任不久，“就派人到烏鎮接曾祖母及女兒、幼子到梧州。他需要曾祖母和女兒不但管衙門里的內部事務，也要她們應酬同僚們女眷的來往；至于幼子，一向干練，而且寫得一手好筆札，比書辦們擬的信稿更合曾祖父的心意”（《我走過的道路》[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13頁）。曾祖父的幼子，就是茅盾的四叔祖沈恩增。曾祖父沈煥一八九七年告老還鄉回到烏鎮，大概在一九〇〇年在烏鎮去世。當時茅盾四歲，沒有什么印象。

曾祖父沈煥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茅盾祖父沈恩培是長子，二兒子沈恩埈，長子和次子都是秀才出身，但是都無意于舉業。第三位是女兒，沈恩敏，后來嫁給盧鑒泉的父親盧蓉裳。第四個兒子沈恩增，字吉甫，茅盾聽說“曾祖父告老回鄉時，是他（沈恩增）和三小姐侍奉父母從遙遠的梧州到香港轉上海，然后回到烏鎮的。那時他不過二十三歲。他向來以辦事干練為曾祖父喜愛，又一手好筆札，字也雋秀，比兩個哥哥都強”（同上，第16頁）。

其實，沈吉甫去廣西梧州時已結婚生子，兒子沈永鈺，字薰南，大概小名“凱崧”，生于一八九五年，比茅盾大一歲。按輩分，沈永鈺是茅盾的堂叔父，所以茅盾小時候叫他“凱叔”。茅盾回憶錄里提到，一九一一年他從湖州轉學嘉興府中學堂，就是受在嘉興府中學堂讀書的凱叔的影響；辛亥革命以后，茅盾和沈永鈺一起被嘉興府中學堂除名，之后茅盾去杭州的安定中學讀書，沈永鈺則去了茅盾就讀過的湖州中學讀書。一九一三年茅盾考取北京大學預科，大概在一九一四年，沈永鈺中學畢業，在盧鑒泉的推薦下，到北京中國銀行當練習生。茅盾在回憶錄中說：“在我讀完預科第二年的時候，凱叔也到北京來了。他是盧表叔保薦在中國銀行當練習生。他有一次到譯學館宿舍來看我，說起他自己的事，一天寫幾張傳票，每月也拿十六元。”（同上，第110—111頁）因為兩個年輕人都在北京的緣故，沈永鈺還和茅盾一起游覽頤和園。

一九一六年，茅盾北京大學預科畢業，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沈永鈺在練習生結束以后，被中國銀行派到江西南昌中國銀行擔任科長。后來，沈永鈺在開封中國銀行、鄭州中國銀行、天津中國銀行擔任主任等高管職務。而且沈永鈺潛心研究金融與民眾生活的關系，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在《東方月刊》發表《儲蓄歌》和《家庭與儲蓄》兩篇文章，倡導民眾勤儉節約。沈永鈺在天津中國銀行任職后，就把家安在天津，住在天津中國銀行宿舍——貴州路津中里。一九三一年，沈永鈺接受《新光月刊》訪問，介紹自己收藏地名郵票的心得體會。一九三三年宋哲元率二十九路軍在喜峰口大敗日軍，天津各界捐款慰勞，沈永鈺也慷慨捐款。一九三九年沈永鈺調至重慶中國銀行，后調任由天津中國銀行在西安組建西安中國銀行（內部稱為“雍行”），擔任襄理。

沈永鈺一直在銀行界工作，頗有聲望。抗戰勝利以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在西安中國銀行的沈永鈺和其他幾位同事奉命去天津，準備恢復天津中國銀行業務，途中乘坐的飛機在陜西省柞水縣境內失事，沈永鈺以身殉職，年僅五十歲。

1933年前后的沈永鈺

沈永鈺遇難時，茅盾家里也剛剛經歷一場痛徹心扉的變故——茅盾二十四歲的女兒沈霞當年八月二十日突然在延安去世，茅盾的心情惡劣到了崩潰的邊緣。幾個月以后，茅盾夫婦又毅然決然送兒子沈霜去了前線。

一九四九年茅盾從香港回到北平以后，開始了夜以繼日的新中國籌備工作，他先是籌備召開第一次文代會，同時參與國旗、國歌、國徽的征集審查工作。茅盾去天津出差，在緊張的公務活動空隙，和夫人孔德沚一起，專門到天津中國銀行宿舍——貴州路津中里——看望沈永鈺的遺孀錢玲珠和子女。按輩分，茅盾夫婦叫錢玲珠女士為“四嬸”。據沈永鈺的兒子沈德溥先生回憶：“一九四九年剛解放不久，德鴻大哥（茅盾）與大嫂（孔德沚）專程來天津看望我母親（德鴻大哥的四嬸）。當他看到我的弟弟、妹妹都在家里閑著的時候，覺得十分可惜，他說：‘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即將成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就要開始，你們年青人應該多為革命、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他的一席話，對我們的教育意義很深，至今回憶起來仍覺非常親切。我的弟弟、妹妹和愛人，經德鴻大哥介紹先后參加了革命工作。”（沈德溥、吳志復《緬懷我們的大哥沈雁冰》，《天津日報》1981年4月12日）

茅盾逝世以后，我曾經向茅盾堂弟沈德溥、吳志復夫婦請教他們與茅盾的關系。他們先后給我寫過二十多封信，其中第一封信中就專門介紹了沈永鈺與茅盾的關系，他們說：“先父與德鴻哥雖屬（堂）叔侄，但他們年歲（相仿），上學時間同在一個學校，在抗戰時期又在重慶一起多年，所以他們之間的關系勝似親叔侄。德鴻哥少年時期由于家中房屋狹窄，在我們家中居住過相當長的時間，因此我們從先母口中了解一些情況，也就是我在《緬懷我們的大哥沈雁冰》一文中所提的一些。”（沈德溥、吳志復1981年5月17日致筆者信）

沈德溥、吳志復1982年致筆者信

在和沈德溥、吳志復夫婦交往中，他們謙虛平和的態度，常常讓我如沐春風，他們發現一點史料，就及時寄給我，讓我參考研究。從沈德溥夫婦來信中，我也知道了沈德溥先生不僅是茅盾的堂弟，也是茅盾回憶錄中“凱叔”的長子。

沈德溥回憶茅盾夫婦一九四九年到天津專門看望他們，但沒有說到具體時間。那么茅盾具體是什么時候去天津的？阿英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日記中記有：“茅盾兄昨自平來，亦寓此，晚間始見到。”（《阿英日記》，王海波編，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25頁）為什么阿英到晚上才見到茅盾夫婦？估計茅盾夫婦此行除了工作之外，另外的目的之一就是看望四嬸錢玲珠一家。在八月十四日下午，茅盾見到阿英先生，便把四嬸家的困難告訴阿英，請阿英在天津就近幫助解決沈永鈺子女的工作問題。

八月十四日下午四時茅盾夫婦就返回了北平。阿英先生在日記中說：“午后二時回，茅盾先生托解決諸問題。四時，彼夫婦返平。以九谷壺杯及沈陽所買印泥盒贈之。”（同上）

回到北平不久，茅盾給阿英先生寫了一封信，詢問阿英為四嬸家子女找工作事有沒有消息，信如下：

阿英兄：

別來又一周矣，想必甚忙，平羽兄囑寫之紀念冊，已寫好交給一氓兄了，寫得很壞，見笑。前承兄慨允為舍堂弟妹及弟媳找工作，不知結果如何……在此仍是開會忙，乏善足陳，匆此并頌。

日祈

弟雁冰 上 八月二十二日

茅盾這封信（篇幅所限，引用原信有刪節，下同）是茅盾在北京飯店216號房間寫的，阿英當時住在天津鎮南西道175號市政府招待所第10號房間。當時正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各方面都還在緊張熱烈籌備中間，參與籌備人員生活上都是居無定所，工作又是異常忙碌，所以茅盾能夠在百忙之中關心堂弟媳和堂妹的工作，體現了茅盾濃濃的人間情味。

茅盾的信剛剛發出，就收到阿英的十八日來信，阿英把自己在天津落實茅盾堂妹和堂弟媳的工作問題，向茅盾報告。所以茅盾在二十三日又給阿英寫信：

阿英兄：

今日寄出一信，旋即接奉十八日來函，欣悉一是，沈德淑及吳志復事，蒙兄及黃部長設法，感謝，謝謝。

……

今天文聯常委開會，亦就天津應成立文聯事有所討論，大家同意天津應當有文聯，就地領導。現在兄已籌劃就緒，聞之不勝快慰。文聯內部組織，現亦尚在籌劃中，匆復，并頌，

儷福

弟雁冰上 八月二十三日

孔德沚囑筆問候

但是，比較遺憾的是，我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與沈德溥、吳志復老師通信聯系多年，他們也給過我不少信，卻因為當年我沒有見到茅盾給阿英先生的這些信，請教起來常常不得要領，只是一些日常的問候，只知道吳志復后來是從事會計財務工作，沈德溥先生是從事經濟工作。現在看到了茅盾致阿英先生的信，而沈德溥、吳志復這兩位茅盾的堂弟、堂弟媳已經離開我們多年，再也無法了解當年更多的細節了。不過，僅僅從這茅盾的兩封信，也可以看到其可貴的人格魅力。他不忘為國家銀行事業獻身的凱叔，為其后人的就業操心，這看似是私事，其實是讓因公犧牲的銀行家凱叔在天之靈得到安慰的公事。

一個題外話，在我與茅盾家族后人的通信聯系中，不少人都提到他們在特殊時期，子女下放或者安排工作時，給茅盾寫信，請他出面給當地政府打個招呼，茅盾沒有答應過任何一家親戚的要求，認為年輕人應該自己努力、奮斗。

除了上面這兩封信，還有新見《茅盾全集》沒有收入的茅盾致阿英先生的一封半佚信。所謂“半”是指其中一封殘缺的信，見于錢榮毅先生編的《阿英友朋書信集》，這半封信的內容如下：

阿英兄：

（前五行文字手跡缺失）

《人民文學》定下下月初辦副刊，論文尚缺，除艾思奇、周揚兩兄各寫一文外，兄前允之撰寫關于工人文藝一文，何時能撥冗執筆，并盼于下月十號左右賜下，否則第一期的論文陣容就顯得太單薄了。匆復并頌

健康

弟 雁冰上

八月三十日

從阿英日記和茅盾這半封信的內容看，這封信應該是一九四九年所寫。阿英在日記里記載，八月二十七日給茅盾寫過信，八月三十一日的日記中，也記載收到茅盾的信。所以茅盾在三十日的信中有“匆復”字，說明是茅盾收到阿英二十七日信的回復；而阿英在八月三十一日收到茅盾的信，應該就是茅盾在八月三十日寫的這封信。還有，當時茅盾擔任《人民文學》主編，開始似乎是親力親為的，所以茅盾親自向阿英約稿，名正言順。阿英收到茅盾八月三十日的信以后，九月三日又收到《人民文學》的催稿信，他在這一天的日記中說：“收到《人民文學》催稿信。”（阿英日記》，第333頁）所以，綜合多方面考慮，這半封信的寫作時間，正如錢榮毅先生考證的，應該為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

新見的茅盾致阿英的另一封信，信的內容如下：

阿英同志：

蒙惠贈尊編《中法戰爭文學集》，謝謝。您這工作，嘉惠后學匪淺，甚為欽佩。尊恙近來如何？至念。近來我在半休狀態中，大概是神經衰弱，附奉新版舊作一冊，聊報厚貺，兼亦請指正也。

匆此順頌

健康

沈雁冰 四月三日

這封信連同茅盾的贈書，一并送交全國文聯阿英同志收。據錢榮毅先生考證，此信當寫于一九五八年，其中阿英先生的《中法戰爭文學集》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由中華書局出版，不久由阿英贈送給茅盾，在時間上十分契合。

以上茅盾致阿英先生的三封半信，都是《茅盾全集》沒有收入的佚信，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茅盾與阿英先生的交往和友誼，也可了解茅盾家族一鱗半爪的史料。

本文寫作得到錢榮毅先生和蕪湖圖書館賈慧老師的幫助，在此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