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松花江上》的旋律回蕩在天安門廣場，當楊靖宇支隊的戰旗在風中獵獵招展，歷史與當下在這一刻交匯。這深沉的歌聲不僅包含黑土地的苦難，更發出東北人民不屈的吶喊——“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此刻，我又想起了那個名叫果里的朝鮮少年——一個沒有祖國的孩子，一個在東北大地掙扎求生的流浪兒，一個飽受欺辱卻從未低頭的生命。他的遭遇，是千千萬萬東北人民在苦難中奮起抗爭的縮影。

“我是1936年，舒群在《文學》發表了他的《沒有祖國的孩子》認識他的……那時，通過白薇，周揚早已和舒群認識了，我記得《沒有祖國的孩子》就是由白薇轉給周揚，然后由周揚介紹給《文學》的。這篇東西發表以后，文學界反映相當強烈。”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山河跡憶——手稿里的抗戰中國”展覽中，展出了作家沙汀的手稿，真實地記錄了舒群和筆下的果里走上文壇的過程。

舒群《沒有祖國的孩子》誕生于民族危亡之際，白山黑水間的抗日烽火，將他手中的筆磨礪得如鋼刀般鋒利——他用充滿熱血的文字記錄下東北人民的頑強斗爭，如同他筆下的果里，最終將匕首刺向侵略者的心臟。

鑄旗之志：烽火淬煉下的革命之路

李書堂是舒群的第一個名字。1913年，他出生在黑龍江哈爾濱的一個貧苦家庭，靠父親做苦工度日。因家境貧寒，少年時他曾多次輟學，顛沛流離于阿城、一面坡和哈爾濱之間，曾用名李春陽、李旭東、李村哲。

1927年，輟學的舒群在兩個店鋪做學徒，因不堪打罵而辭工，混跡于野孩子群中。這時，他認識了一個名叫果里的朝鮮孩子，果里的爸爸是烈士，他是中東鐵路蘇聯子弟第十一中學的學生，也是《沒有祖國的孩子》中主人公的原型。在小說里，果里經由“我”的引薦才得以上學，實際上，正是在果里的推薦下，舒群認識了蘇聯女教師周云謝克列娃，這位女教師幫助舒群進入中東鐵路蘇聯子弟第十一中學，她也是舒群的小說《我的女教師》中蘇多瓦的原型。周云謝克列娃對舒群的關懷無微不至，她關心他的生活，幫他補習知識，給舒群講十月革命的故事，在這里，舒群得到了很好的啟蒙教育。舒群曾在《我的女教師》中這樣表達自己對她的感激：“在我的祖國，/我無故鄉，我無親人。/我只是一個人，一個身，/無人想念我，也無我想念的人。/我的女教師，/給了我一匹千里駒，讓我向天下奔馳。”然而，這樣美好的時光未能持續。第二年，像小說中的果里那樣，舒群被東省特區教育廳的督學查出，趕出了學校。輾轉求學中，他閱讀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積極參加反帝反日的游行示威斗爭。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在志同道合的朋友的鼓勵下，斗爭的火苗在舒群心中越燒越旺。

1931年，中共哈爾濱地下黨創辦哈爾濱市委第一份黨報《哈爾濱新報》，舒群在該報副刊《新潮》上發表詩歌散文，開啟了他的文學生涯。9月18日，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爆發，日寇的鐵蹄讓東北大地陷入苦難。面對國土淪喪、同胞哀號，年僅19歲的舒群毅然加入抗日義勇軍，將一腔熱血化作前行的腳步，以無畏青春迎接烽火淬煉。1932年3月，舒群參加第三國際中國組工作，同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年底，組織派他到洮南任情報站站長，負責情報搜集和傳遞。

在以身投入革命的同時，舒群還以筆為槍，在文字中發起斗爭。他化名“黑人”，在《國際協報》《哈爾濱商報》《大同報》副刊上發表了許多具有進步思想的詩歌、散文。他曾表示，起名“黑人”不僅因為是皮膚黝黑，還因為自己像黑人一樣生活在社會底層，心蓄抗爭之意。“黑人”不僅是筆名，更是他反抗的注腳——皮膚黝黑，身處底層，卻偏要以這黑暗為燃料，點燃抗爭的火焰。

展旗之作：黑暗牢籠里的不屈吶喊

“我們天天仍是希望把舊的旗子升起，哪怕這是一年，一月，一天……一刻也好。可是，我們總是失望。只有撲到儲藏室的玻璃上，看看丟在墻角下的舊旗子。”舒群在《沒有祖國的孩子》中借孩童之眼，道出了那個時代整個民族錐心的屈辱與執著的盼望。

寫下這些文字時，是1934年，舒群被囚于青島獄中，身陷囹圄，不見天日。那時的他為躲避追捕來到青島，卻遭奸細出賣入獄。在狹小潮濕的囚室之中，他將肉身的困頓與家國的悲憤熔鑄為墨，以筆為矛，在黑暗的時刻凜然張揚出一面精神的旗幟。

1935年春，舒群獲釋前往上海，租住在法租界的一處亭子間中，開始修改這部小說。稿件曾請人轉交魯迅未果，但被同住一樓的作家白薇發現，獲得了高度評價。白薇將這篇小說推薦給周揚，并請蘇靈揚協助舒群進行修改。在此期間，舒群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6年，《沒有祖國的孩子》發表在傅東華主編的《文學》雜志5月號上，這是他署名“舒群”的第一篇小說，也是他的代表作。

小說發表后引起很大的反響。周揚曾指出：“失去了土地，沒有祖國的人們，這種種的主題，在目前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最近露面的新進作家舒群，就是以他的健康而又樸素的風格，描寫了很少被人注意的亡國孩子的故事，和正在被侵略中的為我們所遺忘了蒙古同胞的生活和掙扎，而收到成功的新鮮的效果，成為我們的一個重要的期待。”周立波曾在《一九三六年小說創作回顧》中寫道：“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等，藝術的成就上和反映時代的深度上，都逾越了我們的文學的一般的水準。”作家草明則在《憶舒群》中評價道：“他那篇短篇小說寫得很有感情而又抑郁沉重，它雖寫的是當年失去祖國的朝鮮孩子，但充分道出淪為殖民地的苦難的東北人民的心聲，起到了推動抗日救亡的積極作用。它成為當年文壇上推崇的佳作。”

《沒有祖國的孩子》以東北淪陷為背景，刻畫了朝鮮少年果里在日寇壓迫下的悲慘遭遇和決絕反抗。果里為逃脫“豬一般的生活”流亡到中國，他在失去祖國后所遭受的凌辱，是全體被殖民者苦難的縮影，而他最終以弱小而決絕的姿態，將鋒利的刀刺向“魔鬼”的壯舉，則象征著被壓迫者最徹底、最英勇的反抗。這種反抗精神，如暗夜火種點燃了無數國人的救國激情。與此同時，舒群借蘇聯女教師之口，豎起了那面“被丟棄在墻角”的“祖國的旗幟”——“果里，你不能跟果里沙去的。將來在高麗的國土上插上你祖國的旗，那是高麗人的責任，那是你的責任！”在淪陷的東北大地插上中國的旗幟，又何嘗不是所有中國人的責任？這面旗幟超越實體，成為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至高象征。通過中國少年果瓦列夫對旗幟的深切眷戀，舒群深刻地警示同胞：絕不能失去自己的旗幟，要為祖國的旗幟永遠飄揚而戰。

舒群巧妙構思了中、朝、蘇三國少年的友誼，他們的命運因法西斯侵略而緊密相連，又在共同反抗中找到情感與道義的同盟，將不屈的吶喊升華為國際主義的悲壯共鳴，在更廣闊的視野下揭示了壓迫與反抗的普遍性。《沒有祖國的孩子》不僅以文學的形式記錄國土淪喪之痛，更以預言般的筆觸，為所有“失去了土地，沒有祖國的人們”指明方向：那便是以果里般的決絕，插起戰斗的旗幟，在不屈的吶喊中，奪回屬于自己民族和國家的光明。

揚旗之程：從滬上創作到延安耕耘

在《沒有祖國的孩子》發表后，舒群的創作進入旺盛期，他推出《老兵》《秘密的故事》《蕭苓》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說。這些作品延續其沉郁悲愴的風格，細致刻畫了從抗日士兵、地下工作者到普通民眾的多樣態抗爭圖景。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后，舒群以高漲的熱情投入抗戰，他不僅寫作，還做記者、編輯并參與許多組織工作。八一三事變后，黨指示上海著名作家和文化界人士撤退。舒群在撤退的過程中，以堅定的信念和極高的紀律性完成黨的各項工作。1937年9月，在林伯渠和周揚同志的指派下，舒群作為隨軍記者在八路軍總司令部工作，兼任朱德總司令的秘書，參加了著名的平型關戰役；1938年2月，在任弼時同志的指示下，舒群去武漢和丁玲同志共同創辦《戰地》雜志，這期間他身兼數職，與其他同志集體創作話劇《臺兒莊》《總動員》及報告文學集《西線隨征記》等，又在《抗戰文藝》《國民公論》《廣西日報》副刊等發表大量散文和小說。1939年，受戰事影響，《戰地》被迫停刊，舒群撤退至桂林，于1940年輾轉回到延安，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教員，并于次年擔任《解放日報》四版主編。

1942年春，舒群協助毛澤東同志籌備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在給舒群的信中寫道：“前日我們所談關于文藝諸方針問題，擬請代為搜集反面意見（各種各色），若有所得，請隨時示知為盼！”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后，舒群結合自身的實踐經歷撰寫《必須改造自己》的學習體會。他在文中提出，要打破知識分子小圈子，走出“作家的堡壘”，“面向工農兵”的寫作就是“要寫給他們讀，讀得懂，或是聽得懂，讀得高興，或是聽得高興，甚至非讀非聽不可。這是新文藝發展的必然道路，我們要走的必然道路”。這一時期的舒群并沒有拘泥于個人創作，而是用全身心的熱情為黨的革命事業培養大批青年作家、工農作家和文藝骨干力量。

“當邁進東北門檻的時候，我腳踩著東北土地，眼睛瞅著了東北景色，耳朵聽著了東北土音，鼻子吸著了東北的風土味，一句話說，我確實置身于東北的天地之間了。我十數年的流亡日子，總歸止于今年今月今日今時了。”抗日戰爭勝利后，舒群作為東北文工團團長回到故鄉，寫下了這篇《歸來人》。此番歸來，不再是漂泊無根的流亡者，而是用戰斗洗凈屈辱、用勝利贏得尊嚴的守護者，是祖國旗幟之下光明燦爛的勝利者。如今，這招展的紅旗是前輩以鮮血染就的信念，是民族尊嚴永不褪色的象征，更是我們必須用整個生命去捍衛的時代誓言！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