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臧克家擁有不容忽略的席位。魯迅逝世已近90年，追懷“民族魂”魯迅的詩歌難以計數，但傳頌最廣的當數臧克家的《有的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若要從文學中去認識中華民族的悲壯抗戰和浴火重生，非閱讀臧克家的抗戰文學不可。臧克家的現實主義創作深深植根于社會生活，從社會現實、民族傳統與人民力量中汲取創作養分，因而獲得了穿云裂石般的穿透力。

關注農民的命運

臧克家在魯東南鄉土氛圍中長大成人，農村的境況、農民的命運與他敏感的心靈結下了不解之緣。當他以《靜默在晚林中》（1929）初涉詩壇時，試圖在“云影山光”中描繪“藝術之宮”，意象高蹈繁復，感情色調秾麗，新月派和象征派影響的痕跡明顯，恐怕他當時就已經意識到矯揉造作之難以持久，以致后來許多年都記不起這篇處女作。

進入20世紀30年代，詩人從農村到青島讀書，鄉愁涌上心頭，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之后，民族危機與底層苦難疊壓在詩人心頭，他的視野逐漸從縹緲的虛空回到眼前的大地，將底層社會的日常生活場景納入眼簾，詩歌語調變得凝重起來。他同情城市貧民的饑寒交迫，描寫“青春不見開花”的“撿煤球的姑娘”、含辛茹苦為了孩子而“補破爛的女人”、拉風箱的“當爐女”、在冷風中凍得發抖但仍要拾落葉的姑娘、在寒風中亂跑且自語的可憐的“老頭兒”、咀嚼著人間不幸與人生苦汁在風雨中等活的洋車夫、香風眼波遮蔽著悲苦孤獨的“神女”等，但是，他最為關切的還是農村現狀與農民命運。《難民》反映出經濟凋敝、救濟逃荒者的傳統美德難以承傳的農村現狀，《老哥哥》描寫一位因“已經老得沒用了”的雇工被東家趕走不知將流落何方的凄苦故事，《到都市去》表達出對去都市尋找生計的農村青年命運的擔憂，《逃荒》讀報載“二百萬難民忍痛出關”消息而感慨“大好田園災難當了家”，“在這樣寥廓的碧落下，/卻沒寸地容我們立腳”，《元宵》描寫離人的憂愁：“遙想枯瘠的鄉村，/多少兒童/手把住大門，/望穿了一條黑巷，/大人合起感傷的眼睛，/一片榮華在臉前浮蕩。”《答客問》要告訴客人鄉村的真相：“一條身子逐著日月轉，/到頭來，三條腸子空著一條半”，“憑著五谷換不出錢來，/不是鬧兵就是鬧水災，/太陽一落就來了心驚，/頭側在枕上直聽到五更，/饑荒像一陣暴烈的雨點，/打得人心抬不起頭來，/頭頂的天空一樣是發青，/然而鄉村卻失掉了平靜！”《新年》在今昔過年場景的強烈對比中，凸顯“今年的年頭百事反常”、“老女人的祝辭上全沒了信心，/小孩子的手頭再不是那樣大方”，大人們發出“悠長的嗟嘆”,“大家用一臉愁對著元旦”。“村夜恐怖不敢眠”，只好以太平年月“場園上的夏晚”的回想聊作慰安。《賣孩子》寫為娘者為了孩子能夠活命而忍痛賣子，《自己的寫照》寫“我看見窮苦的莊稼漢/在地獄里滾著油鍋，/一只無形的大手/扼死了他們的生命線。/弱者的脂膏/潤紅了強者的雙腮，/五千年來的農村/表演了第一次的大破產！”水災、旱魃、兵禍、外患、權勢者的盤剝，吞噬著千千萬萬個無辜者。天火在燃燒，地下的熔巖在奔騰，為了生存，就要反抗，《要活》寫道：“生死推到了眼前，/憑你自己去做主：/時間咆哮得要炸，/快，快說出你最后的一句話！”《投生》宣告：“大時代的呼吸，/吹碎了天下人的家鄉；/拒絕了你的舊情，/它正向暴風雨中投生！”

臧克家走上詩壇之際，正值土地革命時期，他雖然身在山東，但敏銳地感受到時代的動蕩，表現出他所了解的山東農村的破產，洞悉到“天火”終將引爆底層社會地下奔騰的巖漿。他的創作與葉紫、蒲風等上海左翼作家同調，反映出社會矛盾及其必然趨勢。從師范學校到黃埔軍校，再到大學本科的系統學習與從教從戎等社會歷練，使得臧克家詩歌在長于敘事性描寫中滲透著對時代感的孜孜追求，因而畫面感十足，富于表現力和感染力。這一嶄露頭角的創作個性，而后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舉凡現當代歷史上的重要節點、社會文化的標志性征候，都在其創作中留下印痕。

為抗戰鐫刻歷史豐碑

中國人民以14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終于贏得了近代以來中國反侵略戰爭的第一次全面勝利。對于這場關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戰爭，敏感的詩人怎么會無動于衷？厚重的齊魯大地、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和祖父與父親都曾參加辛亥革命的家族傳統，賦予臧克家濃烈的家國情懷。盧溝橋事變之前，他就有多篇作品表現抗日意緒：《戰神已在候著你》（1931年）、《中原的胳膀》（1935年10月6日作），透露出國土“生生地被割去了這一條胳膀”的悲傷與收復失地、捍衛民族“五千年的光榮”的熱望；1936年11月18日作《肉的長城》，引入《義勇軍進行曲》的意象，謳歌取得百靈廟大捷的綏東抗戰將士“好男兒/給祖國打起了肉的長城”。全面抗戰爆發后，臧克家以英勇無畏的戰士姿態在正面戰場堅持4年半之久，即使因時勢所迫轉赴陪都重慶，也始終與民族解放事業脈息相通，其抗戰文學創作量之大、時代感之強、創新性之突出，在抗戰時期的作家中頗具代表性。

當抗戰前線發出召喚，臧克家毫不猶豫地重新穿上戎裝，奔赴第五戰區。1938年4月8日至15日，臧克家應第五戰區李宗仁司令長官之邀，不顧臺兒莊戰場硝煙未盡，敵機每日前來轟炸的危險，三進三出，對血戰臺兒莊的主力部隊——第五戰區三十軍的三十一師、二十七師、三十師等進行了實地采訪，會見了孫連仲、池峰城、張華堂、黃樵松等將領。在抗日將士高昂士氣的感染下，他從采訪到寫作只用了十幾天便完成了長達5萬多字的報告文學《津浦北線血戰記》，5月初由生活書店初版，9月再版。臺兒莊大捷是正面戰場第一次令國人揚眉吐氣的勝利，不少作家、記者深入戰地采訪，王西彥、范長江等均有可圈可點的戰地紀實作品，但《津浦北線血戰記》規模最大，內容也最為豐富，既有關于津浦北線會戰之戰略地位的宏觀分析，也有對臺兒莊大捷有力回擊“惟武器論者”與“民族失敗主義者”之重要意義的充分肯定。作品更以大量細節描敘戰役的方方面面：高級將領運籌帷幄并親赴前線，師長在火線上指揮，官兵殊死搏殺、犧牲慘烈，前方浴血奮戰，后方踴躍支前，軍民齊心協力，前后方呼應靈活；日軍殘忍至極，退卻時縱火，見人就殺，尤其是殘殺婦女……《津浦北線血戰記》結構之宏大，篇幅之長，不僅在臺兒莊題材中堪稱翹楚，而且在抗戰時期戰役報告文學中亦首屈一指。這部作品為民族揚威，也使得李宗仁聲名大振，以至于先前不大看得起文化人的高級將領一時間紛紛表示歡迎文化人到部隊去。李宗仁功高震主，國民政府最高當局限制了《津浦北線血戰記》的印行。

而后，臧克家先后擔任第五戰區戰時文化工作團團長、第五戰區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秘書，第三十一集團軍參議等職，與姚雪垠、于黑丁、孫陵、田濤等一道深入前線部隊，從事抗戰宣傳。在戰場穿行，危險無處不在，在臺兒莊戰地采訪時，前來報復的日軍轟炸機投下的炸彈就在幾米之外爆炸。1939年5月，臧克家參加了隨棗會戰。后來，他在《筆部隊在隨棗前線》一文中追述了前線生活，其緊張與危險從中可見一斑：“敵人就在前面的山頭上，山上的寨子清清楚楚地描給人一個影子。借了夜的掩護，我到了團部、營部、連部，一步一步爬上森林寺的第一線，心，也隨著一弦一弦地扣緊了。半山腰里就是敵人，雞鳴犬吠的聲音送了過來。”翌日晨與鐘毅師長握別，后來鐘師長派馬來接。“到了棗陽，還沒坐定，敵人就到了，四下里是槍炮，火光，人群。通過襄樊的大路被切斷了，我們撕下了符號，奪路到河南，盤過了山，到了五戰區的最后面——均縣。連著爬跑了八天兩夜，敵人一直追我們到鄧縣附近三十里。什么都丟了，詩稿也在內。破了幾天的功夫，又把它默寫出來，這就是那篇《走向火線》。”正是由于有了以身報國的無畏精神與血火交并的前線體驗，臧克家在《津浦北線血戰記》之后又寫出《隨棗行》《淮上三千里》等戰地散文和一批小說。

作為以詩歌享譽文壇的詩人，臧克家表現抗戰的詩歌更多，從1938年6月到1945年6月，結集出版的抗戰詩歌就有12部之多。抗戰時期，詩歌創作呈井噴狀態、創作量突出的詩人有兩位，一位是臧克家，另一位是艾青。兩位杰出詩人在詩歌文體與風格上各有千秋，艾青雖然也有《他死在第二次》《吹號者》《雪里鉆》等優秀的敘事詩，但更為知名的是《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我愛這土地》等抒情詩；而臧克家雖然也有《兵車行》《春鳥》等著名的抒情詩，但其敘事詩的數量顯然更多，建樹也更為突出。如果把艾青稱為民族解放時代的吹號者，那么臧克家則可以說是為抗戰鐫刻歷史豐碑的藝術家。

在臧克家的詩歌畫卷中，《韓團長的腿》《大刀的故事》《國旗飄在鴉雀尖》等作品，真實地再現出前線將士以生命捍衛國土、以鮮血書寫榮譽的拼死搏殺，由衷地贊美了中國軍人的愛國激情與犧牲精神。《詩頌張自忠》為老舍四幕話劇《張自忠》的幕前詩，歌頌了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帶兵的威嚴與愛兵、愛百姓的慈祥，表現出張自忠以對國家的忠貞粉碎了惡毒的謠言，以悲壯的犧牲雪洗了恥辱：“他用死完成了自己，/死里有新生。”范筑先是臧克家故鄉的又一位抗戰英雄，詩人為之深深感動且倍感自豪。《古樹的花朵》描敘了范筑先將軍抗韓復榘之命、不渡黃河、回師聊城，由半個營發展到數萬大軍，開辟囊括20幾個縣的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的發展歷程，刻畫出他俠肝義膽、堅忍不拔的性格。范筑先壯烈殉國，夜空升起一顆永遠不落的將星。“一家的紅血，/化一道長虹，/耀眼放亮地/掛在歷史的天空。”《感情的野馬》則描寫戰斗間隙中軍部高級將領朦朧感情的輕柔漣漪，情動于中，止乎于禮，風輕云淡時悄然萌發，戰云壓頂時頓然終止，詩人對戰地感情生活的波動，把握得準確細膩，刻畫得生動傳神，絲毫沒有做作頹廢之氣，反而真實可信，惹人同情。作品既勇于直面戰爭中人之豐富的感情世界，又表現出戰火對人性的洗禮。

普通官兵同樣是臧克家作品的主角。《從冬到春——尖山之戰的故事》的主人公展慶福，在奪取尖山的戰斗中，40人上山，僅7人生還，展慶福受傷被俘。敵人給他治傷，放他出來做偵探，縱使不做偵探，至少也是“皇軍”的宣傳員。可是，展慶福仍舊回到部隊抗日，向師長揭露了日軍的陰謀，得到師長的信任。更多的戰士，是無名英雄。埋葬著蒙城戰役四千官兵與百姓的烈士冢，他們多數都沒有留下姓名；《烈士墓旁》述說在平昌關戰役中我軍擋住了三千敵騎，六十一位英雄犧牲，然而，烈士的英魂眷戀著戰友，希冀著最后的勝利：“死后的骨/葬埋在戰場，/聽淮河吼叫，/聽老鴉山頭的炮響，/望著眼前的戰友們/在陣地上出入，/地下的靈魂/要沖破墳頭的黃土。”

戰爭波詭云譎，戰區紛紜復雜。臧克家注意到“事偽”里面的復雜性。敘事詩《向祖國》描敘了彭守成部的變遷：由最初害怕、躲避戰爭的農民，到組建“人民自衛軍”奮起抗日，再到出于不得已，一度變成“皇協軍”，然而“身在曹營心在漢”，最后，三千弟兄終于回到了國家與民族的懷抱。詩篇在敘寫這一演變過程時，刻畫了其代表人物彭守成曲折的心路歷程。《敵人陷在泥淖里》則反映出正面戰場部隊的可喜變化：“戰爭的教訓是偉大的呵，/去年動搖的將軍，/今年在火線上/領導著士兵去沖鋒，/青年人爭著上戰地，/把參加戰斗認作光榮。”抗戰是培養人民大眾之國家意識的沃土、鍛煉民族精神的熔爐，《和馱馬一起上前線》的主人公陳海清本來是討厭軍隊拉夫的質樸農民，可是當國家需要他獻出心愛的馱馬時，他義不容辭地奉獻出自家的4匹健馬，當心愛的馱馬相繼為國家流盡最后一滴血之后，“他和他的長工/告別了馱馬隊，當了戰斗兵”。父親在前方冒著生命危險，承受著接連失去愛馬的巨大創痛，但他寫家信說“我很好，馱馬也結實”。兒子來信說：“家里一切都很安好，/爸爸在前線放寬心。/有兩件事他沒寫在紙上：/老祖母死了，家里很窮困。”父子默契，為了讓親人寬心，獨自忍受著艱難困苦。正是在這種壓抑中，民眾的國家意識、犧牲精神與堅忍的生活態度才表現得淋漓盡致、感人肺腑。《鋤頭與槍桿》里的農人視麥子如孩子，但還是慷慨地送給國家作軍麥。《走向火線》吟唱道：“將士流血，/百姓流汗，/擔架壓上/民眾的雙肩，/拿這事實/做個例證，軍民合作/不是句花言。”“他們信賴自己的軍隊，/他們全把敵人看扁，家鄉雖然枕著戰場，/敵人仿佛遠在天邊。/火線上/有抬不完的傷兵，/他們有/磨不薄的雙肩，/乘著夜色，/穿過山徑，/我們的弟兄/夜夜摸敵營，/老百姓自愿夾在中間，/三槍兩槍打著好玩。”詩人通過農民境界的大幅提升表現出抗日戰爭之人民戰爭的性質及其偉力。

自1939年起，國民黨當局頒布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等一系列文件，逐次掀起反共高潮。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國共關系愈加緊張。臧克家投身戰場，衷心報國，卻屢屢受挫，倍感寒心，在行將離開前方之際，他寫下《春鳥》，寄托強烈的憤懣：詩人想如春鳥一樣自由歌唱，“但是，我的喉頭上鎖著鏈子，/我的嗓子在痛苦地發癢”。《春鳥》折射出國民黨當局破壞統一戰線是不得民心的倒行逆施，到重慶之后，臧克家還寫了一批揭露與抨擊政府當局政略舛誤、吏治腐敗的作品，如《生活的型》諷刺大后方的做戲與惰性，《大雪后》以“被摧殘的病兵”批評醫政的弊端，《側起耳朵，瞪著眼睛》則驚詫于貴州守軍敗退怎么如此迅捷，這類作品揭示出時代的陰暗面以及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失卻民心的必然趨勢。

臧克家以其質實鐵硬的寫實功夫，加之以詩人的激情、靈性與文筆，把官與兵、軍與民、我與敵刻畫得栩栩如生，把戰場上的方方面面描寫得真真切切，讓人聞得見濃烈嗆人的硝煙，觸得到戰爭殘酷的冰冷，體味得出作家的熾熱情懷。

抗戰詩歌的審美建樹

在以文學為抗戰鐫刻歷史豐碑的同時，臧克家不僅實現了個人藝術上的拓展與創新，而且實證了抗戰文學并非“多是抗戰少見文學”，審美并非凋零與倒退，而是突變與飛躍。這里且不探討其《津浦北線血戰記》的結構與細節描寫及《我的詩生活》的詩性散文，只是談其詩歌的不凡貢獻。

臧克家以別具一格的抒情詩登上詩壇，其抒情詩少有空洞的呼喊與極端的表達，而是善于設計對話——抒情主人公與詩中人物對話、與賦予性靈的景物對話、抒情主人公內心世界的自我對話、詩中人物之間的對話。全面抗戰爆發之后，詩中雖然也有激情的直接宣泄，但并未因戰爭而變成清一色的粗糲與直白，而是基本保持了原有抒情風格，對話特征得到發揚光大。其詩在沉實、遒勁、凝練之外，又增添了一點輕靈、清朗與舒展。如《我們要抗戰》是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對話，一方面歡呼期待已久的抗戰終于到來，因為它可以雪洗多年來國土被鯨吞蠶食的恥辱；另一方面吟唱：“誰不喜歡鄉村的靜景？/誰不愛自己溫暖的家庭？”歡呼戰爭的到來與留戀和憧憬和平生活，是詩人心靈的兩種話語，二者相依相生，歡呼戰爭的到來正是為了結束以喪權辱國的屈辱為代價的虛假和平，換取人民安居樂業的真正和平。正是在如此強烈的對比中，戰歌才顯得高亢而深沉。《回來吧，我的弟兄！——召偽軍》則通篇以同偽軍群體的對話來結構。對于為生計所迫，或被長官脅迫，或受騙上當誤入歧途的偽軍，詩人沒有一般性的道德貶抑或政治批判，而是待之以熱切的勸慰。對話體賦予這一題材以特有的親切感與感召力，拓展了抗戰抒情詩的表現空間。

臧克家長于刻畫意象、營造意境，因而詩作表現出質實、凝練與充滿張力的藝術特征，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大別山》描寫山勢的險峻出之以奇崛的意象，贊美大別山的美麗借助于清秀的景物與飄逸的聯想：交織著險峻與美麗的大別山，養育出堅忍和勇武的人民，歷史閃爍著土地革命的“紅光”，現實布下了侵略者的陷阱，大別山在詩人筆下顯出了英姿，見出了性格。“大別山的石永不會爛，/看看誰能夠熬得時間。”詩的結尾傳達出持久戰的意蘊。這首114行的抒情詩1938年8月于商城寫起，1939年4月于樊城完成，歷時8個月，大別山的戰地體驗奠定了生活基礎，詩人的古典詩詞造詣，富于提煉、構象與聯想的藝術創造性與堅韌的煉字煉句功夫，使之成為一篇抒情詩力作。

臧克家的敘事詩成就更為突出。短篇敘事詩好似一幅幅詩性特寫，如《國旗飄在鴉雀尖》在間不容發的緊張氣氛中，凸顯出將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犧牲精神與指揮方略。詩篇有戰事的敘述，有戰場的描寫，有師、團長之間的對話，也有增派援兵的懸念——先說兩個鐘頭把援兵送到你的跟前，屆時送去的卻是一面國旗與一篇悲壯的祭文，而到最后關頭，還是派去了師長身邊最后的10名決死隊員，情節起伏跌宕，氣氛令人幾近窒息，最后在從容地聽候電話中收尾，正所謂挽狂瀾于既倒，收到了絕佳的敘事效果。有的敘事詩重在刻畫人物，如《韓團長的腿》好似素描，寥寥幾筆勾勒出人物的英雄肖像。

長篇敘事詩則猶如一卷卷詩性長軸，有戰場巡禮、英雄頌歌、戰地愛情、偽軍反正等，而且在敘事詩的文體與表現形式上做出了大膽的嘗試與精心的營構。從文體類型而言，可以分為：英雄史詩、心曲長調、連環敘事詩。《古樹的花朵》（原名《范筑先》）一氣呵成，長達5000行，是全面抗戰以來著名的英雄史詩。這部長詩不僅背景宏闊，情節波瀾起伏，性格栩栩如生，而且寫法上一改詩人素來謹嚴的用詞與韻律，而是筆法跌宕多姿，用了大量的排比、復沓，呈現出恢廓而綿密的風格。心曲長調如《他打仗去了》情節峰回路轉，感情真摯動人；《感情的野馬》音韻清麗婉轉，意象豐富而自然，煉字煉句頗見功力。如寫一條白地黑字的“榮譽軍人招待所”的標志，先說“風的手/扯弄得它呼呼叫”，緊接著說“像無數小口/呼喚著榮譽軍人到這兒來洗創敷藥”，比喻何等自然得體。再如寫抱吟河邊初見文曼魂：“他的心恰像眼前水車的齒輪。/他看見，/波紋偷去了她的身影，/他聽見，/水浪學著她的歌聲，/太陽在天上為她逗留，/青山模仿著她的堅貞。”“偷”字的推敲功夫，正是《烙印》的繼承與發展，而絕非拋棄與后退。連環敘事詩《走向火線》如環環相扣的珍珠項鏈，結構收放自由，流暢舒展，其中具體環節不乏生動的情節、完整的紀事。藝術手法有質樸無華的白描、夾敘夾議的鋪展，也有敘事與抒情的融合、自然或超拔的象征。臧克家以多彩的筆墨展開了抗日戰爭的宏大畫卷，以豐富的細節呈現出真實的戰場氛圍，帶領讀者走進歷史現場，體驗與感悟那硝煙彌漫的戰爭風云、血色悲壯。

臧克家不僅是把握農村與農民脈搏的鄉土詩人，也是鐫刻歷史豐碑的抗戰詩人。他與時代同頻共振，時代的歌聲必定刻入歷史的年輪，他與人民息息相通，人民的心中總會記著自家的詩人。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