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3日至14日，全球婦女峰會在北京舉行。習近平總書記在全球婦女峰會開幕式的主旨講話中指出：“中國堅持將婦女事業融入中國式現代化宏闊實踐。經過多年努力，中國婦女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1995年9月4日至15日，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提出了擲地有聲的“婦女權利即人權”理念，大會通過的《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成為指導全球婦女事業的綱領性文件。30年后的今天，北京世婦會的愿景依舊在全球婦女峰會賡續，女性相關議題越來越被全世界關注。“行之茍有恒，久久自芬芳”，北京世婦會精神不斷被回顧和紀念，每一次女性群體的發聲，每一屆婦女會議的召開，都在積極倡導女性權益，推動社會對女性群體的正視與認可，促進女性全面發展。新時代中國少數民族女性不論是在科學研究、文學創作還是大眾傳媒領域，都在持續發聲，不斷綻放出屬于新時代女性的獨特光芒。

從“被書寫”到“自主書寫”的轉變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少數民族女性的文學創作，經歷了萌芽、覺醒、成熟三個階段，實現了從“被書寫”到“自主書寫”的轉變。新中國改變了中國少數民族女性的傳統地位，賦予她們從未有過的歷史機遇。生活在祖國各地的少數民族女性作家開始意識到，這廣闊的世間存在著無數與自己經歷相似的另一個“自己”，她們雖然存在地域、民族、性格、職業、學歷上的差異，但在多元一體的大背景下，民族的、女性的、藝術的表達破土而生，綻放出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創作的絢爛之花。

少數民族女性作家在小說界驚艷亮相之初，就具有濃郁的“自主書寫”意識。彝族女作家李納的短篇小說《姑母》《女婿》《婚禮》，自然質樸，簡明流暢，女主人公哪怕失去生活依靠、被男人拋棄，依舊沒有自我沉淪，而是在樂觀中重塑自己的人格與精神。這種獨立人格是李納寄托于婦女身上的女性意識，她塑造的是毅然決然投身革命的女性形象。藏族女作家益希卓瑪1981年出版了長篇小說《清晨》，沉靜敏銳地書寫她深愛的祖國和家鄉發生的巨大變化，被稱為“為當代藏族文學史打開了清晨般嶄新的一頁”。佤族女作家董秀英的處女作《木鼓聲聲》被譽為“佤族文藝寫作敲響的第一聲木鼓”，終結了佤族沒有書面文學的歷史。朝鮮族女作家許連順聚焦女性生存境遇，通過描寫女性在婚姻、家庭、工作中的處境，展現改革開放時代背景下朝鮮族女性群體的心靈變遷。這一時期的女性角色，更多展現出敢于反抗舊傳統糟粕的革命精神。

通過“自主書寫”的敘事策略，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創作展現了女性社會地位的穩步提升，文學創作與社會思潮同步萌芽并緊密相連，賦予女性話語權。這一時期的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創作，在主題思想和藝術風格等方面，清晰可見對民間文學的自覺傳承和逐漸由民間文學向專業創作轉化的軌跡，開始展示出獨特的女性視角。

對女性自我生命存在意義的追問

當人類文明發展進入快速軌道，逐步邁進信息生產、知識生產與智能生產的全新時代，這一階段的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創作，受家國意識、民族精神、女性思潮及個人經歷的影響，開始追問女性自我生命存在的意義，思索自我與廣闊社會間的關聯方式，彰顯出強大的內省能量。中國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創作者井噴式涌現，參與到創作、譯介、出版等各項文學生產活動中，女性文學作家作品不斷亮相，在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及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等國家級獎項評選中頻頻入圍。這些作品涉獵的題材廣泛，表明中國少數民族女性作家正在喚醒自我的內在意識，通往女性心靈的精神本源。女性對生存本質的思考，以其獨特、細膩且深厚的敘事力量，獲得了讀者認同。

滿族女作家葉廣芩的中篇小說《夢也何曾到謝橋》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鮮明的京味兒語言特色，家族敘事平靜克制、哀而不傷，既有對糟粕文化的批判，也顯現出對傳統文化沒落的嘆惋。滿族女作家娜夜的詩集《娜夜詩選》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其詩句蒼茫、憂郁、節制，以豐富的想象力抒發愛、憂郁與贊美，具有女性詩人鮮明的細致和敏感。回族女作家馬金蓮憑借短篇小說《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她善用散文的筆調運轉生活細流，堅持用質樸的文字表達真摯的情感，捕捉西北鄉村最廣大普通人群的生存圖景，溫和地構建鄉村生活，呼喚自然與溫暖，文字中始終洋溢著實在的生活溫度。

這時期的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創作，無論是在作品數量上，還是在思想藝術深度上，都實現了蓬勃發展。她們不斷確認女性的主體性，對母女關系、男女關系和女性關系也進行了更為深入的辯證書寫，同時展現出時代進程下宏大的歷史敘事。女作家們的書寫始終彰顯著對人性至善的堅守，努力尋求真正理解女性的精神世界，在女性形象的豐富性、復雜性和深刻性方面不斷進行創新。

個人話語、民族話語、國家話語的交融性敘事

新時代文化呈現出多元融合與價值重塑的發展特色，既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又在全球化與數字化浪潮中不斷構建具有當代中國特色的文化認同。截至2025年，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已評選十三屆。新時代的“駿馬獎”作品，在個人、民族與國家話語相融合的新文本秩序中，呈現出明顯的承續與轉型：寫作由單向度線性敘事轉向多向度的空間性交融敘事；女性文學創作從自我的個人記憶轉向更為遼闊的土地和生活、歷史與時代。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以其獨特的創作優勢，塑造了涵蓋不同語言、民族、職業、文化背景與生命經歷的女性形象譜系，以豐美、深摯的文字書寫這個偉大的時代。

在“駿馬獎”獲獎作品中，我們看到藏族女作家梅卓的《神授·魔嶺記》、彝族女作家馮良的《西南邊》、朝鮮族女作家許連順的《舞動的木偶》、佤族女作家伊蒙紅木的《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報告》、仡佬族女作家王華的《海雀，海雀》、白族女作家馮娜的《無數燈火選中的夜》、彝族女作家阿微木依蘿的《檐上的月亮》、畬族女作家朝顏的《陪審員手記》、苗族女作家張雪云的《“海牛”號》、壯族女作家黃芳的《落下來》、藏族女作家那薩的《留在紙上的心》、蒙古族女作家娜仁高娃的《馱著魂靈的馬》……像一串串高貴、優雅、圓潤的珍珠，串聯起多民族女作家筆下多彩的生活寫照。維吾爾族女作家阿舍的長篇小說《阿娜河畔》以20世紀中葉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墾荒事業為敘事主線，描摹了個體命運在時代洪流中的沉浮，再現了“荒漠變綠洲”的壯闊圖景。藏族女作家尼瑪潘多的《在高原》所講述的“西藏故事”，將各民族日常生活中的真摯交往融入個人話語、民族話語與國家話語的交織之中。她們的作品既承載著特定的民族文化基因，又折射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會階層女性的真實生存狀態。她們的創作不再局限于個人話語，而是將民族話語與國家話語相融合，并通過家史、民族史與國家史的并行敘述，將民族交流與時代變遷的歷史脈絡緊密交織。

以往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創作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差異性特征比較突出，而整體性、復合性、融通性不足。新時代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創作從歷史文化、地理空間、人文傳統和生態語境的綜合性美學視角，彌合地方話語和國家話語，呈現出彼此之間層累與呼應的密切相關性。這些作品記錄新時代背景下故鄉正在發生的歷史性變革，記錄新農村女性在發展變遷過程中的真實心理與新鄉村的立體內核，展現中國式現代化新女性故事和新鄉村故事，進一步凸顯少數民族女性作家在創作中的文化自覺。在可見的豐盈與可感的遼闊中，女作家們呈現出創作的新視角、新話語、新坐標。新時代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創作以其獨特的語言風格和表達方式，為中國文學整體格局提供了豐富的樣本。

不論是全球婦女發展史還是中國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創作發展史，都時刻在印證著女性話語空間的開拓和豐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聲音被關注，并被納入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話語體系中。女性故事得以被廣泛看見，女性表達空間被不斷拓寬，多民族女性文學與新時代同頻共振，正在經歷一場深刻而全面的轉型。在今天，女性的自我書寫和女性的共同體意識，成為中國文學的重要力量。關于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創作的內涵、流變及其如何與不同空間地域下的民族文學構成或隱或現的親緣關系，共同形成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多元共生、互動循環的有機生態系統，我們的研究還任重而道遠。在萬物生長的當今時代，女性敘事遠未結束，她們將繼續書寫新時代中國多民族女性文學的精彩華章。

（作者楊霞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金真慧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