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興能夠來到上海，來到巨鹿路675號這座有著悠久歷史的老洋房。看著這里的愛神花園、旋轉樓梯和歷任作協主席的相框，觸景生情。這是一座有故事的房子，曾經進進出出、來來往往的文學先輩，是一個個生動鮮活的生命個體，他們活潑地來過，又飄然地離去，回想這一切的流逝，感念萬千。

我祖父與巨鹿路675號的淵源可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1949年5月，穿慣了西裝和長衫的他，換上了戎裝，作為軍管會的重要成員迎接上海解放，負責接管文化工作。作家、戲劇家和電影家等的多重身份，使他在上海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面，全面布局，在力保上海文化賡續傳承的同時，也順利地跟上并引領新中國文化建設的步伐。時過境遷，七十多年后，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對上海文化的深刻影響，他當年的深耕細作仍然體現在文化發展的諸多細節中。

我祖父的朋友圈里，上海的老友是最重要的一個群體，他們之間有著永不失聯的深情厚誼。譬如他與巴老的感情是眾所周知的，巴金先生兩赴朝鮮完成的中篇小說《團圓》，是經我祖父的提議，由長春電影制片廠改編成電影的，我祖父時任文化部副部長，主管電影，這部電影就是1965年元旦上映、轟動一時的《英雄兒女》，著名的《英雄贊歌》正是這部影片的插曲。1962年，我祖父為香港鳳凰影業公司改編了巴金的小說《憩園》，是為主演夏夢量身定制的，夏夢很喜愛巴金的作品，所以我祖父也認為由夏夢出演萬昭華這個角色是非常合適的。影片完成是在1964年，特殊的年份，影片沒有公映，我祖父沒有上名，也沒有觀看。等到1981年，香港電影學者林年同先生，將已改名為《故園春夢》的劇本復印件交給我祖父時，他感慨地說：“正像找到了一個被我遺棄了多年的孤兒。”

巴老身邊的工作人員陸正偉先生曾在《四見夏公》這篇文章中記述了1987年10月的一天，我祖父來到巨鹿路675號的情景：“聽說首任主席夏公要來作協會老友的消息后，我既興奮又緊張，……午后，我早早等候在東廳門口了。沒想到，夏公與我一樣也是個‘急性子’，他比約定時間提前了半小時到作協，然后拄著手杖緩步朝東廳走，在沙發前把手杖往邊上一靠，獨自坐下來，習慣地雙手交叉作抱貓狀，抽著煙。我見他熟門熟路的模樣，想起他當年的秘書李子云的話——她說，夏公兼華東作協主席時，在東廳擺了個‘測字攤’，每星期固定一個晚上接待來訪人員，征求對文藝界的意見和建議，廣受大家好評。那天，夏公和我說了些什么，已想不起來了，只記得他自語道：‘沒變，還是老樣子。’沒過多久，老作家師陀、吳強、柯靈、于伶、王西彥、茹志鵑、辛笛、陳伯吹先后走進東廳。夏公與他們一一握手，口中報著名字。寒暄過后，大家圍坐一起拉家常似的談文學、敘舊情、憶故友。”

這段回憶中，有幾個關鍵的細節，“提前了半個小時”“熟門熟路的模樣”，還有被多次提及的“東廳”，“他自語道：‘沒變，還是老樣子。’”我祖父在上海幾十年的經歷，留下來許許多多痕跡，巨鹿路675號無疑是重要的一筆，我想，這是他會選擇故地重訪的地方，在這里與老友們敘舊。

因此，我要特別感謝上海作協黨組，感謝本次會議的籌備團隊，是你們的熱情和努力，使這次紀念會得以在我祖父工作過的地方圓滿召開，讓我們回到歷史的現場，感受歷史的溫度，一起來懷念我的祖父。

今年，是“左聯”成立95周年，是中國電影誕生120周年，是《義勇軍進行曲》誕生90周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同時也是我祖父誕辰125周年和逝世30周年。我祖父的一生與二十世紀各個重大歷史時間節點交織在一起。

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他從東京回到上海，5月底在北四川路海寧路的一家煙紙店樓上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0年3月2日，“左聯”在虹口成立，大會推定魯迅、錢杏邨、沈端先（即夏衍）為主席團成員，而后他又被大會選為包括魯迅在內的七人執行委員；1933年，以我祖父為組長的中共“電影小組”成立，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翼電影運動開始參與并逐步掌握中國電影的領導權；1935年，隨著電影《風云兒女》的公映，《義勇軍進行曲》誕生，日后成為國歌，我祖父是這一偉大事件中的創作者、組織者、參與者和親歷者；1937年，他在上海，與郭沫若先生創辦了國共合作的《救亡日報》，抗戰勝利后，作為在文化抗戰中戰斗在一線最驍勇善戰的一員，我祖父從重慶回到了上海，那一年他45歲。

當年從日本歸國的沈乃熙，成了左翼文化運動的沈端先，而上海大革命的風暴，又使沈端先淬煉成為夏衍。他在上海完成了創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三部作品：《包身工》《賽金花》《上海屋檐下》。我一直認為，上海之于夏衍，如同紹興之于魯迅，北平之于老舍。

今天，我們在這里探討他留下的精神遺產及多重價值，仍然意義非凡。對于如煙往事的解釋，有兩種，一種是漸行漸遠，一種是歷久彌新，我更愿意相信后者。

（作者為夏衍孫女，本文為作者在紀念夏衍先生誕辰125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