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伯爾

海因里希·伯爾1917年出生于德國科隆，1985年在科隆附近一小鎮辭世，今年是他逝世40周年。上大學時伯爾主修日耳曼語言文學，二戰期間被征召入伍，個人經歷上烙下過德國歷史印痕，個人傷口里也滴流過德國民族受傷的血。戰后走文學之路，伯爾取得斐然成就，1971年當選國際筆會主席，次年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備受世人矚目。

筆者最初接觸伯爾，便是通過他的中篇小說《流浪者，你若到斯巴……》，這部被公認為20世紀德國文學經典的作品，也曾收錄進我國中學語文教材，僅從其標題構思而言，便足以令人擊節嘆賞。標題一方面呼應了德國學生耳熟能詳的一段古希臘歷史銘文：“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請告訴世人，看見了我們長眠于此，如同職責所要求。”這段文字源自公元前480年溫泉關戰役中斯巴達三百勇士死守隘口壯烈殉國的歷史典故。另一方面，標題有意采用了不完整的句式，暗喻本應延續的學業因戰爭戛然而止。這種匠心獨運的“殘缺”，既是對法西斯政權濫用歷史符號、扭曲青年思想的尖銳批判，也深刻揭示了年輕生命被推向戰場、淪為軍國主義犧牲品的悲劇命運。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發表于20世紀50年代初。此時的伯爾，已憑借一系列反戰作品在文壇嶄露頭角，以“只要戰爭造成的傷口還在世界上某個地方流血，戰爭就遠沒有結束”這樣樸素而堅定的語言，有力地回應了戰后德國文壇一度出現的營造田園詩意而回避現實的傾向——這種傾向曾遭到阿多諾“奧斯維辛之后寫詩就是野蠻”的批判。

伯爾坦言自己平復不了“今天掛著‘最高限速60公里’標記的那棵樹，就是我兄弟的殉難處”的內心傷痛，發表《以‘廢墟文學’為己任》一文，明確宣示要將“廢墟文學”作為自己的創作使命。此宣言實際也為伯爾在此后的聯邦德國文學中的發展確立了鮮明的基調。“廢墟”的概念在伯爾這里，既指城市與村莊遭受戰爭破壞的滿目瘡痍，也指戰后時代、社會以及人的精神世界出現的問題。

20世紀50年代，伯爾的《一聲不吭》將目光投向戰后西德普通家庭的生存困境，描繪他們在生活的艱難與危機面前只能“一聲不吭”地隱忍的窘境，故事背景就是戰爭創傷尚未愈合的西德社會。《無主之家》則通過兩位在戰爭中失去養家丈夫的婦女的故事，揭開“經濟奇跡”光環下德國人的精神迷失與心靈荒蕪。《九點半的臺球戲》里，伯爾更進一步，批判西德社會自上而下有意“摧毀回憶”（阿多諾語）的集體病癥。這部小說在敘事上巧妙處理故事時間與文本時間的關系，運用“家庭深入法”打撈被壓抑的歷史記憶，揭示那些看似已成為了以往的“過去”，實則仍在暗中糾纏現實，死而不僵。

進入20世紀60年代，伯爾在他的《小丑之見》中選取了一個具有獨立思想與行為邏輯的“局外人”之視角，審視那些被社會習以為常卻實則充滿問題的現象，將冷漠、虛偽、金錢崇拜、消費主義泛濫以及人際關系扭曲、繁榮背后的精神危機等社會病癥呈現在讀者眼前。60年代中后期，隨著西德社會“政治化”浪潮風起云涌，伯爾成了公眾人物。他的文章、演講愈發具有批判鋒芒與社會立場的硬度，影響力甚至超越了他的文學作品，更直接地塑造了他在戰后德國公共領域中的知識分子形象。伯爾的部分言論甚至演變為媒體事件，將他卷入輿論旋渦。面對媒體的圍攻，伯爾以中篇小說《喪失了名譽的卡塔琳娜·勃羅姆》作了回應。篇中敘事揭露了庸俗報刊為追求轟動效應而不惜捕風捉影、歪曲事實、踐踏人格尊嚴的無良行徑，同時也批判了社會大眾出于窺私心理而對媒體“軟暴力”視而不見的麻木態度。這一主題在進入網絡時代的今天，仍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來到20世紀70年代，伯爾的《女士及眾生相》以深切的同情描繪了德國女性在近代歷史中承受的磨難，細膩勾畫女主人公善良的心靈和情感狀態，踐行了伯爾自己倡導的“人道美學”。小說采用多元視角與文體實驗，在敘事中融入了對德國國民性與集體心理的深刻反思。《保護網下》則聚焦于被警察嚴密安保措施籠罩下的個人生活，揭示個體在公共監控中逐漸喪失私密性與自主性的困境。小說通過上百個人物的感知結構，精準捕捉了當時西德社會普遍存在的恐怖主義恐慌，并延伸觸及環境污染、能源危機、青年亞文化等70年代的多重社會問題。

“誰有眼睛，看得見東西，就請看一看吧”——伯爾毫不掩飾他的文學直面現實的當下性。在20世紀80年代，伯爾生前發表最后的長篇《流水景色前的女人們》，以大量獨白與對話構建敘事。女主人公們通過自白與交談，表達她們的感傷、失望、憂慮乃至仇恨。她們身邊那些頗有身份的男性，往往在戰爭或戰后時期有過不光彩行徑，因而容易受到脅迫。小說雖屬虛構，但其對現實政治的影射不言自明。難怪西德一位前總統曾評價伯爾是個“既令人反感，又令人尊敬的作家”。對世界而言，正是有了“既令人反感，又令人尊敬”這樣的創作，伯爾在德國當代文學史上的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才更顯突出。

當然，伯爾筆下也不乏溫情之作。例如短篇小說《在橋邊》，語言看似輕快俏皮，敘述仿佛漫不經心，實則外諧內莊，含蓄批判了現代管理理念中將人異化為冰冷“數字”的傾向。這篇作品也曾入選我國中學語文教材。再如《優哉游哉》一篇，通過一位漁民與一位游客的閑談，表面輕松隨便，實則暗含深意。伯爾以曲筆勾勒出對物質化時代流行生活方式的理性反思，體現出一種不隨波逐流的生活哲學。該篇原名直譯為“降低工作熱忱”，表明在消費主義時代中，伯爾倡導要做一名“逆子”。

伯爾之所以選擇“逆”流而行，堅持以“廢墟文學”守護精神的獨立與從容，源于他對西德社會政治發展的深切失望。這種失望的背后，是兩種深刻的歷史意識始終牽引著他的思想與情感：其一，他認為1945年納粹德國的崩潰并未帶來真正意義上的新生契機，德國社會未能實現他所期待的根本性轉變；其二，他深感西德并未真正嚴肅地面對和清理歷史，這種對過去的回避與遺忘，令曾親歷納粹苦難的伯爾始終難以釋懷。伯爾故而秉持“不順從主義”立場審視社會政治現實，利用作家的身份，“公開說出別人出于政治原因無法言說之語”。知道個人力量有限，伯爾仍然擁抱理想主義信念，希望寫作能夠喚醒社會的覺悟。他說：“一個作家只能夠間接地影響政治，但是他應該相信他的間接作用……他越是認為自己有社會責任，就越加應該去尋找表達的方法。”

在尋找表達方法的道路上，伯爾始終采用多元的方式發聲。不僅是文學創作，文章、演講、講座、評論乃至日記，皆成為他傳達思想、介入現實的載體。

《良知當復活》一文中，伯爾就質問人們是否意識到納粹思想的殘余仍潛藏于日常觀念之中。散文集《愛爾蘭日記》以細膩筆觸描繪異國風情與凱爾特文化，又始終隱含著對德國人歷史反思責任的提醒。《致一青年天主教徒的信》則以反諷的口吻探討何為真正的“道德危險”，暗指教會在納粹時期的不光彩行為——例如二戰期間公開為納粹德國祈禱，并批評戰后教會語言喪失“當前性”，即對民眾的生存苦難表現出冷漠與疏離。《在這個國家里》一文，看似不過是前往火車站途中的一段出租車上閑談，實則鞭辟入里，言辭犀利。在文中，當客人問道：“這里還有納粹嗎？”得到的回答是：“當然有啰，你能指望僅僅是有了1945年5月8日（納粹投降日）這一天，就能把人改變的嗎！”

《在這個國家里》發表于1960年，伯爾深知自己的立場并不受某些勢力待見，卻依然堅持知識分子責任，以激濁揚清的勇氣直面現實，言語間透出不容回避的銳氣：“我既非先哲，也非預言家，而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分子，帶著我們這個時代的偏見。但誰要是聲稱，我們這個時代充滿了陽光，那就是欺騙。”

反對欺騙，堅持“廢墟文學”初心，伯爾將目光聚焦于德國的歷史與社會，褒揚其所當褒，抨擊其所當抨，批判之劍始終不曾入鞘，引發諸多爭議，也為他贏得了“德國良知”的贊譽。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伯爾便已成為二戰后最為暢銷的德國作家。1970年代中期，一家西德雜志將伯爾評選為當時西德社會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進入本世紀，2003年德國某電視臺評選的“德意志十大俊杰”中，伯爾赫然在列，排名還居于馬丁·路德、歌德等歷史巨人之前。幾年前適逢伯爾誕辰一百周年，德國學界與媒體推出眾多文章與專著，再次將對他的關注推向灼熱的高潮。

伯爾成為德國社會集體記憶中的重要精神符號，不僅源于其文學作品持久的閱讀魅力與重讀價值，也來自他那些文章、演講所蘊含的思想沖擊力——它們至今仍在叩擊人心，引發深思。

在《我是一個德國人》中，伯爾坦言：“我愛德國，盡管我厭惡它的一些現象和德國人的某些市儈行為，但我真的是愛這個國家。”正是出于這種深沉而真摯的愛，伯爾曾犀利批評戰后德國的政治現實。可笑的是，伯爾當年批判的那種現象，在今日世界仍有發生。一些借助話語權與傳播平臺發聲的人——尤其是個別在公共場合、媒體鏡頭與麥克風前刻意表演、以言辭操弄議題的人，往往肆意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或惡意抹黑，或歪曲事實，或散播謠言，或污名化攻擊。冷眼觀之，不禁感到伯爾的一段犀利諷刺，仿佛正是為這類人量身定制。在《監獄與博物館之間》一文中，伯爾說，若要對這類人及其行徑作出稍顯“婉轉”的評價，唯一可供選擇、能將話說得稍微好聽些的詞語便是：“愚蠢，諸神對此也沒轍。”伯爾此言并非意在逗人發笑，而是在嚴肅揭示出這類人的本質——他們將良知出賣于利益，正如他在另一著名演講《語言作為自由的堡壘》中所指出的：這些人為了那“權勢者作為報酬”所支付的“可憐巴巴的硬幣”，甘愿放棄語言的真誠與自由。

《語言作為自由的堡壘》是伯爾獲一重要文學獎時的致謝辭。致謝辭中，伯爾提醒所有的使用語言者，必須要清醒認識文明與野蠻之間的脆弱而危險的邊界，必須要堅守精神的自主性，以良知駕馭語言，必須時刻銘記自己作為人類社會一員的責任，拒絕淪為利益驅使的工具。因為在無良的教條主義者、煽動者與投機者手中，語言可能成為“導致數以百萬計生命死亡”的誘因，因為“語言能夠預備戰爭，能夠引發戰爭”，而德國人“就在自己身上有過這方面經歷”。

《語言作為自由的堡壘》發表于20世紀50年代末。放眼彼時現實，種種隱憂依然存在。深懷危機意識的伯爾在致謝辭中發出警示：語言被無良知濫用的危險，在今天、明天乃至未來仍將持續存在。時隔多年，重讀伯爾《語言作為自由的堡壘》這篇演講，筆者不禁想到：當年希特勒之流倚靠謊言與欺騙構筑的所謂“千年帝國”，最終不過化作飛煙一縷、塵土一撮。然而伯爾對語言使用者發出的良知拷問，至今仍具有擊中現實的痛感，依然是我們這個時代不能回避的課題。

（作者系北京大學德語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