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秋，翰林院編修查慎行乞假葬親。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春，假滿入都，重寓城南道院。同年秋，查慎行作《初游城南陶然亭》。

詩曰：望遠村東緩轡游（余寓居道院在望遠村東，去亭才二里），忽從飲馬得清流。黃塵烏帽抽身晚，白露蒼葭洗眼秋。風偃萬梢鋪井底，日斜雙鷺起城頭。誰憐一派蕭蕭意，我是江湖未泊舟。

關于詩人提及“寓居”的望遠村東“城南道院”的位置，據光緒年成書的《京師坊巷志稿》載：“牛街……南有回人禮拜寺……迤西曰老君地，井一。其北有峨眉禪林，康熙初建。西南曰道士觀，元之長生觀也，井四。曰道士墳，明之官園也。又西南曰望遠村，城南道院在焉，國初名流游詠之地，今廢。”隨后舉例查慎行《移寓城南道院納涼》詩。

按照文字描述理解，望遠村當在今牛街西南。此位置距陶然亭直線距離約四五華里，顯然與查慎行所說“去亭才二里”相抵牾，推之應系《京師坊巷志稿》記述有問題。

1997年出版、由王世仁主編的《宣南鴻雪圖志》將“城南道院”標在了“萬壽西宮”的西南方向，侯仁之、岳升陽主編的《北京宣南歷史地圖集》亦認可并沿用了這一看法。在繪于乾隆十五年的《京城全圖》中，沒有“城南道院”地標，由此可以認為“城南道院”的位置確定，是受了查慎行《初游城南陶然亭》詩中小注：“余寓居道院在望遠村東，去（陶然）亭才二里”的影響，是對《京師坊巷志稿》的修正和妥協。此詩中“道院”為“城南道院”，查另有一詩《余自甲申春寓城南道院丙戌十一月請假暫歸戊子三月抵都重館于此己丑上巳前一日將移居宣武門外臨行題壁》，“戊子三月抵都重館”，即指康熙四十七年查慎行重寓城南道院。

詩中首句：“望遠村東緩轡游，忽從飲馬得清流。”同年五月，查慎行《重寓城南道院》：“壞壁留題在，重來直似歸。野鷗終自遠（舊來積水潭鷗鶩成群今水涸無復至者），巢燕復相依。獨樹風吹急，叢葵雨打稀。避炎宜塏爽，作計未全非。”從這兩首詩中可知，城南道院附近有一“積水潭”。故從城南道院出來，應有水流，延流到陶然亭；而從萬壽西宮西南到陶然亭，沿途是沒有明顯水面的。

四年前（康熙四十三年即1704年），查慎行首次居城南道院時，有詩《祈谷壇西北積水十余頃四時不竭每旦有野鳧游泳其間因名之曰野鳧潭口占一絕》：潭潭積潦浸城隈，不長菰蒲長水菭。我夢江湖歸未得，野鳧何事卻飛來。

《陶然亭公園志》以此詩確認為陶然亭公園野鳧潭的命名始自查慎行。但這又出現了位置偏差，陶然亭公園在祈谷壇（天壇祈年殿）西南，而非西北。也就是說，查慎行認為的野鳧潭應該在城南道院附近。祈谷壇西北有較大水面的地點，即虎坊橋南，此處“水通涼河，漁洋（王士禎）、荔裳（宋琬）泛舟于此（見陳其錕《步月梁家園》）。”那么城南道院應該在哪？是否在虎坊橋南？“城南道院”是俗稱？還是專有名稱？

偶讀《隱拙齋集》，乾隆四年（1739年）沈廷芳作《過樵沙道院（并序）》，詩序解決了上述問題。

其序曰：道院在虎坊橋南，前臨積水潭，旁列老木數章，清冷蕭遠，宛有水鄉風致。昔初白翁暨少詹公俱曾寓此，翁以多群鶩，名之曰野鳧。兩公各紀以詩迄今已三十余年矣。乾隆四年十月十三日，偶偕翁侄履旋來游，遇老道士，談兩公往事，甚悉。第向時文酒地，破屋數椽而已。寒風落景，低徊久之，相與題詩壁上，以寄俛仰之懷，后之視今不知更何如也。

詩曰：望遠村東數株樹，丹臺僻似江村路。水鄉人最愛煙波，積水潭邊來幾度。此潭舊錫以鳧名，此日登臨倍愴情。緬懷外氏兩供奉，留題手畢猶縱橫。老屋荒蕪古墻斷，想象名流昔歡宴。道人揖我話前塵，世出世間成感嘆。樵沙道院即西州，朔吹斜陽動客愁。新詩寫罷一蒼莽，注目寒潭獨倚樓。

沈廷芳外祖查升為查慎行族侄，少即“受業于查浦、初白兩先生之門，得其詩法”。沈廷芳與查慎行既為親屬又為師生。

查慎行晚年居于初白庵，又稱查初白，故尊稱初白翁。少詹公指王士禎。

樵沙道院在虎坊橋南，查慎行曾寓此。“望遠村東數株樹”，村名符合查詩，此地距離陶然亭約二里。因此可以確認，樵沙道院即指查慎行曾僦居的城南道院，位置在虎坊橋南。

查慎行以道院前水潭“多群鶩”，而命名積水潭為“野鳧潭”。從虎坊橋南到黑窯廠，有多處大面積積水，綿延到南城墻黑龍潭，“潭潭積潦浸城隈”，野鳧潭也可廣義地認為是自虎坊橋以南至黑窯廠一帶的水潭。

光緒十六年（1890年），毓俊作《同張吉人往城南為王公玉覓葬地小憩龍樹院即景成詩》：“為尋佳壤到城南，小坐溪邊古佛庵。愛殺江鄉好風景，淡煙疏雨野鳧潭。”可見光緒時，已經認為龍樹寺、陶然亭附近水潭為“野鳧潭”。

康熙五十一年，查慎行時寓魏染胡同，又在立秋前后兩次來樵沙道院，作《立秋前一日馮卯君同年招游樵沙道院》《立秋后七日偕周桐野宮恕堂錢絅庵張日容繆湘芷林鹿原顧俠君郭雙村家查浦潤木兩弟再集樵沙道院用白香山游開元觀韻》，其中有懷念舊居之句：“循環互主賓，荏苒淹歲時。自我為此會，四三年于茲。中間小聚散，比復相追隨。”

顧嗣立《閭丘先生自訂年譜》：“（康熙四十五年），是時，商丘中丞內擢太宰（宋犖）來都，輒邀故舊數人寓齋雅集。或攜壺挈榼至龍泉、圣安、崇效諸寺、樵沙道院、風氏園古松下，分韻賦詩，文酒之會，朋友之聚，未有盛于此時者也。”宋犖有《九日暨諸君登毗盧閣飲樵沙道院和韻》，陪游唱和者眾多。這一時期，樵沙道院的獨特位置，加之風景環境，成為一時觴詠雅集之地。后樵沙道院逐漸沒落，到了乾隆后期，樵沙道院已不可考。成書于嘉慶元年的《藤陰雜記》載：“似在西城，俟考”，是以為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