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思想文化源遠流長，這在儒家思想的發展過程中體現得極為明顯。從原始儒家到現代新儒家，儒家思想經歷了由孔、孟、荀之學到漢代經學、宋明理學等不同演變階段，對古代文論的影響也從以人文政治教化為主的各種命題演變為以文道、理氣、心性、體用等范疇為核心的文論和詩論。孔子在《論語·里仁》中說：“吾道一以貫之。”一個貫穿儒家之道的基本理念，是對社會政治及道德倫理的高度重視。談政治，必須講道德，得人心者得天下，天下有道，方能實現社會政治清明。這種思想體現在古代文論領域就是“文以明道”觀念和“溫柔敦厚”的詩教說，且代代相傳。盡管不同時代的表述不盡相同，但重視文學與社會生活的密切聯系，強調文學的政治教化作用，乃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古代詩論家、文論家之圭臬。

就儒家詩論而言，白居易的《與元九書》將《詩經》視為“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的經典，以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白居易非常重視詩歌的思想意義，將其比喻為成熟的果實。他認為，詩可以補察時政，歌可以泄導人情，進而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理論主張。這樣可以保證文學創作的政治正確。在文論方面，韓愈于《原道》篇建構儒家的“道統”和“文統”。他認為，六經皆為圣人的明道之文，這些經典不僅是政教之本，還是后世一切文章之源。他還將“道”在六經擴充為“道”在經史文章，創立了能夠載道的“古文”文體，提出“不平則鳴”和“氣盛言宜”之論，使得儒學及其文論更貼近現實人生而煥發活力，從而恢復儒學在社會生活和思想領域中的主導地位。韓愈在《琴操十首·拘幽操》中說：“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他認為，凡有過錯應由臣子承擔，功勞則屬于圣明的君王，文臣維護王道的愚忠之心昭然若揭。由此可見，儒家的文論和詩論具有很強的政治功利色彩，從古至今，它一直受到重視和宣傳，原因在此；一直受到鄙視和批判，原因也在于此。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儒家思想有“一以貫之”的不變性，也有與時俱進的新變化和包容性。漢代大儒董仲舒有“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名言，但人們常遇到的問題卻是：天變了，道亦變！事實上，不同朝代對儒家經典的解讀，均帶有“古為今用”的性質。儒家思想在古代的延續不竭，猶如源頭活水，與其能包容吸收道家和釋氏思想不無關系。在一般人看來，儒家具有積極入世的精神，而道家則主張“無為”“無己”，難免帶有隱逸出世的消極態度，故歷來有“儒道互補”之說。但隱逸出世并非道釋的專長，儒家也有“天下無道則隱”的傳統，講究“窮則獨善其身”，這在詩論、文論乃至畫論中都有體現。如倪瓚有“據于儒，依于老，逃于禪”之說，把表現儒者的清高作為詩畫的創作要求，逸筆草草的逸氣里有不同流俗的風骨。在明代，《論語·子罕》中的子曰“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被高僧憨山德清解釋為孔子悟道的話頭，與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的覺悟相提并論。《大學》講修身“正心”時無所忿懥、無所恐懼、無所好樂、無所憂患的“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亦被視為一超直入如來地的“悟境”。這種“儒釋合流”屬于陽明心學流行后的時代思潮，成為公安三袁“性靈”詩論的思想基礎。

宋明理學相對于強調“天人合一”的經學而言，其創新主要體現在援佛入儒的心性論上，并經歷了一個以程朱性理之學為主到以陽明心學為正宗的演變過程。陽明心學以“良知”的流行發用和虛靈明覺為特色，其“良知”之說可追溯到孟子所講的“人之天良”；但孟子只是用“良知”來證明人有良心而性善，王陽明則進一步用它來指點寂感真幾的心之本體。他在《傳習錄》中說：“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以心性合一的“良知”為本，倡言“心即理”，注重心體的寂感真幾和流行發用，以為天理就在人心之中，人心之良知即天理，若能“致良知”，人人皆可成為圣人。這種工夫即本體、知行合一的心學思想，在儒家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深刻影響著有明一代的學風和詩風。當時，陽明心學又有“陽明禪”之稱，其知行合一的“致良知”對詩學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就心而言，把心靈看作比性理更為本源的東西，凸顯人乃萬物之靈的主體性原則，賦予儒家心性論強烈的師心自用性質，于是有張揚個性、崇尚自然情感的“童心”說產生；二是就性而論，“性靈”乃良知的流行發用，要由性情之真，復歸于心體的虛靈不昧。以儒家性命之學兼融莊禪妙悟的詩性智慧，重主觀體認而強調個性、重心情的自然流露而講韻趣，這是研究晚明“性靈”詩論必須注意的特殊的歷史文化語境。

在中國社會日趨現代化的文化轉型時期，即使是古典學研究也要面對現代性問題，在研究儒家思想與中國古代文論時，如何協調“同情的理解”與“現代性批判”，是我們面臨的方法論難題。所謂“同情的理解”，指對古人的思想學說持寬容態度，肯定其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存在價值，采用“知人論世”的傳統方法，去體會和理解古人的思想脈絡及其立論依據，這樣才能“入乎其內”而把握其精神實質。對古人思想和古代文論作具有歷史還原性質的正確解讀，是進行創造性闡釋和創新性發展的基礎。以準確把握古人思想的本來面目為基礎，要進步還必須“出乎其外”，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采用現代人的思維方式，用科學的理性精神對古文論進行批判性研究，剔除其不適應現代文化發展的成分。這需要縱貫古今、橫通中西，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很難。

（作者系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