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魯迅在他的小說《故鄉》里感嘆“我的故鄉好得多了”時，他或許沒有想到，104年后，浙江紹興會被他的后輩同鄉用扎實的數據和科學的論證，冠以“世界文學第一都”的殊榮。馮長根教授的《世界文學第一都：紹興》以科學家的嚴謹、文學家的浪漫和鄉賢者的情懷，為紹興這座歷史文化古城的文學基因繪制了一部百科全書式的科學圖譜。

《世界文學第一都：紹興》跳出了傳統地方文學史研究的窠臼，通過“一座充滿文學光芒的古都”“一座平均每4年產生一位文學家的古都”“一座擁有129部長篇小說的古都”和“一座中國文學史上群星閃耀的古都”4個層層遞進的命題，構建起紹興作為“世界文學第一都”這一文學圣地的堅實證據鏈，其學術視野、敘事方式與文化立場的有機融合，讓這部作品既成為嚴謹的學術著作，又堪稱生動的文學宣言。

馮長根是國內外知名的安全生產專家，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理工男。他將科學研究的實證精神注入文學研究，以宏闊的學術視野綜述文獻資料，讓整理出來的一串串數字背后的浩瀚文學星空璀璨無比。《世界文學第一都：紹興》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那些精確到個位的統計數據：從公元27年至1949年，紹興平均每4年誕生一位文學家，累計產生了501位文學家（補遺后達682位），留存有可記載的長篇小說129部，其中有268位文學家收入《中國文學家辭典》，92位文學家入選《中國文學史》課程教材。這些數字并非簡單的堆砌、羅列，而是通過6張表格的精密統計、細心整理、科學編排，形成了可以相互佐證的網絡證據鏈。

除上述數據圖表外，作者創建的“紹興文學家金字塔”模型，更是對“世界文學第一都：紹興”這一科學命題進行實證的最直觀成果，彰顯了紹興作為中國文學史上“青藏高原”的崇高地位。“紹興文學家金字塔”共6層，每層對應的紹興文學家數量從最底層到最頂層，分別是501，268，92，20，3，1。第六、第五層為金字塔塔基，構成了紹興作為“世界文學第一都”堅實的文學才俊基礎；第一、二層為金字塔塔尖，以魯迅為統帥、為旗幟，以王充、謝靈運、陸游為領軍人物，構筑起了紹興跨越近兩千年文學發展史的豐碑。

東漢時期，以辭賦為主的正統文學可謂“華而不實，偽而不真”，王充對這種奢靡的文風予以尖銳批評，他重視文章的實用價值，強調“真”是“美”的基礎，對魏晉以后的中國文學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生活在南北朝時期的謝靈運，是歷史上第一位全力創作山水詩的文人，開創了中國山水文學新境界，改寫了中國詩歌的發展走向，彰顯了中國文人的雅趣和風骨。南宋時期，國破山河碎，陸游憂國憂民，筆耕不輟，自言“六十年間萬首詩”，以詩言志；他的詩充滿戰斗氣息、愛國激情和憂患意識，對后世文學創作影響深遠。這3位紹興籍文學家在中國文學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當之無愧立于“紹興文學家金字塔”頂層。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奠基人，魯迅先生在小說、散文、雜文、詩詞、著譯、古籍校勘、文史研究等多個文學領域都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創造性地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創作出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中國特色的文學作品，被譽為“20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馮長根教授以近萬字的篇幅論證了魯迅無愧于中國文學史的“珠穆朗瑪峰”，理應屹立在“紹興文學家金字塔”塔尖。《世界文學第一都：紹興》以6個層級構建的“紹興文學家金字塔”，并非出于作者的主觀臆斷，而是基于這些文學家被重要文學史著引用的頻次、作品傳播的廣度等精準量化指標，體現了科學研究方法和科學研究思維對人文社科研究的獨特優勢和強大賦能。

《世界文學第一都：紹興》對文獻的旁征博引也堪稱典范。從《詩經》《吳越春秋》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從《先秦詩鑒賞辭典》到《中國大文學史》等現當代學者的研究論著，作者猶如細致的文獻考據家，將四處散落的文獻資料碎片拼接成一條各自關聯、互為印證的完整論據鏈。為了證明《彈歌》是紹興“有文字可查的第一縷文學曙光”，馮教授引用了8種文獻相互佐證。這種嚴苛的治學態度，讓“世界文學第一都”的論斷擺脫了作者身為紹興學者的鄉土情感偏頗，獲得了理性、充分的學術說服力。

從某種意義上說，《世界文學第一都：紹興》是一部地方文學史研究著作，但該書并未陷入枯燥史料羅列的慣例，而是展現了作者高超的敘事智慧和詩意表達，讀來讓人賞心悅目。“序”即以歷代文人騷客歌詠紹興名句作鋪陳，先營造出“千巖競秀，萬壑爭流”的文學意境，隨后才轉入嚴謹的科學論證。這種“以詩為引，以證為體”的敘事方式，恰似在紹興鑒湖上自由行游的烏篷船，既有論述時詩意的浪漫搖曳，又有實證時停泊的扎根錨定。

作者對紹興文學現象的解讀，其獨具創見由此可見一斑。通過解析《彈歌》的起源和文學特點，馮教授論證了“越地是中國古歌作為世界文學的起源有書可查、有地可訪的產生地之一”。在論及產生于公元前550年前后的《越人歌》時，馮長根不僅考證了該詩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首譯詩”的文學價值，還敏銳地指出了“山有木兮木有枝”等比興手法對后世抒情詩歌創作的影響。在分析蔡東藩多達13部的《中國歷代通俗演義》小說時，馮教授既肯定了這部735萬字宏著的史學價值，還揭示了作者“演義救國”的創作動機與紹興“臥薪雪恥”的文化傳統之間的內在關聯。這種將文學作品現象分析與歷史文化發展相結合的研究視角，讓整個研究過程和全部研究結果都煥發出旺盛、鮮活的生命力。

書中運用豐富的文獻對紹興文學家群體進行了描摹，使得這些文學人物頗具畫面感和親近感。東漢王充在讖緯迷信盛行時“閉門潛思”的孤獨身影，南朝謝靈運“伐木開徑”探奇山水的癡念執著，南宋陸游“鐵馬冰河入夢來”的豪情壯志，明末徐渭“筆底明珠無處賣”的抑郁憤懣，構成了歷代紹興領軍文學家跨越時空展現各自風采的恢弘圖卷。

《世界文學第一都：紹興》還特別指出，紹興文學家注重文學的“實踐性”：王羲之既是書法家又是文學家，他將書法藝術融入文學創作之中，留下了稀世文化瑰寶——《蘭亭集序》；徐渭兼擅書畫與戲曲，還曾協助胡宗憲抗擊倭寇，屢建功勛，可謂文武雙全；秋瑾以詩詞為革命宣言、戰斗號角，誓言“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文學作品驚天地、泣鬼神。這種“文以載道”“學以致用”的優秀文化傳統，恰是紹興文學有別于其他地域文學的鮮明特質和珍貴所在。

紹興，是中國首批24座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從遠古的時候起，就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連綿不絕，代代傳承”。如何看待紹興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讀者不妨把《世界文學第一都：紹興》看作是馮長根教授以一位自然科學家的眼光，對這樣一個純文學重大課題的勇敢探索，或是一位現代鄉賢與家鄉歷代文學家穿越時空的文明對話。有感于斯，謹填《賀圣朝》詞一首，以表對馮長根教授的敬佩之情，對《世界文學第一都：紹興》出版的褒贊之意：“越州千載文星聚。看英豪幾許？ 馮君研史證名都，以數字為據。蘭亭墨潤，鑒湖波助。繪文學圖譜。一書確立第一碑，引寰球同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