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某月的某一天，在璩家花園，我們看見李擇佳又一次來到民有家。”

這是葉兆言《璩家花園》的第一句話。“我們”這一獨特的敘述者打開了《璩家花園》塵封的歷史。“我們”是誰？按葉兆言自己的講法，這一“我們”“不是上帝式的俯視，而是帶著群體記憶的凝視，是一種糅合了作者、讀者、集體經(jīng)驗和不同時間維度的混合視角”（《葉兆言談<璩家花園>》）。這種意義上的“我們”是作者對讀者發(fā)出的邀請，葉兆言邀請我們一起進入一段久遠的記憶。在這次記憶之旅中，讀者與作者的界限逐漸消弭，我們陷入時間洪流，緊緊抓住1970年這一礁石，在難以辨認的某月某天中，在“李擇佳又一次來到民有家”這一不斷重復的事件中，我們“修通”了記憶。反過來，記憶也建構了“我們”。

本雅明早已點出了這一記憶的秘密。在他看來，“想接近自己被埋葬的過去的人，必須像一個挖掘的人一樣行動。最重要的是，他不必害怕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同一件事上；就像人們揚撒泥土一樣揚撒，就像人們翻動泥土一樣翻動。”（本雅明：《挖掘與記憶》）關鍵的不是找到埋藏在地底的寶藏，而是如考古學家一樣一次又一次重構寶藏所在的地層。

通過重復性事件修通的記憶不同于編年史意義上的歷史。《璩家花園》全書十二章，每一章都由一個年份予以標記，但章節(jié)間并沒有連續(xù)性。在時間長河中，這些礁石般的年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礁石間流淌，時而湍急，時而平緩的河流。水拍礁石，翻涌回蕩，但河流僅低聲嗚咽。《璩家花園》致力于書寫的共和國七十年的歷史不是英雄史詩，而是街頭巷尾普通人的悲歡離合。

《璩家花園》把這一重構記憶地層的工作稱為“聊天”：“漸漸遠去的歷史從來就是用來聊天的，都是靠聊天說出來的，說出來以后才存在”。這種意義上的記憶構成了福柯說的譜系學的歷史——這種譜系學的歷史“在出乎意料的地方，在我們通常往往認為沒有歷史的地方，在情感、愛、良知、本能中，守候著真正的歷史”（福柯《尼采?譜系學?歷史學》）。

因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璩家花園》致力于書寫的共和國的七十年歷史起于天井的偷窺故事。這一章題為“祖宗閣，天井混沌初開”，在偷看裸體的郝銀花時，祖宗閣象征的舊秩序轟然倒塌，混沌的天井被拋入一個勢不可擋的新世界。世運如潮，在這個新世界，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一方面，政治不時掀起巨浪，普通人不得不隨之沉浮；另一方面，舊時在政治之外安頓普通人的人倫亦逐一解體。

《璩家花園》寫璩家與侯家兩個家庭的故事，但兩個家庭成員的愛情幾乎無一善終。璩家第一代璩民有與江慕蓮相愛相殺，與侯家第一代李澤佳遺憾錯過，最后娶倪英文，卻因嫖娼被抓，兩人差點離婚。璩家第二代天井暗戀侯家第二代阿四，幾經(jīng)輾轉最終結合，但阿四卻屢次出軌，最后還鋃鐺入獄。可以說，在時代巨浪前，普通人的倫理已經(jīng)難以維系。

與政治上翻云覆雨的弄潮兒不同，兩個家庭的普通人最終發(fā)展出來了一種變動的大歷史下的新倫理。天井是這一倫理的其中一端，他幾乎是小說中唯一一個從一而終的人物。雖然被拋入了一個愛欲難以安頓的新世界，但天井很快找到了愛欲的對象——侯家阿四。不管阿四有多少缺點，他始終初心不改。小說終結于他和出獄歸來的阿四路過祖宗閣排隊做核酸的一幕。在祖宗閣前，他張開了嘴，“仿佛是一個巨大黑洞”。可以說，方方正正的天井以一種最純粹的方式框住了歷史的黑洞。按葉兆言自己的說法，基于這種倫理生活的天井是“一個幸福的人”，同時也是“一個抽象的人” （《小說家葉兆言：璩家花園是個有普遍性的地方》）。

與天井對照，他的父親民有構成了這一新倫理的另外一端。他一生隨波逐流，在愛情上左右橫跳，但卻活得最為真實。倪英文最初愛的是一個完美的民有，在他嫖娼后陷入崩潰，但最終選擇了原諒，甚至比原來更愛他。因為她從最初愛一個抽象的人到最后愛上了一個具體的人。按葉兆言的總結，“只有回歸到人間的平凡，他們的關系才變得真正穩(wěn)固，最終成為人間最普通的一對夫妻” （《葉兆言談<璩家花園>》）。

結合天井和民有，我們才能看到那個時代普通人的真實面貌。可以進一步追問的是，這兩種不同的生活倫理能夠兼容嗎？

《璩家花園》雙線并行，一條由1970年開始，講的是璩家第二代天井與侯家第二代阿四的故事，一條由1954年開始，講的是璩家第一代民有與侯家第一代李擇佳的故事。從第七章開始，時間轉入1980年代，父子雙線匯聚為一條。進入1980年代，去政治化思潮下，一切喧囂似乎開始歸于平靜，但緊接著的分尸、同性戀、精神病、嫖娼、販毒等系列事件揭開了一個變動更劇烈的世界的帷幕。這一時期，民有創(chuàng)建了“民天文化”。這一結合了民有與天井兩人名字的企業(yè)預示著兩種生活倫理結合的可能性。但在后續(xù)幾章中，民有和天井之間始終沒有敞開心扉。對照侯家的阿四和母親李擇佳，阿四最終將自己和李學東出軌的事情向母親坦白，但天井始終沒有對民有坦白自己推倒李擇佳這一心結。在民有出事，天井去警察局接人的時候，兩人也沒有對話。這意味著，兩種生活倫理始終未能真正結合。

不過，或許這就是我們時代的表征。時代波濤下，是普通人在抽象與具體的辯證法下構建的充滿了張力但又韌性十足的生活世界。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