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克作品《生成美學I》 資料圖片

弗里德·納克 資料圖片

在飛速發展的數字技術的推動下，應運而生的數字藝術已經從以計算機生成藝術為標志的第一代、以數字奇觀為標志的第二代、以互動藝術為標志的第三代，迭代發展到當下以AI藝術為標志的第四代。當我們陶醉于四代數字藝術所構建的萬花筒般審美景觀的時候，不應該忘記弗里德·納克這位數字藝術的播火者。作為最早將數學邏輯、計算機程序與藝術創作結合的先驅，納克的創作實踐與理論探索不僅為數字藝術奠定了早期形態，而且搭建了數字美學大廈的核心框架。為表彰他在這一領域作出的開創性貢獻，國際計算機圖形學分會授予他“2025年度數字藝術終身成就獎”。

1 成為跨界藝術家

納克1938年出生于德國斯圖加特，20世紀60年代就讀于斯圖加特大學數學專業。1963年，他在斯圖加特大學的計算中心實習，協助負責“程序庫”的老師。他的工作性質有點像助教，又有點像軟件開發人員。一天早上，計算中心主任瓦爾特?克諾德爾告訴他，計算中心打算買一臺繪圖機，但是沒有適合的軟件，請納克寫個繪圖程序。克諾德爾教授這次充滿信任的委托讓納克獲得了為一臺新造的自動平板繪圖機——Z64開發軟件程序的機會，也正是從此開始的這些程序編寫實驗，開啟了納克一生中最重要的數字藝術創作探索階段。

這一階段納克的創作以“繪圖儀幾何美學”為核心。1963—1965年，他使用ER56計算機與Z64高精度繪圖儀，先后創作了《隨機多邊形》系列、《直線簇Ⅱ號》系列、《隨機遍歷》系列和《向保羅?克利致敬》系列作品。1965年11月，他與格奧爾格?尼斯在斯圖加特溫德林?尼德利希畫廊舉辦了聯合展覽，這是全球最早的計算機藝術專題展之一，展出的《直線簇Ⅱ號》以交叉線條的密度變化構建視覺縱深，線條精度達0.1毫米，成為計算機生成藝術的標志性起點。當這些算法藝術作品首次出現在傳統藝術場所時，無論是普通公眾抑或是專業評論家都深感困惑，議論紛紛。算法革命在藝術領域產生的巨大影響幾乎未被察覺。

1966年，納克推出《穿越光柵》系列作品，采用當時主流計算機算法語言，將拓撲學中的“連通性”概念轉化為柵格線條的參數變化。1967—1968年他創作的《矩陣乘法》系列則將數學運算直接轉化為視覺符號，經計算機處理的矩陣自乘結果成為色彩與形態的生成源。1968年，他的作品入選倫敦當代藝術學院舉辦的“控制論的意外發現”展覽以及薩格勒布的“趨勢4”展覽。1969年，他又創作了《生成美學I》系列。從1963年至1969年，他所使用的算法程序也在不斷升級，從機器語言逐步過渡到PL/I語言（一種由IBM開發的多用途高級編程語言）。

1970年之后，納克將主要精力投入數字藝術理論探索方面。他在全面總結提煉整個60年代數字藝術創作實踐的基礎上，于1974年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學術著作《信息處理美學》，該著作不僅回答了“什么是算法藝術”“什么是生成性藝術”“什么是計算機生成藝術”等學界紛爭的基本問題，而且系統闡述了算法藝術以“程序邏輯——參數變量——視覺輸出”為核心架構的創作機制。這是關于數字藝術的首部方法論專著，對于確立早期計算機藝術的歷史地位發揮了重要作用。

進入21世紀，納克以“經典作品的當代轉譯”為核心，再次爆發出旺盛的創作熱忱。在2004年德國卡爾斯魯厄藝術與媒體中心舉辦的“精準的愉悅”特展中，他將1966年創作的經典作品《漫步光柵》重構為互動投影裝置，觀眾手勢可直接操控光柵運動，實現了“過程可視化”的當代升級，該裝置被卡爾斯魯厄藝術與媒體中心永久收藏。近年來，他又與NFT技術熱情擁抱，以自己20世紀60年代的經典作品和其他著名畫家的經典作品為原型，創作了《扇形畫》（2015）、《直線簇》（2018）、《向格哈德?里希特致敬》（2018）、《向卡西米爾?馬列維奇致敬》（2018）、《彩色網格》（2025）等系列作品，這些作品被蘇黎世凱特?瓦斯畫廊、德國數字藝術博物館、英國加澤利美術館和其他著名藝術策展機構收藏。

60多年來，納克以算法為紐帶，將數學、技術創新與藝術自由完美融合，最終成為用代碼書寫視覺詩篇的數字藝術家。

2 確立算法藝術三大美學標識

納克所開創的數字藝術創作，其革命性意義在于，他并非利用計算機去模仿傳統藝術（如油畫、素描），而是敏銳地捕捉并發掘了算法這一新媒介本身的特性，為數字藝術確立了三大核心美學標識。

一是“算法生成”與“受限隨機”之美。這是納克藝術最根本的特征。他的作品之美，不在于最終的靜態圖像，而在于孕育圖像的“生成過程”。例如，在創作《隨機多邊形》系列時，他設定一個基本的多邊形生成規則，但同時引入隨機數來決定多邊形的邊數、角度和位置。于是，每一幅作品都是同一套基因（算法）在不同隨機數觸發下誕生的獨特生命體。這種美既不是純粹人為的安排，也不是完全失控的偶然，而是介于兩者之間——一種在嚴格規則框架內綻放的、可控的意外之美。這完全有別于傳統藝術中依賴藝術家手腕的“筆觸”和“氣韻”，它是一種根植于邏輯與概率的、全新的美學體驗。

二是“系統探索”與“序列呈現”之美。深受數學思維影響，納克的創作極少是單一的“杰作”，而更像是對一個視覺命題的系統性研究。以《矩陣乘法》系列為例，納克將簡單的矩形作為基本單元，通過編程讓這些矩形在網格中進行有規律的旋轉。他會為整個系列設定一個總規則，然后通過微調參數（如旋轉角度的增量），生成數十幅甚至上百幅構圖相似但又各不相同的作品，并常常將它們并置展示。這種創作方式帶來的美感是序列性的、比較性的。觀眾看到的不是一幅畫的孤立完美，而是一個形式系統內部豐富的可能性與演變邏輯。這種美學強調的不是藝術的“獨一無二性”，而是其背后“生成系統”的豐富性與嚴謹性。

三是“媒介自顯”與“理性簡約”之美。納克的作品從不試圖隱藏其計算機生成的出身，相反，他刻意突出并贊美這種媒介特性。繪圖儀繪制的精準而冷靜的線條，有限的色彩（早期多為黑白）以及由算法生成的、人手難以精確復制的復雜幾何結構，都成為其作品視覺語言的一部分。觀看他的畫作——如《直線簇》系列作品中的那些精密直線圖案，觀眾能清晰地“閱讀”到背后的計算過程和機械執行的痕跡。這種美學不追求感性的宣泄或敘事的鋪陳，而是呈現出一種冷靜、清晰、高度理性的簡約之美。它引導觀眾思考藝術創作的本質：當藝術家的雙手被代碼取代，藝術的靈魂是否更加純粹地體現在其構思的嚴謹與邏輯的優雅之中？這種創作思路與傳統的抽象藝術——如蒙德里安的《構圖》——有本質區別，蒙德里安的幾何構圖依賴手工繪制，線條精度與排列規律性受限于人力；而納克的直線由程序控制，線條間距誤差不超過0.1毫米，這種機械級的精準是傳統手工繪畫無法實現的。

通過這三重獨具風格的美學標識，納克成功地將數字藝術從一種新奇的技術展示提升為一種具有自身哲學基礎和審美價值的、獨立的藝術形態。正如他強調的，“算法本身就是藝術，就是一種美”。

納克作品《向保羅·克利致敬》 資料圖片

保羅·克利作品《紅氣球》 資料圖片

3 詮釋獨特的藝術命題

納克的數字藝術作品不僅在美學上與傳統藝術迥然不同，而且在主題表達上也獨樹一幟。其核心主題之一是“將不可見的信息與系統變為可見”。納克本質上是一位信息結構的視覺翻譯家。他熱衷于將抽象的概念、邏輯關系和數學結構轉化為可視的圖形，這與傳統藝術反差巨大.后者常以情感具象化為核心命題，如倫勃朗的《夜巡》傳遞英雄主義，畢加索的《格爾尼卡》控訴戰爭殘酷……藝術家們通過具象場景或符號，將抽象情感轉化為可感知的視覺。納克的作品則聚焦數學概念的視覺化，將迭代、概率等抽象數學邏輯轉化為直觀圖形語言，讓觀眾無需專業知識就能領略數學之美。1965年的《向保羅?克利致敬》是這一主題的典型代表。瑞士著名畫家保羅?克利認為，“線條就是一個點在散步”，他將線條視為單獨且具有表現力的要素，線條具有抽象性和具象性，能產生豐富的韻律。納克則以數學邏輯重構這一理念，通過程序讓線條按預設概率規則“行走”。作品中，線條的轉向角度、延伸長度均由隨機函數在數學約束下生成，既保留了“散步”的自由感，又暗藏概率分布的數學規律。從蜿蜒的線條軌跡中，觀眾能直觀感受到“隨機中的秩序”這一抽象數學概念——看似隨性的線條運動，實則每一步都遵循程序設定的概率模型，實現了數學邏輯與視覺表達的精準對接。這種用圖形解碼數學的方式，是傳統藝術難以企及的，數字技術的可編程性讓抽象公式成為可見的視覺秩序。因此，納克的藝術主題首先是關于“認知”的，是關于我們如何用結構化的審美方式理解世界，以及如何將這種理解通過獨特的美學形式呈現出來。

納克藝術作品的另一個藝術哲學命題是規則與偶然性之間的創造性張力。在他的幾乎所有作品中，我們都能看到一對基本矛盾：一方是預先設定的、嚴謹的算法規則，代表著秩序和確定性；另一方是隨機函數的引入，代表著混亂和不確定性。1965年創作的《隨機多邊形》無疑是深刻揭示這一主題的經典之作。作品由一條連續折線構成，納克在程序中設定雙重邏輯：一方面以嚴格代碼限定折線的方向范圍（僅允許水平、特定傾斜角及垂直偏差方向），構建技術的規則框架；另一方面引入隨機函數決定頂點坐標，模擬人類創作的自由靈性。最終呈現的多邊形，既有程序賦予的幾何規整性，又因隨機參數呈現出手工創作般的獨特性，沒有兩件作品的折線軌跡完全相同。納克的藝術正是在這兩者的動態平衡中展開的。他通過藝術實踐向世人證明，最富有生機的創造，往往并非源于完全的控制或徹底的自由，而是誕生于規則與偶然性相互博弈的邊緣地帶。這一主題不僅具有美學價值，更對理解自然規律、社會演進乃至人工智能的創造性提供了深刻的啟示。

此外，納克的作品還前瞻性地觸及了“人機協同創作”這一引人矚目的AI藝術創作主題。在納克的創作模式中，藝術家與計算機的關系是協同而非對立的。藝術家負責定義問題的邊界和創造的基本規則（即設計算法），而計算機則以其強大的計算能力，在這個規則空間內進行海量的、高速的探索和生成。人的價值體現在其思想、審美判斷和規則設計上，機器的價值體現在其執行力和推理能力上。納克1999年主持的“COMPART：計算機藝術空間”項目中設計的互動裝置，就是這一主題的實踐樣板。納克與團隊開發的參數化互動系統，允許觀眾通過觸摸屏調整線條的密度、角度與運動速度，實時生成動態圖形。當觀眾滑動屏幕改變線條迭代頻率參數時，畫面會從稀疏的單線條逐步演變為密集的視覺矩陣；調整隨機偏差值時，規整的幾何圖形又會呈現靈動變化。這一裝置打破了傳統藝術創作者單向輸出的模式，觀眾既是欣賞者，也是創作過程的參與者。不同觀眾因習慣差異會生成截然不同的視覺結果，而系統同步顯示的參數變化更讓觀眾直觀理解操作——參數——圖形的對應關系。這種人機互動協作模式，在60年前就清晰地預示了今天我們在AIGC領域熱烈討論的“人機協作”范式。

4 奠定數字美學的理論基礎

納克不僅是一位成功的數字藝術實踐者，也是一位富有遠見的理論家。他是“信息美學”的主要奠基人。該理論嘗試運用信息論、數學和計算機科學的工具，對審美現象進行定量化、結構化的分析，其開創性體現在四個維度。

首先，納克的信息美學提出了一個革命性的核心假說——審美過程在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的信息處理過程。在他看來，算法藝術作品是一個包含著特定“信息結構”的客體。觀眾欣賞作品的過程，就是接收并處理這些信息的過程。審美體驗的強度或者說美感與作品所傳遞的信息結構密切相關。他借鑒了信息論中的關鍵概念，認為一部成功的藝術作品，其信息結構往往處于完全有序（“冗余”過高，導致單調乏味）和完全無序（“熵”過高，導致無法理解）之間的某個最佳平衡點。例如，在他的《矩陣乘法》系列作品中，整齊的網格是高度的“冗余”，提供了秩序感；而隨機變化的矩形旋轉則引入了“熵”，帶來了新奇感和動態感。二者的平衡共同構成了作品的審美吸引力。這一理論嘗試為“美”這一極其主觀的感受提供了一種可被分析，甚至可被模型化的客觀視角。

其次，這一理論帶有強烈的“反浪漫主義”色彩，倡導一種基于計算的“理性美學”。這與強調藝術家天才、靈感和內心情感表達的傳統美學觀形成了鮮明對比。信息美學不首要關心藝術“表達了什么”（內容），而是聚焦于藝術“如何構建其形式”（結構）。它將藝術創作視為一種基于邏輯規則的形式建構活動。納克曾批評那種僅將計算機藝術視為技術奇觀的觀點，他強調，其真正的核心價值在于藝術家所設計的算法本身所蘊含的美學思想與邏輯的優雅。這促使人們思考，藝術的價值是否可以部分地存在于其構思的嚴謹性、邏輯的自洽性以及生成過程的清晰性之中。

再者，信息美學揭示了數字藝術區別于傳統藝術的“過程性”本質。對于一幅油畫而言，畫布上的作品就是完成的、封閉的客體。但在納克的信息美學視野下，基于算法的藝術，其真正的核心是那個生成作品的“過程”，即算法程序。最終的圖像只是這個過程在特定時刻的一個實例或輸出。這意味著，數字藝術作品在本質上是一個開放的、潛在的系統，它包含著無限多個可能的視覺實現。這一“過程優于結果”的觀點，極大地拓展了藝術的概念，直接預示并影響了后來軟件藝術、生成藝術和交互藝術的蓬勃發展。

最后，納克的信息美學理論打破了傳統美學的霸權，為數字藝術確立了獨立的美學體系。20世紀60年代，數字藝術剛出現時，藝術界普遍用傳統美學標準，如形似、色彩和諧、筆觸生命力等評價數字作品，導致數字藝術始終被視為邊緣藝術。有人認為機器生成的圖形沒有情感，不算藝術，有人則將其歸為設計而非純藝術。納克敏銳地意識到，數字藝術需要屬于自己的美學體系，否則永遠無法擺脫傳統藝術的陰影，因此他從數學、信息論出發，提出用“信息密度”替代傳統藝術美學中的“再現精度”，作為數字藝術的核心美學標準。他認為，數字藝術的本質是基于程序的信息生成，而非對現實的再現，因此其美學標準應是“信息密度”，即“作品中包含的有意義邏輯信息的數量與組織效率”。這一標準徹底打破了傳統美學霸權。他明確指出，數字藝術無需追求“像傳統藝術”，其美學價值在于“邏輯信息的豐富性與組織性”。

從1963年的處女作《隨機多邊形》，到2025年的NFT新作《多彩網格》，納克始終站在技術與人文的交叉點上，在幾何之美、生成之美、理性之美這片新天地中持續開拓和耕耘。今天，當我們徜徉在AI藝術的奇妙世界,體驗著“人人都是全能型藝術家”的創作快感之時，尤其應當銘記納克的名言：數字美學的本質不是技術的堆砌，而是用新工具探索人類表達的邊界，用邏輯與美感傳遞對世界的思考。數字藝術的未來，不在于技術能走多遠，而在于我們能用技術表達多少對人類、對生命、對世界的關懷。

（作者：焦亞男，系山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