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犸 2024》的第一個版本創作于 2013年（是否更早？我不確定）。如今的我與那時的我在許多方面已經大不相同。那時的我年輕、孤獨、憂傷、敏感、羞怯，始終沒有適應自己的存在，甚至想過從世界上抹去自己；如今的我比那時活得輕松許多，有家庭，有保障，有生活經驗，情緒穩定。其實，我本想說，那時的我不是我，但問題在于，如今的我就是我嗎？

某種程度上，正是由于這一問題，我才決定重寫這個故事。我寫作，并力圖把握依靠記憶維系的這個已經十分稀薄且隨時可能如霧一般散去的主體。此處所說的“記憶”不只針對過去，也針對未來——我深信，確實存在某種“未來的記憶”。

所以，這個故事幾乎不是一個故事，而是一堆猶疑不定的敘事粉末。我只能說，它關于我，關于記憶，關于記憶的變體——歷史，也關于記憶吊詭的運作方式——忘卻。對，忘卻不是記憶的反面，記憶借忘卻勾勒出自身的輪廓，由此才得以存在。

在通篇以蘇格拉底式的反諷寫成的小說《堂吉訶德》中，具有自知愚蠢之智慧的隨從桑丘·潘沙為他的主人講述一條渡船將三百只羊渡到河流對岸的故事。他不斷地重復同樣的話：一只羊上船，船夫搖槳，船到對岸，卸下羊，再返回；一只羊上船，船夫搖槳，船到對岸，卸下羊，再返回。堂吉訶德不得不打斷他，請他簡略些，而桑丘卻反過來質問堂吉訶德，他講到第幾只渡河的羊了，因為拉曼恰的騎士無法回答，這位忠仆鬧起了脾氣，拒絕繼續。

桑丘在此處有一種刻意為之的天真，或者說，一種具有形而上意味的天真，這種天真在他已經是一種原則。他的主人是世故的，因為讀過太多的故事，以致染上了視省略為理所當然的惡習。而他為此要求堂吉訶德反省甚至是懺悔：桑丘想要在他的講述中復現一段經歷，也想要聽他講述的人與他一同經歷，可他唯一的聽眾卻只想要一個高度簡省和濃縮過的草樣，對于細節和詳情如此漠視，委實令人傷心。

這說明我們慣用的文字敘事本身就是一種取巧，通過將不可能強解為不必要，從而越過障礙，保持了語言自身的輕盈、順暢，但也遠離了真實的體驗。這一放棄是一次狡詐的變節，導致了一種不可逆的嚴重后果——無論在寫或讀的層面，語言不再模擬經歷了。也許只有一種解釋才能將堂吉訶德的省略合理化，才能叫桑丘原諒他敬愛的主人。“我忘了。”拉曼恰的騎士說。

是的，他忘了。如此一來桑丘便會明白，語言仍然在忠實地履行再現的使命，它的省略也是在模擬我們的經歷——模擬我們的遺忘。所以，我本想以這篇簡短的說明解釋一個關于記憶的故事，我本想說一說從這個故事孕育之初到脫胎成型的這十幾年，或者在這個故事的第一個字寫下之前的那幾十年，但最終卻發現我終究還是找不到任何可靠的有關這些話題的記憶。所以，我只能給出一個語焉不詳的解說（盡管有些多余）：這篇故事描述了一個飄忽不定的事物，一個與漂泊者和流亡者形影不離的事物，一個不可能裝進行李箱的事物，一個隨時可能破碎剝落的事物，一個永遠無法被確切說出的事物，一個不斷變形、不斷逃逸的事物，一個與正義和真理始終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的事物，一個不可能完全真實也絕不會完全虛假的事物。

不過，我的確寫出來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