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上海奴隸社出版《八月的鄉村》

1935年8月，現代著名作家蕭軍以田軍為筆名創作的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由上海奴隸社正式出版、容光書局秘密發行。這部作品盡管誕生于東北淪陷的至暗時刻，卻以激情文字點燃了民族抗爭的火種，正如魯迅先生在序言中的褒譽和盛贊：“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蟈蟈、蚊子，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

魯迅點撥，淬煉抗戰文魂

《八月的鄉村》記述和描寫九一八事變后，東北磐石游擊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的悲壯故事，集中展現了東北同胞不當亡國奴、誓死保衛家鄉、爭取民族解放自由的堅強決心和不屈精神。小說的主題與題材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是五四運動以來最早也是最直接描寫我黨領導的武裝抗日斗爭的文學作品。

蕭軍創作《八月的鄉村》時，東北三省已在日寇鐵蹄下呻吟四年。1933年春夏之交，蕭軍通過舒群（蕭軍好友、作家）與磐石游擊隊的負責人之一傅天飛進行了一次長談，這次長談成為小說誕生的直接觸媒。抗聯將士傅天飛講述的磐石游擊隊在中共滿洲省委軍委代理書記楊靖宇領導下的英勇抗爭事跡，為蕭軍撰寫小說提供了“血肉豐滿的創作素材”。在日偽統治者軍事欺凌和文化高壓的濃重陰霾下，蕭軍于1934年春開始小說創作，同年10月完成了十四章的初稿。隨后，他攜書稿南下上海，在魯迅先生親自點撥指導下進行反復修改，最終于1935年8月以“奴隸叢書”之一在上海出版。

《八月的鄉村》著重敘述東北淪陷后當地人民自發組織起來進行英勇抗爭的真實故事，作品雖然時間跨度較小，卻是一幅東北人民昂揚斗爭的素描畫。小說不僅宣傳了東北抗戰的革命形勢，而且還發出了中華民族抗敵御寇的正義呼聲，是一部律動著強勁愛國音符的抗日救亡“戰斗進行曲”。小說甫一問世便震動了文壇，著名詩人、散文家聶紺弩在上海《讀書生活》雜志上撰文評價：“《八月的鄉村》寫的是為民族生存的戰斗的一角，是同類題材中最好的一部，也是整個現中國文壇上最值得夸耀的收獲。”作為國際社會了解中國抗戰的重要窗口，《八月的鄉村》相繼被譯成俄、英、德、日等多國文字，成為中國現代文學“走出去”的前導與先驅。

結構革新，塑革命者群像

《八月的鄉村》打破了傳統長篇小說的結構模式，采用“近乎短篇的連續”的敘事方式（魯迅語），在片段連綴中塑造出豐富的革命者群像。陳柱司令是黨的意志的化身，這位所有親人均被日寇殺害的復仇者，將個人仇恨升華為階級覺悟。他執行“鐵一般的紀律”，果斷處理蕭明與安娜的戀情，將抗聯隊伍帶往東安地區整訓，體現了超群的政治遠見與強大的領導魄力。知識分子蕭明則是抗聯隊伍中復雜的個案，他教唱《國際歌》的場景充滿詩意：七個人的歌聲在“山谷的回應”中化作“一片轟鳴”，“向著對面山頭上有紅旗飄動的方向，廣漠地飛撲過去”。但當他愛情遭受挫折時又一度想要自殺，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在他身上暴露無遺。作品中最動人的則是底層民眾的覺醒，農民唐老疙瘩為救心愛的女人違反紀律慘死槍下，李七嫂從受害者成長為革命戰士，朝鮮族女戰士安娜當愛情與革命沖突時毅然宣告：“我不是僅為了愛情才來革命的！這里不是完全講戀愛的地方！”這些人物和情節共同繪制出人民戰爭的真實圖景。盡管抗聯隊伍人員的成分復雜多元——有農民、土匪、學生、朝鮮革命者等，正如陳柱司令所言：“我們的弟兄，來自不同的階層，觀念意識難免差異，但打鬼子這條心是一致的。”

在《八月的鄉村》中，蕭軍以生動的筆觸直面戰爭中的身體創傷，使其成為政治隱喻的符號與載體。在進行男性身體敘事中，抗聯戰士被賦予雄壯的生理特征：鐵鷹隊長“儼然似一只沒有翅膀的鷹”，神槍手唐老疙瘩有著“彈力飽滿的肌肉”。這種對強健體魄的認可與贊美，暗含戰爭年代的身體政治學——“強壯”成為衡量生存價值的重要標準。小說中日本兵專挑年輕健壯者進行屠殺，崔長勝老人因自慚年老體弱而選擇自殺，這些情節深刻揭示了戰爭對人性的扭曲與摧殘。當敘述視角轉向女性時，性別敘事更顯張力。李七嫂的孩子被日軍摔死，情人唐老疙瘩又因救她違反紀律而犧牲了，這個農村婦女毅然扛起槍繼續戰斗，完成了由柔弱女性向革命戰士的嬗變與升華。

融貫中西，創美學新范式

作為“抵抗寫作”的小說典范，《八月的鄉村》在光明敘事下潛藏著復雜的暗流。特別是小說對革命內部矛盾的描寫尤為深刻，當蕭明沉溺于失戀痛苦時，鐵鷹隊長告誡他吸取唐老疙瘩的教訓；陳柱處理戀情問題時既要維護革命紀律，又需保全知識分子尊嚴。這些情節揭示了革命紀律與個人情感的矛盾與沖突，生動展現了東北左翼青年存在的“自我克服”的精神困境。在藝術形式上，蕭軍融合中西敘事傳統，對李七嫂的身體描寫打破中國傳統文學的寫意審美，具有西方寫實主義的淺白直露，使得作品成為反抗封建禮教的革命美學宣言。而魯迅指導的修改建議——“主張多描寫，少說明”，更使這部小說獲得凝練的力量感。自然界的身體意識構成這部作品獨特的象征，尤其是魯迅指出作品中“失去的茂草、高粱、蟈蟈、蚊子”與受苦受難人民的血肉聯系。當高粱葉“軟弱地低垂”，整個東北大地呈現出羸弱病態的癥狀；而最終紅旗插上炮臺的意象，則成為中華民族再生的曙光。

在抗戰勝利八十周年之際重讀蕭軍《八月的鄉村》，那些倒在黑土地上的身影依然在歷史深處閃光：陳柱司令堅守的不僅是國土，更是民族復興的火種；李七嫂扛起的不僅是戀人的步槍，更是被壓迫者挺起的尊嚴；安娜放棄的不僅是一己愛情，更是小我的人格局限。光陰流轉，這部《八月的鄉村》早已超越時代局限。當蕭軍將磐石游擊隊的真實故事轉化為文學經典時，他不僅記錄了東北抗戰的史詩，更創造了民族斗爭美學的永恒范式。魯迅先生當年的評價仍在回響：這部作品“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和活路”。在民族存亡之際，蕭軍用文字和作品證明：肉體可以被摧毀，但精神的旗幟永不倒下。這面浸染著八月鮮血的紅色旗幟，至今仍在文學星空中獵獵飄揚。

（作者為黑龍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