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葉兆言的長篇小說《璩家花園》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平民文學中的重要作品，不僅以“去精英化”等方式和平民主義的文學觀、歷史觀與道德觀，書寫了璩家花園一帶城市平民的精神、生存與命運，還以人文主義的情懷，在揭示與書寫他們不完美的人生與人性的同時，發掘和展現出平民內部的道德理想。

關鍵詞：葉兆言《璩家花園》人文主義平民文學

作者何言宏，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上海200240）。

一、平民化的文學書寫

繼非虛構作品《南京傳》和長篇小說《儀鳳之門》后，2024年，以“文壇勞模”著稱的葉兆言又推出了長篇小說《璩家花園》，廣受好評。在新聞媒體、作家訪談和相關評論中，人們對《璩家花園》的意義與特點作過不少討論，但我以為，這部小說最為重要的，就是作家以其非常自覺的平民意識書寫了平民，為我們的時代貢獻了一部相當杰出的平民文學作品。20世紀80年代，葉兆言主要以先鋒小說創作聞名，但從80年代末起，他便開始了平民文學創作。比如有論者指出其發表于《鐘山》1989年第2期的《紅房子酒店》“和同一時期的《五月的黃昏》《綠色咖啡館》更關注當下社會，人物也更加平民化，表明此時的葉兆言已經從著重強調外在形式轉向關注作品精神內蘊。他開始更多地描寫世俗生活的細節”，“這種對現實和世俗的回歸也預示著葉兆言在下一個階段即將回歸傳統的傾向”。很顯然，葉兆言從彼時開始回歸的傳統，正是這位論者所指出的注重社會現實、世俗生活和“人物也更加平民化”的平民文學傳統。他后來的一些作品如《花影》《別人的愛情》《馬文的戰爭》等，也都體現了這一特點。在此意義上，《璩家花園》正是葉兆言平民文學創作的最新收獲。

關于平民文學，新文學之初的周作人就在其《平民的文學》中大力倡導，認為平民文學“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學”，“我們不必記英雄豪杰的事業，才子佳人的幸福，只應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因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見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數，我們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為普遍，也更為切己”。所以，只是在題材的意義上，《璩家花園》便可稱之為平民文學。但具體體現在作品中，《璩家花園》中描寫的平民和平民生活，卻是經過作家特意地“平民化”處理才得以實現。

這種平民化的第一種方式，就是將祖上曾經很輝煌的璩家三代“轉化”為平民。以璩民有、璩天井、璩達為人物譜系的璩家三代的故事，是《璩家花園》的主要內容。正如作品中所寫的，璩家的祖上曾經有過極度輝煌的光輝業績，擁有上百間房屋，因為做皮貨生意，在當時的官家那里，并不很看得起，所以璩家雖然很富有，也并不敢太過炫富。直到后來璩民有的曾祖父參加鄉試，考中了舉人，擁有了更被看重的文化與功名，“才開始堂而皇之大興土木，亭臺樓閣想怎么修便怎么修，璩家花園的顯赫名聲，也就是那時候落下的”。這里所講述的，顯然是璩家祖上由“非常有錢”的“生意人”而到努力爭取功名、擁有文化的過程。但是很快，在太平天國運動中，人丁興旺的璩氏家族迅速敗落，喪了元氣，只幸存下天井的高祖父這一支人脈， “這以后，接連幾代都是單傳，一直傳到了天井”。“老太爺死后，照例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民有的父親手上，也就是天井爺爺當家，拆東墻補西墻，早已是慘不忍睹。他老人家聊以自慰，可以夸夸口的成績，就是讓自己兒子民有，也就是讓天井的父親念了大學”。

實際上，小說將璩氏家族“轉化”為平民，還不唯如此。《璩家花園》的故事，正是開始于“念了大學”以后的璩民有。小說主體性的故事結構，就是璩民有—璩天井—璩達祖孫三代進一步地變為普通人的過程。除了個性特征如璩民有的游戲人生、璩天井的老實巴交、璩達的平庸無奇以及他們社會地位與身份的普通平常，尤有意味的是，作家還為天井和璩達的血脈設置了疑點。小說的第二章“1954年：母親，天井不知道那些往事”，主要講述了璩民有和天井生母江慕蓮的婚戀故事，寫到了民有對其母身孕的懷疑：“民有覺得這個事很可疑，不會那么簡單。他并不覺得江慕蓮的身孕，一定是與自己有關。怎么就會那么巧呢，為什么就那么容易呢，他懷疑自己被下了套，當了冤大頭”。天井一歲時，其母投河身亡，他的血脈問題，從此便一直存疑；而小說中璩家第三代即天井之子、民有之孫璩達，也被設置為來路可疑，被懷疑為其母阿四與李學東的一次出軌，這恰如阿四對后者所說的：“我跟你說李學東，也不知道怎么的，有時候我看著璩達，越看越像，越看越像你，真的是有點像”……這些疑點，無疑在根本上實現了天井與璩達的平民化。

《璩家花園》平民化的第二種方式，則是對小說人物的去精英化。在《璩家花園》的諸多人物中，費教授、郝銀花和岳維谷等，都是擁有精英身份的人物，但是作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將他們去精英化，還原為普通人。比如本名費懷瑾的費教授，早年畢業于南京金陵大學，后去德國留學并獲柏林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后任教于各個大學，且有部聘二級教授的身份與地位，每個月工資高達當時的舊幣兩百萬，分明屬于知識精英階層。但是在小說中，他卻被塑造為一個謹小慎微、疑慮重重、不無算計的普通人。他先是在處理自己與江慕蓮、李擇佳兩位女性的關系上頗多疑慮與謹慎，甚至不無荒唐與俗惡地將中意于自己的江慕蓮“轉手”于璩民有。對于這一點，連風流成性、人品堪憂的璩民有也覺得他干的不是“人事”，認為“天底下再也不會有比這更荒唐的事，多少年以后，民有跟兒子天井說起這段往事，仍然想不通，想不明白，覺得有些滑稽，同時又有些憤怒。他說兒子你想想，這老家伙干的是他媽人事嗎。”而后來的政治運動，則更是將費教授改造得更加普通——“費教授變得小心翼翼。說他變得小心翼翼也不太準確，費教授向來就是個謹慎小心之人，只能說他是更加謹慎，更加小心”，經過運動中的受沖擊、被批斗，按照小說中的一個人物胡教授所笑話他的，他的“膽子比常人更小了，或者說不是更小，是索性就沒了”。當然，在這之外，小說中的費教授日記，也很充分地顯示了其普通人的本性。在作品的最后一章“2019年……”，作家還對一位曾經顯得“一本正經”和“高高在上”的主任醫生去精英化地打回原形，還原為普通人。正是這位在阿四的心目中有著“神話光環”的醫生偷偷來到阿四的音像店，近乎猥瑣地淘購淫穢黃碟：“主任醫生在黑塑料袋里，慌慌張張挑了三張碟片，匆匆付了錢，頭也不抬地就走了。他這是以一位普通淘碟者的身份出現在阿四的店里。阿四看著他離去的背影，差點要笑出聲來。現在，主任醫生的神話光環終于被他自己給打破了。阿四看清了他的嘴臉”。

二、“平等”與“共情”的敘事倫理

葉兆言以“去精英化”等方式對其筆下的人物進行平民化的處理，使得《璩家花園》呈現出一幅生動鮮活的平民生活景觀，具有十分濃郁的市井氣息。《璩家花園》的世界，就是一個平民世界，而且是一個非常本真的平民世界。這一世界的建構，明顯有賴于作家平民化的文學觀念。在談到《璩家花園》的創作時，葉兆言就曾說過：“我不愿意在一部小說中表現出對什么人的同情，或者對什么人的諷刺、批判，我更愿意把自己也投入進去。因為我覺得作者與作者所寫的人物是完全平等的，寫這個人物的時候，你會把自己想象成這樣的一個人，人物所經歷的疼痛、苦澀、溫情等同于你所經歷的，而不是說你在描述別人的疼痛、苦澀、溫情”，他“甚至還希望包括讀者來共同經歷，作者、讀者和書中人物共同觸摸、感受那樣的疼痛、苦澀和溫情，實現一種共情”。“平等”與“共情”的文學/敘事倫理，體現在《璩家花園》中，就是突出的平民性。這種平民性的文學/敘事倫理，創作主體已經不再高于作品中的對象主體，從而對作品中的人物進行“諷刺、批判”或啟蒙，甚至也沒有如葉兆言所說的“同情”。這種平民主義的文學觀念和文學/敘事倫理，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啟蒙主義文學觀念和文學/敘事倫理之外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潮流與現象，特別是在以池莉、劉震云等作家為代表的“新寫實小說”中，有著非常突出的體現。在《平民的文學》中，周作人認為平民文學的精神根底與文學倫理，實際上也是“平等”，指出我們也不過是平民文學所記載的世間普通男女中的一員，“既不坐在上面，自命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風，頌揚英雄豪杰，只自認是人類中的一個單體，渾在人類中間，人類的事，便也是我的事”。在此意義上，葉兆言的《璩家花園》顯然是“五四”以來平民文學的最新實踐和重要成果。

葉兆言的實踐，自然有著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特點，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便在于書寫了當代中國歷史中城市平民的生存與命運。葉兆言多次說過，在他的創作中，民國題材與當代題材各自參半，并且基本上交替進行，《璩家花園》便是其民國題材《南京傳》和長篇小說《儀鳳之門》后的當代題材作品，書寫了20世紀50年代至今七十年來的中國歷史。在回應一位記者“《璩家花園》被譽為1949年后的‘南京傳’。它和非虛構的《南京傳》既是一種接續，也構成一種互文”的說法時，葉兆言說：“我覺得它跟《南京傳》首先在感情上是共通的”，“無論是《南京傳》還是《璩家花園》，我無非是借南京這個窗口來看中國。通過這座城市、這個平臺描寫的中國歷史，是和很多人理解的中國歷史不太一樣的一種中國歷史。因為從南京這個窗口所看到的中國歷史，和從北京、西安或鄭州這樣的窗口所看到的中國歷史是不一樣的”。我以為這里的“不太一樣”，自然包含有如其所云的諸多不同，但更重要的，還應該是指他對歷史的平民性表現與理解。

葉兆言曾經說過，《璩家花園》對平民生活和對歷史的書寫“兩者好像一只鳥的兩個翅膀，一架飛機的兩個翅膀，沒有它們就飛不了。我就想把人間煙火和歷史融合在一起，光說人間煙火沒有歷史就沒有意義，光說歷史沒有煙火氣也不行，所以這兩者是并重的，人間煙火反映了歷史，歷史又折射出人間煙火”。所以在作品中，從20世紀50年代之初的“俄語熱”到后來的恢復高考、企業改制、下海潮和工人下崗等，當代中國的社會歷史變遷均有所反映，而這一切，又都水乳交融般地融合于小說人物的生活與命運中。正因如此，只有那些緊緊融合于人物的歷史，才會被涉及和書寫。像“俄語熱”和“緝毒”這樣的歷史現象，其實并沒有重大到無可回避、非寫不可，但由于對人物設置和人物命運的影響，均得到了具體和生動的書寫，而有些大歷史事件，哪怕再怎么重大，由于并未融合于人物的生活與命運，反而被作家所忽略。這些被“忽略”了的大歷史事件，作為一種“敘事空缺”，實際上倒是象征性地表征了平民世界對于大歷史的遮蔽與遺忘。對此，葉兆言曾經結合自身的經歷、體會與作品實際作過這樣的闡釋：“就像天井一樣，我也是等到父親平反后才知道他原來是‘右派’。但知道的時候，這件事已經不重要了，甚至反而成了一種光榮的歷史標簽。天井過去只隱約知道父親犯過錯誤，但完全搞不清楚是什么，歷史似乎處在一種被遮蔽的狀態。我自己對這點有很深的體會。1974年，我高中畢業進工廠做工人。按理說，我廠里的那些老工人，距離抗戰并不遠，但他們對南京被日軍侵占的記憶，幾乎是空白的。這非常奇怪。但有時候，歷史就像費教授的日記，可能會在時間里消失、被掩蓋，仿佛從未存在過。所以我這部小說會很強調歷史，同時也想表明，歷史的消失其實是非常容易的”。一方面“很強調歷史”，另一方面又“表明”了“歷史的消失其實是非常容易”，這既是《璩家花園》歷史書寫和歷史理解的平民性特點，也是作品中的平民對待歷史的態度。在此意義上，葉兆言的歷史觀并不相異或高于其筆下的平民，從而對后者歷史記憶的淡漠與消失進行啟蒙主義意義上的批判與揭示，而是將自己作為老百姓、作為平民，進而也形成了《璩家花園》平民主義的歷史觀和歷史書寫。

三、城市平民的精神與道德

《璩家花園》平民主義的歷史觀和歷史書寫，展現出當代中國70余年社會歷史變遷中城市平民的精神與生存。其中，無論是被作者平民化了的璩家三代和被“去精英化”的費教授、岳維谷等人，還是李擇佳一家，以及與他們有諸多關聯的江慕蓮、倪英文、甜甜、于靜和胡正碧等人，他們作為一介平民和“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與成敗，都得到了非常生動與豐富的書寫。在《璩家花園》的“后記”中，作家曾說“小說中照例會有很多痛，很多苦澀，很多不可言說，我無意展示它們，渲染它們，只是在輕輕地撫摸，帶著含笑的眼淚繼續寫”，“有時候感覺寫得很爽，想怎么落筆就怎么落筆，有時候又忍不住流眼淚，一次又一次，我不知道別人讀了這篇小說，會不會和我一樣，內心也有那種難言的憂傷”。作家的“痛”與“苦澀”、淚與笑與憂傷，顯然是有感于作品中的人物。他們的精神與生存、性格與命運，確實讓我們感慨萬端，其最突出的方面，就是他們作為“普通男女”的不完美，應合了一個人文主義的基本觀念，即“人生是個不完美的花園”。

在個體人生與命運的意義上，《璩家花園》中的每一個人，都很難說成功。如費教授，雖為留洋博士，貴為二級教授和省政協委員，薪水頗高，卻因愛妻早逝，形影相吊、謹小慎微地度過漫長余生，后來又在政治運動中遭到沖擊，頗受凌辱，卻在將要迎來新時期的1976年7月，于病痛中孤凄離世。而璩民有，這一明確具有璩家血統的子弟，所度過的卻是跌宕起伏、悲欣交集的一生。璩民有畢業于當年的南京“中央大學”外語系，又攻俄語，在小說開始的20世紀50年代之初，便擔任干部學院俄語速成班的老師，具有明顯的優越感，但是，莫測難料的命運卻使他頻遭打擊，先是妻子江慕蓮生子一年后投河自盡，后又歷經變故，家破人亡。而在20世紀60年代的政治運動中，頭上戴有一頂特殊“帽子”的璩民有，“一改往日習慣性的認錯認罪，突然變得神氣活現”，“突然也成了革命群眾，而且還是造反派”，可是旋即，又被隔離審查，淪為賤民，按照小說中的說法，就是璩民有“這二十年，一直過得很憋屈。憋屈就是不痛快，過去二十年，真他媽太憋屈，真他媽太不痛快”。改革開放后，璩民有時來運轉，不僅恢復教職，還被任命為中學副校長，因為其所主抓的高考補習班和推出的高考復習資料的成功，復又榮任校長。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璩民有下海，開張民天文化公司，卻又由于嫖娼被抓，顏面掃地，加之經營不善，退出市場，起起落落地終至老境……實際上，除了費教授和璩民有，《璩家花園》中很難找出哪一位人物，能夠擁有完美人生。

當然，《璩家花園》中人生之不完美，還在于它對平民道德的書寫。平民文學中的道德，“不必講偏重一面的畸形道德，只應講說人間交互的實行道德。因為真的道德，一定普遍，決不偏枯”，“世上既雖只有一律平等的人類，自然也有一種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璩家花園》中，作家正是以其如前所述“平等”與“共情”的文學/敘事倫理，敘述了平民世界中的一種“一律平等”和“人間交互的實行道德”，即不務高遠、講求實際的平民道德。這樣的道德，非常突出地表現在作品之初圍繞著費教授和璩民有所發生的婚戀故事。比如在費教授和江慕蓮之間，江慕蓮參加俄語速成班，其實就是想有更多的機會結交異性，解決自己的婚姻問題。她在摸清已單身多年的費教授的底牌后，便把目標鎖定了他。江慕蓮認為，像費教授這樣的老男人，自然需要女人照顧他，而以費教授這樣的地位與身份，其所需要的，顯然應該是有文化的知識女性。而且她從費教授對她“仰慕的目光”，也“察覺到了自己對他的吸引力”，因此，她接著便頗具心機與他交往，甚至不惜編造故事。而費教授這廂，卻又不無清醒地懷疑她的動機。他在相信江慕蓮對自己有好感的同時，又很懷疑她好感的動機，而且“一想到江慕蓮有兩個孩子，如果他們真的要結合，她把女兒和兒子接過來一起住，眼前突然多出來這么多人，他腦袋立刻就疼了，立刻要打退堂鼓，想與她進一步發展的念頭頓時打消。江慕蓮的美艷絕倫足以讓費教授心猿意馬，可是現實的各種問題，不得不讓他考慮止步”。由于“現實”的考慮而“止步”的費教授，便很荒唐甚至不無俗惡地將江慕蓮轉手于璩民有。

然而在道德上，璩民有與費教授相比并不高尚。其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在男女關系上的不檢點”：“民有風流瀟灑，很擅于和女人打交道。在這方面他可以說無師自通，是個天才，拈花惹草的一把好手”，“喜歡生活中來點小插曲，喜歡女人罩著他”。他對江慕蓮，起初“確實抱著兒戲心態，說白了，無非想占點便宜，有便宜不占白不占”，約會、開房，像他以往和其他女人一樣，故伎重演，終至步入后者的陷阱。即使后來與倪英文成婚，也未斷了風流本性，做了書商后，“開始了不可救藥的墮落之路”，“及時行樂游戲人生”，“開始尋花問柳”。當然，在兩性道德問題上，《璩家花園》中的大多數人物，都難經得起道德拷問，不光是民有，阿四、阿五、岳維谷、李學東、郝銀花等很多人，都曾“出軌”，特別是阿四，更是多次“出軌”。

葉兆言以“平等”與“共情”的方式書寫了平民道德，揭示了人性的不完美，對于這些不完美，他并未據持某種道德理想主義話語進行高高在上的道德評判，他說“我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千萬不要在小說中間‘爹味’太重，不要有太多評判在里面”。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卻又在小說中書寫了李擇佳和璩天井兩位體現出一定道德理想的人物。李擇佳早年喪夫，先是經歷了“從家庭婦女到縫紉小組的‘七仙女’之一，到大集體性質的永紅服裝廠的工人，再到廠辦幼兒園園長，最后又變成家庭婦女”的輪回，后又淪落到社會的最底層，為人幫傭和為街坊鄰居倒馬桶謀生，艱難拉扯和養活著五個孩子，即使是在這樣的處境，李擇佳也深懷善良，不僅從未責怪當年差點致她于死命的天井，道出天井當年的秘密，而且還將自己對民有的情感，深埋內心，彌留之際，才有表露；而天井這位少年時代不無“劣跡”的人物，卻對阿四癡心不改，并且為家庭無怨無悔承擔一切。作品中的阿四，是一個較為風流的女性，青年時期頻換男友，戀愛很隨便，婚后又多次“出軌”，但是天井或者是并不計較，或者是可能并不知情，卻始終癡心不改、不離不棄地深愛著阿四。天井的愛、天井的情感選擇，很像是努斯鮑姆討論奧德修斯在女神卡呂普索和妻子佩涅洛佩之間所做選擇后，所突出強調的人的卓越性與超越性。努斯鮑姆指出：“人的限度構成人的卓越，并賦予卓越的行動以意義”，而“對我們日常人性的超越”“把對這種超越的渴望作為完整的人類善的圖景的核心是極其重要的”。天井的情感選擇，顯然是對平民人物并不完美的平民道德——這些“人的限度”和“日常人性”——的超越，是作家從平民內部發掘和展現出的“卓越的行動”和道德理想。正如葉兆言在談到天井這一人物形象塑造時所一再指出的：“我想寫一個有愛的男人，成功與否對他來說不重要。他愛一個人，可以愛一輩子。他的愛有著落，他是最幸福的人”；“我清楚地知道璩天井是個理想人物。現代人很少會有人像他那樣去癡迷、踏實、不計回報地只愛一個人。但就算99%的人不是這樣，也還是會有那1%的人存在。璩天井就是這樣一個幸福的人”。“愛”與“幸福”，這是我們這個時代多么重要卻又稀缺的情感、價值與體驗，多么美好的“人類善的圖景”，作家在他的平民世界中發現和塑造了這個人物，或許正是為了燭照和映襯出同樣存在的人生與人性的不甚完美。他的“含笑”與“眼淚”，他的“難言的憂傷”，或許正源于此？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