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重讀人民藝術家老舍先生創作的《四世同堂》，泛黃紙頁間躍動的民族覺醒力量依舊震撼人心。回望那烽火歲月，中國文藝界如燈塔般照亮黑暗，中華民族在生死邊緣奮起抗爭，而老舍以卓越的才華與深沉的愛國情懷，成為文藝抗戰大軍的領軍人物，其創作與行動不僅銘刻著民族的苦難與抗爭，更為抗戰勝利立下了赫赫戰功。

老舍先生的選擇，正是文藝界使命覺醒的典型縮影。他毅然放棄北平的安逸生活，輾轉武漢、重慶等地，不僅投身創作，更承擔起組織文藝力量的重任，以其卓越的文學才華和深摯的愛國情懷，成為抗戰文藝大軍的領軍人物。他在文章中寫道：我是中國人，我應當跟中國人在一起；我是文人，文人的氣節就是不失掉自己的立場。我的力量都在一支筆上。這支筆是我的武器，也是我的責任。自此，文藝界掀起“走向抗戰”熱潮，文藝工作者們拿起筆，投身抗戰宣傳，開始用文藝鼓舞士氣、凝聚民心。

老舍的抗戰情懷，深深植根于其成長經歷。1899年，他出生于一個貧苦的北京滿族家庭，父親在八國聯軍侵華時作為護軍壯烈犧牲，母親靠縫補洗衣艱難撫養他長大。特殊的家庭背景，讓他自幼便對國家命運與民族尊嚴有著深刻體悟，抗戰爆發后，他選擇用文人的錚錚鐵骨赤心報國。

抗戰前后老舍的創作風格判若兩人。抗戰前，他以幽默諷刺風格聞名，《駱駝祥子》《離婚》等作品，細膩描寫北平市民的生活，用詼諧的筆觸去揭露社會黑暗與人性弱點。但抗戰爆發后，他的筆鋒開始變得沉痛激昂，創作緊緊圍繞抗戰主題，飽含對侵略者的憤怒和對民族苦難的悲憫。正如他所說：“今天的一個藝術家必須以他的國民的資格去效勞于國家，否則他既已不算個國民，還說什么藝術不藝術呢？”這時期他的作品涵蓋長篇小說、劇本、曲藝等多種形式，直接有力地傳遞了抗戰決心與民族精神。

長篇小說《四世同堂》的前兩部是老舍在重慶北碚期間創作的，于是他自嘲在“多鼠齋”的寓所中開始創作。它不僅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也是國內抗戰文學的巔峰之作。小說以北平小羊圈胡同為背景，以祁家四代人的生活為主線，生動展現了淪陷區民眾的苦難與抗爭。書中的祁老太爺是傳統中國家庭的大家長，他堅守“中國人不能當亡國奴”的信念，雖然年事已高，但他身上充滿了民族氣節。長孫祁瑞宣是一個有知識、有文化的青年，他在忠與孝之間陷入了痛苦的掙扎，為了照顧家人，他不能奔赴前線，但他通過教學傳遞民族文化和氣節，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懷。傳統文人錢默吟，在兒子被日軍殺害后，從一介文弱書生覺醒為一位堅定的抗日志士。而冠曉荷、大赤包等漢奸形象，為了一己私利，不惜出賣國家和民族，成為人民的罪人。鮮活的人物，蕩氣回腸的故事，不僅真實反映了淪陷區民眾的生活與精神狀態，更深刻揭示了戰爭對人性的考驗與磨礪。

老舍在抗戰時期創作的一系列劇本，同樣具有強大的精神感召力。《張自忠》展現了抗日名將張自忠將軍“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英雄事跡，劇中“我張自忠只求一死，以報國家！咱們今天就得跟敵人拼個你死我活，有敵無我，有我無敵！”引發了觀眾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與宋之的合著的《國家至上》，則通過回漢同胞團結抗敵的故事，深刻體現了“抗戰第一，國家至上”的精神。該劇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不僅在藝術上獲得成功，更在宣傳民族團結、激發抗戰熱情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了更好地宣傳抗戰，讓更多的普通民眾了解和支持抗戰，老舍還創作了大量通俗易懂，節奏明快，易于傳唱的曲藝作品，如大鼓書《王小趕驢》《打小日本》《張忠定計》等。這些作品將抗戰主題融入傳統曲藝形式，實現舊瓶裝新酒的巧妙轉化，即便不識字的民眾也能從中輕松理解抗戰的意義。這些樸實接地氣的作品被分發至各戰區，成為重要的宣傳品，在農村地區和基層部隊得到了廣泛傳播，極大地鼓舞了抗戰決心。

1938年3月，老舍在武漢參與籌備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協會成立后擔任總務部主任。這個由中國共產黨直接推動成立的組織，標志著抗戰文藝運動進入新階段，打破了文藝界的派別隔閡，凝聚起全民族抗戰的文藝力量。成立初期，“文協”面臨著經費短缺、場地不足等困境，老舍憑借其人格魅力與社交能力四處奔走，籌措經費，甚至自掏腰包為“文協”的正常運作提供資金支持。他還秉持著“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文藝力量”原則，廣泛邀請不同派別、不同地域、不同藝術形式的文藝工作者加入文協。無論是左翼作家、右翼作家，還是無黨派文藝工作者；無論是作家、詩人、戲劇家，還是畫家、音樂家，都在“文協”的旗幟下緊密團結起來。

老舍執編的文協機關刊物《抗戰文藝》，是貫穿抗戰時期始終、唯一的全國性大型文藝刊物。這本刊物全面反映了抗戰時期文藝界的創作成果和抗戰宣傳的實際情況，為各地文藝工作者提供了一個發表作品的重要平臺。刊物累計發行近百期，不僅在大后方擁有大量讀者，還通過特殊渠道傳入淪陷區與國外，成為抗戰時期影響力最大的文藝刊物之一。它不僅促進了抗戰文藝的創作和交流，還向全國乃至全世界宣傳了中國的文藝成就和抗戰精神。

此外，老舍還積極組織“文藝下鄉”“文藝入伍”活動，主持集體創作抗戰題材作品237部，并組織12支文藝輕騎兵深入前線慰軍演出，其中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在延安演出時，單場觀眾超5000人。1939年，老舍加入全國慰勞總會北路慰問團，歷時半年、行程兩萬余里，途經陜西、甘肅、青海等地深入前線。他寫下長詩《劍北篇》，深刻揭露了日軍暴行。這些活動把抗戰文藝送到基層與前線，豐富了普通民眾和基層戰士的精神生活，也讓創作者們貼近現實、從抗戰一線汲取靈感，為后續創作積累素材。

老舍眾多的抗戰文藝作品，以真實生動的描寫喚醒民眾民族意識，以對民族團結的強調凝聚民族力量。他的多部作品被翻譯成外文在國際上傳播，不僅展示了中國人民的不屈抗爭，為中國抗戰爭取到國際社會的支持與同情，更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文藝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國際反法西斯文藝創作提供了借鑒。

老舍在烽火中的文藝實踐，既是文藝創作的史詩，更是民族精神的豐碑。他以筆為劍，架起淪陷區與大后方的精神橋梁；以藝為盾，筑起民族存亡之際的文化長城，其“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和“為人民創作”的創作方針，筑牢了抗戰文藝精神的堅強基石。

（作者分別系北京市老舍研究會秘書長、北京市老舍研究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