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伯納

        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是出生于愛爾蘭、活躍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上半葉的著名英國劇作家、小說家、藝術評論家和社會活動家。在漫長的創作生涯中他著述頗豐，僅戲劇作品就有51部，其創作數量和體裁在世界戲劇家中皆屬罕見。在英國戲劇史上，蕭伯納是獨樹一幟的人物，他繼承了易卜生的現實主義戲劇創作傳統，關注社會問題，針砭時弊，并在此基礎上發揚了易卜生社會“問題劇”中討論的成分，把這種討論融入戲劇的每一個場景中，逐漸形成一種“討論劇”的創作模式。在充斥情節劇的19世紀英國劇壇，蕭伯納似一匹黑馬脫穎而出，打破了沉悶庸俗的戲劇環境。

《賣花女》封面

根據蕭伯納《賣花女》改編的電影《窈窕淑女》劇照

Ⅰ 易卜生的影響

蕭伯納的戲劇創作生涯并非一帆風順。他出生于愛爾蘭的都柏林，19歲時移居倫敦。為了生計，他曾擔任過電話公司的推銷員，后為報刊撰寫藝術評論，其間他還嘗試過小說創作。1884年，他加入費邊社，1885年，他被選為執行委員，后逐漸成為這個組織最重要的發言人。費邊社的成員主要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提倡改良主義思想，篤信漸進主義，主張以改良的方式消除當時英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不公。這一思想在蕭伯納的多部作品中有所體現。

19世紀的英國劇壇，戲劇審查依然遵循1737年通過的《劇場執照法》。在這一嚴苛的審查制度下，英國舞臺上只能上演內容浮淺的情節劇。這些劇目刻意追求情節的曲折離奇、復雜多變，多運用誤會、巧合、意外發現等戲劇手法來制造懸念，以達到吸引觀眾的目的。其戲劇沖突的解決通常依賴于“上帝之手”，這同古希臘戲劇慣用的以“機械降神”手法來化解矛盾如出一轍。作為一名評論家，蕭伯納對情節劇的弊端深有體會。

大約在19世紀80年代后期，蕭伯納接觸了挪威作家易卜生的戲劇作品。根據蕭伯納自己的記載，那是參加《玩偶之家》非正式的劇本朗讀，卡爾·馬克思最小的女兒扮演娜拉，而蕭伯納本人扮演格羅斯泰。他當時就對易卜生的這部作品產生了強烈的興趣，這種興趣很快變成了熱烈的贊許和身體力行的實踐。從此，他把自己旺盛的創作精力轉移到戲劇創作中，開啟了漫長的戲劇創作生涯。

他為易卜生的戲劇創作思想所折服，撰寫了《易卜生主義的精髓》來抒發對易卜生的推崇。他認為易卜生對于現實主義戲劇最大的貢獻就是把情節劇的最后一幕變為嚴肅話題的討論。比如在《玩偶之家》的結尾，主人公娜拉和她的丈夫海爾茂就婚姻關系、夫妻之間的責任和義務等話題進行了認真的探討，這種討論把情節劇的結尾升華為對人的命運的反思，全劇更以娜拉的出走撼動了歐洲中產階級固有的價值觀，在當時的歐洲社會掀起了討論熱潮。易卜生堅信戲劇可以改變人的本性，從而改變道德秩序和社會秩序。易卜生在他的現實主義戲劇作品中通常會讓劇中人通過個人意志來改變自己的困境。在這一點上，蕭伯納和易卜生略有不同，蕭伯納堅信社會變革的根本出路在于改變社會結構，在此基礎上才可以改變人的本性。

蕭伯納贊同易卜生的戲劇創作理念，深信藝術是改變世界的最為有效的道德宣傳工具。他在長期的創作生涯中秉承這一思想，并不斷進行創新。他極為贊賞易卜生的現實主義戲劇，將其劇中通常出現在結尾的討論融入整部劇中，凸顯對社會話題的關注。其獨創的討論劇特色在《芭芭拉少校》和《賣花女》中均有體現。

Ⅱ 《芭芭拉少校》

在《芭芭拉少校》（1905）中，蕭伯納痛斥資本主義發展的弊端，嘲諷了軍火商的貪婪。主人公芭芭拉少校是一名理想主義者，在慈善組織救世軍工作，她的男友柯森斯為了追求她也加入了救世軍。他們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帶著樂隊到處募捐，救助窮人。她的父親安德謝夫是軍火大亨，依靠武器生產積累了萬貫家財。因生活理念不同，芭芭拉的父母長期分居，導致芭芭拉對自己的父親不甚了解。當芭芭拉所在的救世軍收容所急需捐贈以維持運轉時，她父親提供了5000英鎊，這讓芭芭拉陷入兩難境地——她反對父親的軍火產業但又需要他的捐款。觀眾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芭芭拉內心的糾結和無所適從。當收容所負責人貝恩斯太太欣然接受安德謝夫的捐款時，芭芭拉失望地脫下救世軍服裝，毅然離開該組織。在這部劇的最后一幕，芭芭拉和家人參觀安德謝夫的軍工廠。當她看到軍工廠管理井井有條，工人們生活安穩時，又深感震驚。她父親還把她的未婚夫柯森斯立為工廠的繼承人，并許諾給他豐厚的年薪以保障他和芭芭拉未來的生活，這讓芭芭拉再次陷入良心的不安中。

蕭伯納巧妙地把對社會問題的討論融入劇情中。例如在第二幕，當得知救世軍的一大筆捐款來自威士忌釀酒商時，芭芭拉責備貝恩斯太太不應該接受這筆捐款，貝恩斯太太則提醒她沒有這筆錢收容所就得關門，窮人就會無家可歸，社會就會動蕩不安。當安德謝夫在捐款時大言不慚地說戰爭是他財富的根源，他勸貝恩斯太太接受他的捐款，還狡辯道：“您的工作是宣傳世界和平，是要人彼此和善，您多勸一個人信了救世軍，就多一個人反對戰爭。可是我仍然給你們這筆錢，幫助你們盡快去搞垮我的生意。”安德謝夫和他代表的軍工集團是整個英國上層社會的幕后操縱者，通過安德謝夫的狡辯，蕭伯納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自身無法解決的一個矛盾。

在這部劇的結尾，蕭伯納再次展示了討論劇的特色。首先是當柯森斯質問安德謝夫什么是軍火商的真正信條時，安德謝夫回答：“誰出公道的價錢，就把軍火賣給誰，不管他是什么人，什么主義。”之后是芭芭拉和柯森斯之間的討論，芭芭拉不贊同父親的軍火生意，但又不愿意離開柯森斯。她的解決方法是否認自己的身份，把自己幻想成一名殉道者，通過一種精神力量來拯救這些工人的靈魂。最后，她決定和未婚夫搬到軍工廠所在的小鎮，繼續從事自己的慈善事業。

這部劇揭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資本主義的軍火商和慈善組織已經成為利益集團，軍火商通過戰爭來積累財富，轉而又把這些財富以慈善的名義投入到上層建筑中去，從而掌控整個社會的政治話語。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的頑疾是無法根除的。蕭伯納在這部劇中對資本主義痼疾的揭露不可謂不深刻，言語的諷刺不可謂不犀利，但因為他堅信改良主義，無法提出改革社會的良方，他的向善愿望化為芭芭拉少校的妥協。

Ⅲ 《賣花女》

《賣花女》（又譯《皮格馬利翁》）首演于1913年。雖然這部劇沿襲了傳統情節劇的套路，但蕭伯納通過在劇中穿插大量的討論使這部喜劇有了“舊瓶裝新酒”的意味。

語音學教授希金斯和皮克林上校在劇院門口偶遇言語粗俗的貧窮賣花女伊莉莎。作為語音學專家，希金斯對伊莉莎粗俗的言語大感興趣，遂偷偷記錄下她的發音習慣。他還對旁觀者夸下海口，稱只要三個月的工夫，就可以把伊莉莎變成舉止高雅的公爵夫人，還可以讓她參加外國大使的花園宴會。皮克林上校參與了希金斯的打賭，并愿意支付一切費用，改變伊莉莎的發音習慣，讓她成為上流社會的淑女。在兩人的精心打造下，伊莉莎果然在使館的宴會上被誤認為是一位外國公主。

按照傳統情節劇的套路，劇的結尾應該是希金斯和伊莉莎喜結連理，共度余生。但這部劇反其道而行之，宴會結束后，兩人回到家中，旋即發生了激烈的爭吵。伊莉莎突然意識到自己不過是希金斯的實驗品；在這場實驗中，她沒有任何尊嚴，也沒有賴以謀生的手段，她開始了反擊。希金斯認為他的任務已經結束，伊莉莎可以回到她原有的生活中，開個花店或者結婚。希金斯和伊莉莎進行了長談，兩人討論男人和女人的相處之道、女性的尊嚴，這種討論類似辯論，制造了激烈的思想交鋒。

從這一角度來說，《賣花女》已經脫離了情節劇的套路，改為對女性生存和兩性關系的討論。蕭伯納通過一個類似灰姑娘的故事，探討了英國社會中的階級問題，諷刺了固化的階級結構——盡管伊莉莎已經可以說一口純正的上流社會的英語，但是她依然無法完成階層跨越。結尾的樂觀之處就是伊莉莎沒有被面臨的困難擊垮，她決定獨立謀生，用希金斯教給她的技巧來教授學生。蕭伯納在劇中提出了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是否僅僅通過改變一個人的口音就可以改變這個人的生活處境。從結尾來看，對于伊莉莎來說，這一切無異于天方夜譚。

討論劇的特色在《賣花女》中可以說無處不在。伊莉莎向希金斯的母親抱怨道：“一個上等小姐和一個賣花姑娘的分別不在于她怎么做，而在于別人怎么對待她。我在希金斯教授面前永遠是個賣花姑娘……”其他的討論還包括第二幕中希金斯和伊莉莎的父親討論道德和貧窮的關系，希金斯和皮克林討論婚姻的意義等。這些討論雖然涉及的是20世紀初期的話題，但對于當代觀眾來說依然發人深省。

在這兩部劇中，蕭伯納以辛辣的文筆揭露了英國社會的痼疾，卻沒有提出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在《芭芭拉少校》中，芭芭拉的轉變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她所謂的慈善事業更像是一個完美的借口，而沒有解決她認知方面的危機。蕭伯納敏銳地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中軍工企業和政府之間的勾連，但他無法提出解決方法。《賣花女》結尾處伊莉莎的出路并不明朗，蕭伯納想通過伊莉莎的獨立來彰顯對階級秩序的挑戰，但伊莉莎的自救并沒有完全打破英國等級嚴格的階級秩序。這兩部作品結尾顯示了蕭伯納的改良主義思想。

蕭伯納繼承了易卜生現實主義戲劇的傳統，獨創討論劇的形式，改革了情節劇，運用討論和辯論等形式為這兩部作品注入豐富的思想內涵。他在這兩部劇中妙語連珠，展示了語言大師的機敏和諷刺大師的辛辣。他在社會問題劇的基礎上，加入了大段的對社會熱點問題的討論，舞臺上人物之間展開激烈的思想交鋒，同時也開啟了舞臺下觀眾的“頭腦風暴”，舞臺上下的思想交鋒激發觀眾的思考，這頗符合蕭伯納的戲劇理念，即藝術是改造社會的工具。大段的討論雖然使他的劇看起來有些冗長，但其幽默的風格和深邃的思想使蕭伯納成為同時代英國劇作家中的翹楚。

（作者：周煒，系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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