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冰茹（主持人）：葉兆言在一次訪談中談及《璩家花園》的創作緣起，他說寫這部小說的一個動力是：“我曾經寫過一本《南京傳》，非虛構的寫法，我想通過南京這座城市，把中國歷史說一遍”，“《南京傳》只寫到1949年，我覺得1949年以后的中國歷史也可以通過南京歷史來講述”。從這個意義上說，《璩家花園》是葉兆言在《南京傳》之后續寫南京歷史的作品。不過，與《南京傳》選擇從帝王將相、朝代更迭的宏闊視野中寫南京不同，《璩家花園》將敘述錨定在南京城的一個具體街區中，用普通人的命運周折和人生悲喜透視共和國七十年的歷史。其實，任何一座城市的歷史都可以理解為城市性格和城市形象的呈現方式，也是民族國家歷史的一種表達。葉兆言的《璩家花園》以南京城里的市井傳奇勾連起共和國七十年歷史的風云變幻，展現出歷史細部的豐富性。巴赫金在討論小說形式時說：“在大多數情況下，創作想象的一個基本出發點便是確定一個完全具體的地方，不過這不是觀察者情緒的一種抽象的景觀，絕對不是。這是人類歷史的一隅，是濃縮在空間中的歷史時間。”借用巴赫金對“時空體”的描述，我們也可以將璩家花園視為濃縮共和國歷史“一隅”的那個具體空間，看看葉兆言如何在這“歷史一隅”中呈現南京經驗，書寫中國歷史。

陳婉婷：城市記憶與地方感的建構

在新作《璩家花園》里，葉兆言虛構了一個叫做“璩家花園”的文學地理街區，為南京的城市記憶賦形。不同于純粹虛構的故事背景空間，“璩家花園”是小說除人物以外的另一個主角，是作家為城市立傳的具象載體。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認為，地方感是造就地方特性和氛圍的重要因素，葉兆言正是采用紀實與虛構結合的方法為璩家花園注入文化經驗，賦予其獨特的地方感。

首先，璩家花園由真實的地理原型“脫實向虛”而來，自有其豐厚的歷史底蘊，代表了一種平民階層的價值取向。對南京稍有熟悉的讀者很容易從璩家花園看到南京的兩座私家園林——胡家花園和甘熙宅第的影子。其次，璩家花園糅合了南京作為“歷史傷城”和“文化金陵”[1]的地方想象，其中蘊含了以興衰觀世象的世情筆法。小說里，璩家花園一經出場已是由大雜院、工廠和學校組成的平民街區，然而敘事者仍不斷召喚璩家花園的“光榮歷史”，一面回溯自晚清以來這一地帶的世祿侈富和往日繁榮，一面發出昔盛今衰的無限慨嘆，如詹姆遜所言，文藝作品中的“懷舊”模式以拼貼的方式重塑過去時代特有的藝術感覺和形態，從而喚醒對應的“昨日質感。”[2]

此外，璩家花園與現實中的“老城南”具有歷史同構性，璩家花園的地理沿革正是古老南京在當代變遷中的縮影。尤其自1990年代末開始，針對城南地區開展的大規模成片拆除引發廣泛的社會關注，也讓老城片區的保護和改造工作成為新世紀以后南京城市文化建構最具象征意味的歷史事件。這些歷史與當代經驗被生動融入璩家花園的前世今生，零散地編織進1970年代之后的歷史敘事中，看似對故事的情節走向無關緊要，但使璩家花園中的人事悲歡無不粘連著葉兆言的成長記憶、包裹著南京老城的現實經驗，真正體現出一種痛癢相關、心神相連的文學“在地性”。

張遠玥：空間變遷中的平民史詩

在《璩家花園》中，作家有意識地創作了一種貼近歷史線索的“年代小說”、“歷史小說”， 以家庭史為經緯折射社會歷史變遷。在當代文學中，“共和國史”與“家庭史”的交織敘述已經形成了穩定的敘事范例，《璩家花園》亦深嵌于這一創作脈絡，因此不必將其視為所謂的“小歷史匡正大歷史”“從邊緣發現中心”。

因此，從“年代小說”、“歷史小說”的角度審視，《璩家花園》似乎未有獨樹一幟的亮點，但就個人閱讀體驗而言，我認為小說對“平民”視角的推崇是值得探討的，作者將主要敘述目光投射于天井這樣一個較為普通的角色（而不是置于知識分子形象費教授身上），講述家長里短、情愛婚戀、悲歡離合等平民世界中的“日常生活”。小說中的“璩家花園”事實上不是花園，而是一片區域，有一個又一個的大小雜院。璩家花園、后街以及建筑之間寬窄不一的防火通道，成為了少年游蕩探險的場所；防火通道連接著璩家的祖宗閣，從懸空的祖宗閣向下看去則是服裝廠的倉庫和宿舍；璩家花園一帶先后興建了洋樓、宅院、賬房、工廠、派出所等等，只不過榮華富貴如過眼云煙，樓起樓塌，而后棚戶區、平民區又先后改造為步行區和文化街區，空間變動回應著歷史的變遷，也是故事發生的生活場域。細究之下，小說標題“璩家花園”與主人公“天井”的名字恰好構成了某種呼應，提示我們可關注空間、景觀在小說中的構造與變動。

豐瑞：流動歷史中的恒定坐標

的確，《璩家花園》以彼此催生、相互關聯的故事呈現著小人物和日常生活的瑣碎，與宏大歷史進程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杜贊奇提到，我們在經歷線性時間的進程中會感到一種撕裂的困境，這源自兩種對于時間經驗的不同理解：一種是將其視為一系列互無關系的瞬間，另一種則將其理解為永恒向前、富有意義的時間。人的生命充滿了偶然和必然的組合。時代不斷嘗試通過世俗的形式將宿命轉化為連續，讓偶然轉化為意義；而個體卻會在一個又一個瞬間中，不斷將連續裂解為碎片、將意義還原為偶然。在這種相互分離又彼此互動的不同時間觀念之中，如何理解個人的處境和全部歷史，怎樣標記小市民的存在意義？

也許這部小說給了我們答案。在我看來，作為主人公的天井，他的愚鈍樸拙像是一個較為恒定的圓心，幼年將他錨定在原地的是他心智成熟晚于常人的遲鈍；而成年之后讓他在深刻變動的生活中獲得穩定的，是一種對心愛之人的癡情。可以說是一種“癡”的品質，讓他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距離線性歷史最遠的人，其他角色不斷地主動或被動地參與進宏大歷史，但最終都象征性地“回歸”到天井這個“歷史之外”的避風港，獲得一種內心的安寧和滿足。作者坦言，天井是他筆下一個理想化的人物，他所呈現的是一種相對來說抽象和純粹的愛[3]。也許正是這樣的理想建構，才在流動的歷史、無意義的瞬間之中，提供了一個恒定的坐標。戴錦華老師在論述《阿甘正傳》時提到，這是一部試圖縫合美國國內巨大的意識形態裂隙的電影，在“縫合”這個意義上，曾一度名為“縫紉機，蝴蝶牌”的《璩家花園》，可能也是屬于葉兆言的《阿甘正傳》。

周唯：“懸置”藝術與憂郁的詩學

從歷史敘事的偶然性與斷裂性來看，《璩家花園》對“懸而未決”情節的處理尤其值得關注。葉兆言在小說中設置了一系列具有“奇情”性質的敘事節點——江慕蓮的意外死亡、阿五的離奇失蹤、天井與璩達撲朔迷離的身世，為平淡的日常敘事注入了哥特式的暗流。人物的情感軌跡也常常“無疾而終”：費教授在心理博弈后選擇拒絕江慕蓮，李擇佳臨終抱憾卻沒有接受璩民有，這些語焉不詳甚或戛然而止的故事，摒棄了傳統情節劇的戲劇化程式，形成了獨特的文本張力。

一方面，被有意“懸置”的情節線索和情感狀態，構成了人物命運的“未完成態”，暗示著現實歷史本身的混沌、曖昧、若即若離，也制造了讀者接受過程中“期待視野”的斷裂。另一方面，“懸置”的美學也恰如其分地呼應了南京特有的城市氣質——一種浸透著歷史滄桑的迷惘與失落。葉兆言以一座老宅院貫連起四代人跌宕起伏的生命歷程，勾勒出南京從民國到當代的世紀圖景，然而“繁華總是轉眼即逝，富貴很快就蕩然無遺”，這種轉瞬即逝的宿命感不僅是個體命運的寫照，更是整座城市在現代化進程中記憶不斷被擦除和重構的隱喻。小說中的天井在面對家族照片時，產生了“照片上的輝煌時期與自己毫無關系”的疏離，直到暮年在核酸隊列中與歷史宣傳畫相遇，才了解到璩家花園的過往變遷，由此可見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錯位。通過這些被懸置的情節、被中斷的情感、被遺忘的記憶，小說不僅再現了歷史進程中的偶然性與不確定性，更將之升華為一種關于時間、記憶與城市變遷的憂郁詩學。

王莎：歷史形式與敘事實驗

在我看來，《璩家花園》是一部“大歷史”與“小歷史”兼容的文本。因為小說在“大歷史”的基礎上關注小人物的生存狀態，所以最終呈現出書寫世道人心的藝術本質。人的歷史可以跨越時空的界限，具有超越個體、地方與時間的普遍意義。《璩家花園》以寫“南京”為出發點，通過描寫人的歷史豐盈了文學南京的氣質和風度，形塑了文學南京的精神與靈魂，打通了人類共通的生命體驗，小說的生命力和藝術魅力也正在此處。

葉兆言還將其對歷史的理解寄寓在小說有形的敘事方式上。其一，小說在敘述上時有重復往返的表現。這種看似“瑣碎”的敘述實則還原了日常生活情境，而看似“無用”的生活情節把“無用之用”的哲思轉化為一種藝術表達，使小說呈現出非功利性的藝術內核。其二，小說時常插入副文本，使副文本與小說情節形成互文，豐富了小說的歷史意蘊與藝術層次。在葉兆言看來，當下與過去、個人與傳統，共同編織成為未來的歷史。換言之，歷史總是遵循著既定的軌道發展。其三，小說常常設置敘事空白。譬如，阿五為何消失二十年，作者并未給出確切答案。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這種空白對于作者來說是缺失性的檔案資料，因此也就無法被“轉義”。不被“轉義”的空白最終成為神秘的、引人遐想的敘事空間，由此指向無數種可能。其四，小說打亂線性敘事，每一章節具有很強的獨立性。這體現了葉兆言對當下閱讀狀態的理解，即閱讀狀態的非線性與碎片化。閱讀狀態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我們當代人的生活狀態，反映了一種當下正在進行的歷史。

羅涵詣：“訴說”的風格及其寫作限度

《璩家花園》書寫的歷史是一位父親想要講給女兒聽的故事，因而體現了一種“訴說”的風格，小說自始至終都有一個全知全能、能感受人物內心體驗的敘述者，為讀者/女兒講述一個關于“我們”的故事。在小說中，璩天井與作者葉兆言是一代人，也只有天井的故事線是最完整的，他始終用一種不驕不躁、腳踏實地的處事態度面對一切，無論悲歡離合、起伏聚散，小說講述的都是平凡生活里發生的小事，葉兆言借助微觀的故事，串聯起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尤其是恢復高考、改革開放、下海經商等關系時代變遷的歷史事件，并將落腳點放置在“尋常百姓家”，讓微觀歷史也能夠獲得普遍性的意義。也因此，這部作品其實是將璩家花園的歷史變遷放置在故事的背景板上，而前置在讀者面前的是生活在這里的人所擁有的歷史體驗感，傳遞著“世運如潮又一時，文章得失更能知”的普遍性哲思。

此外，作者處理的歷史以70-80年代居多，90年代以后僅涉及1999年璩達高考與2019年后的疫情。葉兆言生于1957年，書寫他們的青春成長以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歷史一直是“50后”作家所擅長的，但如何呈現新世紀之后的歷史，并與我們現在所處的當下建立聯系便成為這一代作家需要突破的歷史寫作的限度。在這一段歷史中，葉兆言并沒有“硬寫”，而是以留白的方式，截取能夠有感而發的事件，讓歷史真正成為一種“敘事”。

[1] 沈杏培：《沒落風雅與亂世傳奇：葉兆言的南京書寫——兼論長篇新作<很久以來>》，《當代作家評論》，2014年第3期。

[2] [美]詹姆遜著，胡亞敏等譯：《文化轉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8頁。

[3] 梁善茵、葉兆言：《可以自傲，我還在馬不停蹄地寫》，《羊城晚報》2024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