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師，即西南師范大學的簡稱，至少在“合校”誕生西南大學之前，這是一個人盡皆知的名稱。在我心目中，西師不僅僅是一所大學，它本身就是一座城市，擁有城市的許多結構，例如各種商店、銀行，附屬的中小學、幼兒園，以及醫院、工廠、果園、奶牛場，也包括那些身份來源復雜的社區居民，甚至還有屬于學校的各處風景名勝，這都屬于類似城市的組織形態。

當然這并不奇怪，很多國家單位都有著類似的組織結構，學校如此，工廠也如此。只是西師實在面積巨大，內部單位繁多，校園里居民眾多，這樣的印象也就特別深刻。

我在北碚外婆家長大，外婆家就在西師附近，所以我從小就對這個龐大的學校滿懷好奇。西師面積廣大，單是圍墻就翻山越嶺，經由北碚城邊緣一直綿延向前，從天星橋一路過來，跨越水嵐埡，穿過文星灣直奔團山堡，在馬鞍溪人跡罕至的河谷邊繼續推進，一眼看不到頭。小時候，二舅時常帶我去馬鞍溪撈魚或垂釣，我們沿荊棘叢生的河谷走了好幾個小時，還能夠看見旁邊山坡上聳立的圍墻。我總是問二舅：“圍墻里面是哪里？”二舅不假思索地回答說：“西師，還是西師！”那時候，望著這高高的山嶺上起伏的圍墻，我有一種從圖片上仰視萬里長城的感覺，那么高大，那么雄偉。

西師的圍墻離外婆家也就二三十米，我上學的大明小學也與西師僅一墻之隔，于是我常常跟隨小伙伴的腳步溜進去“探險”。大約是20世紀70年代初，西師搬遷去了梁平等地，校址由內遷的“哈軍工”使用，校內人不多，大量的樓房都閑置一旁，空空蕩蕩。我們在一棟棟空無一人的大樓里跑來跑去，聽著自己腳步的回聲，有點興奮，也有點害怕。有一次，一位“孩子王”得意地宣布，在操場的看臺附近發現了一個隧洞，只有勇敢的人才能走過去。大家面面相覷，都不愿承認自己是膽小鬼，于是相約前去探險。西師的操場背靠一座巨大的山嶺，沿著山嶺開鑿了好幾處防空洞，一般都鐵柵欄緊鎖，但有一處隧洞卻敞開著。我們手挽手地往洞里走，最初一段還有光亮，能夠隱約看見腳下的道路，越往深處走就越黑暗，到中間一段就完全看不見了，大家心中非常恐懼，只有左右牽著的手還能給人一點安慰。不多一會兒，突然眼前又透出了一些光亮，讓人眼睛很不適應。光亮越來越大，我們發現已經走到了隧洞的另一邊。這短短的十來分鐘，我們體驗了光明與黑暗，就仿佛一次生與死的切換一樣，盡管年幼的我們并不真的懂得什么是生死。從此以后，這個地方成了考驗“新入伙”的小玩伴的首選，只有敢于接受隧洞挑戰的玩伴才能得到大家的認可。

神秘如中世紀城堡的西師就這樣在我們心中樹立著自己巍峨的形象。

西師地處北碚，不過其中包含的一切，人與物與事都各自獨立存在，與圍墻外的這個城市似乎沒有太大的關系。圍墻外、山嶺下的人們對其中正在發生的一切不無神往。我的童年時代，這里是主要觀看露天電影的地方，而且上映的都是大家盼望已久的影片，它不僅及時滿足了人們的渴求，而且還常常奉獻一些額外的“驚喜”。例如，1976年電影《金光大道》第二部公映，西師就在操場上連映兩場，不僅有第二部，還重新放映了第一部，北碚附近的居民不僅看了電影，而且被西師的氣魄折服。20世紀80年代初，西師修建了一處圓頂食堂，四圍皆窗，寬敞明亮，如同一個巨大的蒙古包，這個造型在普遍采用紅磚青瓦建筑的年代有點奢侈，引起了周邊居民的羨慕，二舅參觀后回到家感嘆了好幾天：“西師真有錢啊，食堂也蓋得這樣講究！”西師有錢，總是完成一些超越北碚人民想象的事情，這就是當時的普遍共識，盡管其中可能多有誤讀。

二

1989年7月，我畢業后到西師工作，為了找到一間合適的住房，在校內多方打聽，四處尋覓。因為不符合單人居住的條件，我一次又一次被房產科拒絕，不過卻也因此參觀了許多形態各異的教師宿舍。在游走校園的過程中，我驚訝地發現，這里的宿舍并不是只有單元房或筒子樓這樣典型的樣式，西師操場旁邊的“愛情火焰山”附近就矗立著一排排青瓦黃墻的小平房，猶如民國時期的郊外別墅。這里居校園丘陵地帶，滿目蒼翠，又可以居高臨下，近瞰校園風光，遠眺縉云山山巒，真可謂是“林中雅舍”。從文星灣小校門進去左拐，是一排排的紅磚平房，退級設計，每家每戶都有屋前的院壩，傍晚總有人支一張小桌就餐，夏天則一邊觀天賞月，一邊納涼聊天。這份愜意正是我外婆家景象的再現，所以好幾次路過此地，都會情不自禁地駐足呆看，仿佛時光穿越，夢回童年。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柑橘研究所附近某位老師家拜訪，剛剛轉過一片柑橘林，就見到了一座近代四川民居式的住宅，三面合圍，朝陽而立，青磚灰瓦，小巧精致。順著民居的正面看過去，是一大排郁郁蔥蔥的樹林，樹林順坡往下，則是蜿蜒曲折的馬鞍溪，馬鞍溪的對岸又是一大片原生態的風景，一處陡峭的巖石，上面飛瀑直下。童年的我就常常隨同二舅在下面的小溪里捕魚，也在這處瀑布下面的水潭中垂釣。那個時候，從未想到還可以站在這里從這個角度觀看風景，更沒有想到風景還可能以這樣的方式展現在住宅的面前。看來西師的老師不僅生活在巨大的“城堡”中，而且置身于夢幻般的仙境里！

當然，幾經折騰，我還是沒有能夠找到一處可以安身的居所。因為“城堡”太大，其管理必須井然有序，我們都得面對一絲不茍的管理人員。結婚成家、有孩子同住、職稱級別，這都是逐級上升的分房條件。房產科人員都必須鐵面無私，否則也難以面對五花八門的要求，我好像也找不出充足的理由來為自己爭取一間別墅式的風景雅舍。

沒有風景中的雅舍也并不是一件多么絕望的事情，因為當年的西師，就如同一個城市的景觀布局，到處點綴著巧心安排的“名勝”，幾處學生宿舍分別以桃園、李園、橘園、杏園命名，盡顯四季飄香的果林風光；行政樓旁邊的紫藤架，一到春天，紫藤花便瀑布般地傾瀉而下，煞是壯觀；桃花山教師宿舍區，每年桃花盛開，姹紫嫣紅；校內還有些引人想象的所在，如大校門體育場旁邊的“野豬林”，時有體育系的壯漢舞槍弄棍、揮鞭走劍；數學系前面是一大片高聳云天的香樟林，林下野花爛漫；在文學院和桃花山之間還有過一灣翠綠，花木繁盛，流水潺潺，我稱之為“九寨溝”。

西師人都生活在同一個“城堡”之中，彼此也沒有那么大的距離，日常呼朋喚友、雅集酬唱，都是常態。團山堡的芋兒雞、勝利街的老鴨湯、天生橋的香辣干鍋、北碚碼頭的河鮮，還有天奇大廈樓頂花園的清茶、上島咖啡的炒飯快餐，包括在校內的桂園、禾豐樓餐廳小聚，都蠻有興味，大家談天說地，毫無芥蒂。重慶人的直率、耿直在這種場景中盡情發揮，“城堡”的共同體意識和嘉陵江的碼頭文化相互融合，消解了知識分子的酸腐和造作，讓人沉醉。后來我到成都工作，遇到了在平原商業文化中生活的同事，每次談事都堅持到街頭咖啡館，以各種理由拒絕我踏入他的家門，真讓我極度不適應。后來想想，這兩者的差異大概就是碼頭文化與商業文化的不同，也是“城堡”共同體與市民個體性的不同，而我，已經習慣了“城堡”意識的熏染。

三

西師有“城堡”的氣勢，也就有了“城堡”的性格。在這里，圍墻封鎖了溝溝壑壑，綠蔭掩映了荊棘叢生，在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地界，可能也會多一些彼此的碰撞與人際的鋒芒。剛到西師不久，我到一位老師家串門，突然聽見對面樓上傳來聲嘶力竭的咆哮，循聲望去，但見一衣冠楚楚的男子兀立窗前，勇赴刑場一般凜然演講，慷慨激昂，義正詞嚴，內容則不辨西東，隱晦難懂。同事解釋說，不要見怪，他在“文革”年代精神失常了。后來讀《吳宓日記》，其中以文學的精細為我們描繪了大量驚心動魄的西師故事，也大體明白了這堡壘中的內耗曾經是何等的嚴重而持久。

城堡之中，“堡主”的話語權可能會多一點，民國時代清華梅貽琦式的協商平衡未必適用于這個地方，在山巒疊嶂、溝壑縱橫的地帶也未必管用。這也是“城堡”性格顯而易見的弱點，不過我還是愿意記錄下它的優點和溫暖。20世紀90年代初，我剛好符合這里科研破格的要求，有機會順利晉級職稱。那個年代，職稱評審是一件大事，幾乎每個申報者都會找機會去申說自己的優勢，以博得人事處的重視和專家的好評。剛到西師不久的我，卻完全摸不著北，自始至終也不知道通過什么渠道去找什么人，就這樣懵懵懂懂地評了職稱。沒想到，事后卻傳來了人事處宋處長的一個評價：“此人從未因為職稱找過我們，這樣的人正是我們人事工作應該關心的對象。”說實話，這話真讓我有點受寵若驚，因為“找”與“不找”于我而言可能都是偶然的，我當時未必有什么深思熟慮的操行考慮，但這位人事處處長的話卻讓我頗為動容。

西師統戰部的傅部長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領導。因為我參加了民盟，傅部長經常遠遠看見我就專門停下來問這問那，話題都不離要求進步、參政議政等重大內容，有時候我難以立即作出回應，所以有一段時間，我有點怕遇到傅部長，擔心不能達到她新的政治要求，辜負了她的信任。但是，這位傅部長卻絲毫也不介意，對我的“進步”歷程表現出了極大的耐心，有時候幾乎是循循善誘地為我分析專家學者應該怎么“進步”，而“進步”也并不是一種額外的負擔，它可以推動學者的成長和發展。在傅部長堅持不懈的推動下，我竟然從一位普通的學者成長為民盟西南大學的主委，還遵循著她所描述的“進步”路線，進入政協參政議政了。當然，直到我決定離開西師返回母校北京師范大學工作的時候，依然心存猜測，這就是一位忠于職守的老干部的工作本能吧，歸根到底她是在為她工作的部門盡一份責任。如果有一天她發現我還是告別了西師，所有這些努力可能不僅不能為她增添光彩，反而會影響上級對她工作的評價。到那時，我們的友誼可能也就自然結束了，這在我來說頗有歉意，但卻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不久，我還是回到了北師大，從托運行李北上的那一天開始，我似乎又回到了剛剛認識傅部長的那一天，有點不敢面對她，甚至刻意躲著她。但是，傅部長再次超出了我的推測，就在我回到北師大那一年的冬天，她利用出差的機會專程到北師大家中找我，推心置腹地繼續和我聊“進步”，聊學者的參政議政，只是自始至終也沒有提到我離開西師的事情，仿佛我還是西師的一員，還在西師統戰部的關照之下。第二年，在北師大的一次民主黨派活動中，北師大黨委統戰部部長告訴我，傅部長曾經專門給她打電話，向北師大鄭重推薦我。那一刻，我不知道該怎么描述我心中的感受，我想到魯迅說過的話：“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直到這時，我才承認自己可能并不真正理解傅部長，在她盡責工作的背后，更有一種對“人”的關懷和認知，就是這樣的境界讓她超越了一般的政績追求，釋放出一種人性深處的溫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