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李鴻章在《籌議制造輪船未可裁撤折》中議論說：“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這一年發生了許多載入史冊的新鮮事，如李鴻章創設招商局，陳蘭彬、容閎率領第一批幼童詹天佑等赴美留學，英國人美查等在上海創立《申報》等等，歷史正在一個個細節中緩慢而不為人察覺地選擇其未來走向。張元濟時年6歲。

26年后的1898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刑部主事張元濟因深度參與維新變法，被革職并“永不敘用”。在“滿朝鉤黨任株連，有罪難逃心自安”之際，李鴻章專門派人帶話給張元濟，請其去上海等候盛宣懷安排工作。1899年三四月間，盛宣懷請張元濟在南洋公學辦理譯書事宜。李鴻章在信中安慰張元濟說：“菊生……得奉高堂之飲，兼修名山之業，讀書養志，藏器俟時，自有千秋。”嚴復來信說：“南洋公學將有譯書之局，俾公得安研其間，不覺為之狂喜。大者則謂譯書為當今第一急務，喜提倡之有人；小者則為吾兄慶一枝之借，取過目前，且不至消耗精神于無用之地也。”此前一年，商務印書館剛剛成立。

張元濟并未將南洋公學譯書院作為暫借之一枝、俟時之居所，而是將出版事業作為余生之志向，在風云激蕩的時代變局之中，以強烈的愛國熱忱、維新的思想底色、務實的行事風格、科學的治理準則、深沉的憂患意識（問題意識），帶領商務印書館一步步成為亞洲第一的出版機構、中外知名的文化機關，他本人也以一個出版家的形象立于歷史長河之中。回望出版家張元濟在時代變局之中的所作所為，尤其是其在出版工作中體現出的精神、理念和思考，對時下身處另一種大變局之中的出版業、出版人來講，或許不無啟發。

一、引進西學以激蕩時代潮流

1899年11月27日，32歲的張元濟與33歲的內藤湖南——日本中國學京都學派創始人在上海會晤并做了一場筆談。內藤慨然嘆曰：“如此江山，乃使他人揚言為我勢力范圍，乃貴國士大夫之恥。”張元濟認為變法之失敗源于“民智遏塞”，認為中國“自四十年前起，已有變法之說。仿效西人者其事亦不少，而成效茫然。且今所謂洋務人才，亦只知皮毛，而不能得其神髓，則因舍本逐末，不能以培養人才為先也”。內藤以日本的改革為例，也認為“洋務人才……專敏于語言，而不會讀書繹義”，并詢問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在國內的評價如何。張元濟評價《天演論》“自是本邦數十年譯書中最善之本，喜讀者亦不乏人。然號為求新者流，亦有以為荒誕者，則由知識未開也”。以出版事業開啟民智，成為張元濟畢生的志向。

就在與內藤湖南筆談之前，張元濟剛剛以兩千金的昂貴價格購買了嚴復的《原富》譯稿。在開啟民智上，嚴復與張元濟引為同道。嚴復認為“民智不開，則守舊維新兩無一可”，決意“以西學為根據作獅子吼，喚醒國人”。除了精神上的互為知己，張元濟還以《原富》實洋20%的版稅形式與嚴復建立起了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后，張元濟與嚴復的合作日益密切，先后出版了嚴復的八部譯稿，同時還出版了其他譯者的一系列西學著作，通過林紓的翻譯出版了大量外國文學作品。

其實，西方著作的重要性在商務印書館領導層內是有分歧的。1917年8月18日，張元濟與高鳳池談西書部相關事宜時，高鳳池認為“西書不甚要緊”，張元濟則說“歐戰止后，中國人無不學英文，西書必大發達，不能不算要緊”。同年10月2日，章士釗來訪，張元濟與之“談及日本翻譯歐美新書，進步甚猛。黑目書店出有新著梗概一種，于歐美新書均有提要，已出至第十二集”。1918年9月9日，因高鳳池不重視引進西學，張元濟再次告訴他：“歐戰既了，西書必大發展。”張元濟還廣泛邀請新生代作者，編譯《世界叢書》，并提出要出版共產主義方面的圖書。1920年7月29日，張元濟回訪駐日使館書記朱紹廉，“談及國內對于俄國共產主義竟無一書。和文書均經警廳檢閱，其緊要處全已刪去，必須從俄文譯出。余問日人解俄文者多，如有譯成之書彼國不能出版者，可否寄來一看。如果有辦法，本館亦可用”。1922年10月，李季翻譯、陶孟和校閱《價值、價格及利潤》中譯本納入《世界叢書》出版，這是早期在中國出版的馬克思原著中的重要一部。在引進西學方面，張元濟沒有特定的框框，秉持開放的態度。張元濟的努力，不僅使西學成為商務印書館的重要板塊，更使商務印書館成為當時國人睜眼看世界、吸收世界先進文明的重要窗口。可以說，目前仍行銷于世的“漢譯世界名著叢書”，正是這一傳統的當代體現。

二、整理文獻以存續中華文脈

對于晚清流行的“中體西用”，嚴復認為應本末兼治、體用合一，“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并立，合之則兩亡”。親身經歷變法的張元濟抱有相似看法，他1902年在《教育世界》發表文章，提出了“勿標講求西學之名”“勿以洋文為常課”“勿以外人主持學事”“勿沿用洋人課本”等一系列主張，強調要“取泰西種種學術……掃腐儒之陳說，而振新吾國民之精神”，但同時要“保持國民自立之性”，正可與其積極引進西學的努力互為表里。正由于這種清醒的認知，張元濟在引進西學的同時，一直把中華古籍文獻的搜集整理作為重要工作，特別是通過善本古籍的影印出版以賡續中華文脈，極大地降低了這些文獻的傳播成本，對當時的學術研究也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到商務印書館不久，張元濟就籌建涵芬樓，保存了大量古籍善本、地方志書等文獻資料。他四處搜集各地藏書樓散出的古籍，如會稽徐氏、長洲蔣氏、太倉顧氏、清宗室盛氏等的藏書等等，他的日記、書信之中，觸目皆是此類記載。

張元濟主持《四部叢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出版，奠定了商務印書館作為一個出版重鎮、與北京大學并為中國近現代文化“雙子星座”的重要地位。其中，《四部叢刊》收錄經史典籍、諸子百家、學人別集等，按四部分類排列，1922年完成出版，1926年重印。為做好這類工作，張元濟和商務印書館不惜付出巨大成本，不以盈利為首要目標。茅盾回憶說，張元濟派孫毓修到江南圖書館拍攝該館所藏古籍，“書不能借到上海，攝影等等工作只能在南京做。于是商務派了影印技術人員和裝裱工匠等到南京去，就借江南圖書館近旁空房安頓這些人，又裝了專用的小發電機，指定專人每天把攝影后印在特別紙上的底片帶到上海……當時每天從南京專人送來的底片（三十二開的）大約有二三百張，必須當天修完校過，因此，我每天忙得很。”

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出版更是一項重大的文化建設基礎工程。百衲本出版之前，不少好的史書版本在藏書家手中秘不示人，于學術研究及普及工作均極其不便。張元濟不惜耗費巨資，四處搜訪宋元善本，采用當時最先進的攝影制版技術，歷經十余年才完成這項工作。百衲本二十四史于1936年出版時，張元濟慨嘆：“能于文化銷沉之際，得網羅僅存之本，為古人續命，這是多么幸運啊！”蔡元培稱其為“博觀精勤之成績，所以嘉惠學子益無限量”，譽其為“古籍整理的里程碑”。胡適認為張元濟的這些工作，使史學者能便捷獲取最古本史籍，其功勞“在中國史學界可謂古人無與倫比”。

《涵芬樓秘笈》也是張元濟存續文脈的一項重要工程。據《張元濟年譜長編》，涵芬樓購集古書山積海容，其中有很多人間稀見之書。為了使這些珍罕古籍流通，不致因萬一災變而失傳，張元濟遂發起仿照毛晉刻《津逮秘書》，鮑廷博刊《知不足齋叢書》之例，選印涵芬樓所藏珍秘古籍，編為叢書，題名《涵芬樓秘笈》。這個出版計劃是在1916年推行的，分集陸續出版，每一集為線裝本八冊，包含古籍若干種。印刷方法大多數是用原書或原稿影印，也有小部分是用鉛字排印的。張元濟此前曾計劃印制伯希和所得敦煌文獻，后因故沒有施行。1916年7月21日，伯希和出任法國駐華公使館武官，途經上海，以唐人卷子陸德明著《尚書釋文》照片出示給張元濟等，張元濟遂借以編入《涵芬樓秘笈》第四集。此類事例在張元濟的書信筆記之中還有很多記錄。

三、普及文化以提升國民素養

張元濟認為教育和出版都是提升國民素養的重要工作，而出版尤為緊要。他在1901年寫給盛宣懷的信中，憂心忡忡地說：“中國號稱四萬萬人，其受教育者不過四十萬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萬人者，亦不過能背誦四書五經，能寫幾句八股八韻而已，于今世界所應知之事，茫茫無所知也。……嗟乎，大廈將傾，群夢未醒，病者垂斃，方藥雜投。彼言練兵，此言理財。試問前途豈能有濟，行之數年亦不過如夢幻泡影耳。”由此，張元濟“故向書林努力來”，藉由一系列教科書的編纂，藉由一所所職業學校、夜校、講習所的開辦等等，為20世紀初期的民智開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除奠定新式教科書的出版體例之外，張元濟還積極推廣白話和新文學，使得民眾獲取知識的門檻進一步降低，極大地普及了文化知識。1918年，《新青年》改用白話和新式標點符號。而早在1907年，商務印書館就出版了中國第一部白話翻譯小說——伍光建翻譯的法國作家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二十年后》。茅盾回憶說：“伍光建是根據英譯本轉譯的，而且不是全譯，有刪節，可是他的譯本有特點：第一，他的刪節很有分寸，務求不損傷原書的精采……第二，伍光建的白話文，既不同于中國舊小說（遠之則如‘三言’、‘二拍’，近之則如《官場現形記》等）的文字，也不同于‘五四’時期新文學的白話文，它別創一格，樸素而又風趣。”伍蠡甫回憶說：“張元濟對于父親用白話從原文翻譯，極感興趣。……鼓勵先父繼續為之。……這是中國第一部白話翻譯小說，書一出版就迎來廣大讀者。……張元濟對翻譯小說采取文言、白話兼收并蓄的方針，讓讀者自己分析、比較，就當時而言，這種觀點是相當開明的。”

1916年8月1日，張元濟提議《初等國文》用白話文編寫，然而“（杜）亞泉以為難，謂內地讀官話與文言無異，且官話亦不準，將來文理必不好，而官話又不適用。（高）夢旦謂教授甚難”。但張元濟并未灰心，1917年3月12日，他又托陳筱莊尋訪能夠以白話文編寫教材的作者。1920年2月17日，張元濟又與高夢旦商量編寫白話詞典，“取材以不能列入文言之文章者為界，如《儒林外史》《水滸》《紅樓夢》等皆可注入”。3月10日，張元濟又與高夢旦、莊俞、方毅等商談編寫《白話詞典》一事，同時決定“將《學生字典》改用白話解釋，并將白話要字補入”。這本詞典到1924年終于編好排印。這不但在當時的出版界是眼光超前，與胡適等新文學運動的發起者也遙相呼應。

張元濟對于新文學的態度也很開放，與茅盾口中的商務印書館“頑固派”形成鮮明對比。1919年11月初，《小說月報》主編王莼農找到茅盾，說第二年起將用三分之一的篇幅來介紹新文學，擬名為“小說新潮”欄目，請茅盾來主持。茅盾和孫毓修、朱元善談起這事時，他們暗示這是張元濟的決定。茅盾說：“后來我才知道，張菊生和高夢旦十一月初旬到過北京，就和鄭振鐸他們見過面，鄭等要求商務出版一個文學雜志，而由他們主編（如《學藝雜志》之例），張、高不愿出版新雜志，但表示可以改組《小說月報》……張、高回上海后即選定我改組《小說月報》。雜志改組后，首期即發行五千冊，并很快突破一萬冊。但陳叔通等人對于《小說月報》的革新這件事本身是十二分的不滿意……這位權力很大的商務當權派也只能以退回照例送給他的《小說月報》以表示‘抗議’，因為大勢所趨，當時商務當局中的進步派居于優勢”。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張元濟推行新文學之難。

四、科學治理以做強文化企業

在1917年寫給蔡元培的一封信中，張元濟認為“出版之事業可以提撕多數國民，似比教育少數英才為尤要”，由此必須打造一有力的出版機構來從事此類文化建設工作。于今學者都認同是張元濟的加盟，使得商務印書館從一個印刷作坊成長為了出版重鎮，而其做強這一文化企業的主線，則是科學的企業治理體系。

做強文化企業首在得人。張元濟在給高鳳池的信中明確指出：“不能不采用科學的管理法。……科學的管理方法，必須具有新學識者方能規畫。”商務早期具有較為濃厚的家族企業（雖形式為股份企業）特色，張元濟倡導使用新人以推動科學治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壓力，甚至數次以辭職相逼。如對胡適的引進，就是張元濟與茅盾口中的“頑固派”矛盾激化的導火索。1920年3月8日，張元濟約高夢旦談話，“擬設第二編譯所，專辦新事。以重薪聘胡適之，請其在京主持，每年約費三萬元，試辦一年”。3月13日與梁啟超談話時，又提及聘任胡適之事。此后不久，胡適在3月19日、21日和24日的日記中，均記錄高夢旦來訪，梁啟超也于31日和高夢旦一同拜訪胡適，正是為落實張元濟的想法。是月，張元濟與高鳳池工作矛盾激化，堅請辭職。他多次對人說，“（高風池）不能進用新人才、無久遠之計劃，恐以后公司將隳落”，“多招新學問之人，尤為余所主張”，“吾輩腦力陳舊，不能與世界潮流相應，若不引避賢路，恐非獨于公司無益，而且于公司有損……擬添招年富力強而有新知識者數人，以為公司之用”。“余等以為本館營業，非用新人、知識較優者斷難與學界、政界接洽。”

做強文化企業要在規范。1910年上海發生“橡皮股票”風潮期間，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夏瑞芳利用公司財務制度不夠健全的漏洞，擅自借款給正元錢莊老板陳逸卿去炒“橡皮股票”。隨著橡皮公司騙局的敗露，夏瑞芳私下投入的錢血本無歸，連同商務印書館欠正元的貸款就達十幾萬兩之多。張元濟從此事出發，開始改革商務印書館的各種規章制度，尤其是財務制度。他說：“從前本公司辦事，不能盡按法律，致粹翁屢為外界牽累，公司亦大受影響。以后宜按照法律，及嚴定辦事權限……”“必須更改章程，劃分董事及經理權限，訂立管理銀錢出入規則，方可圖公司之發達，而免一切之障害，否則必有不堪設想之惡果。”后來，商務印書館引入楊端六，開始了會計制度改革，“打開了國內第一個最大商業機構革新會計制度的難關”。據曹冰嚴回憶，張元濟的制度建設的方式，往往是抓住個別事件，追查原委，最終建立制度機制。“他為公司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當時所有各項辦事細則，甚至應用單據的格式，幾乎完全是他參與擬定的……張菊生先生在日常行政事務方面操勞的情況，當時館內頗有些人私下非議，認為是事務主義。現在想起來，這種批評是不公平的。張先生那種認真負責孜孜不倦干事業的精神，目的正是為了要求從業人員具有踏實細致的工作作風，提高工作效率，這在當時確曾起過示范作用，轉變了風氣”。

做強文化企業難在執行。張元濟身體力行，帶頭執行各項企業制度，從其日記書信中，可見許多“公私分明”以及節儉辦公的細節描述。張元濟還堅決禁止員工子弟入館，“為愛惜公司計，父兄在公司任職者，鄙意勿輕用其子弟。寧使其在外辦事，多受磨煉，俟其閱歷既深，能知甘苦，辦事確有經驗，確有能力，確能立定腳跟，再由公司延聘。彼時寧可特出重薪”。1922年，鮑咸昌堅決要求其子慶林任印刷所副所長職務，迫使總務處承認。張元濟說：“任用副所長，照章重要職員須經總務處會議”，鮑的所為“置董事會所定章程于不顧，且開引用私人之漸”。面對管理層其他人的沉默，張元濟憤懣地說：“天下事但求敷衍，目前將來終無善果。”又說：“滿清之亡，亡于親貴，公司之衰，亦必由于親貴。”

做強文化企業重在激勵。早在1910年赴歐洲考察時，張元濟就發現“外國各種營業，無不懸賞，其方法種種不一，鄙意似可多辦”。1917年12月27日，張元濟致信高鳳池提議：“公司如每歲能撥出二三萬元，用以延攬人才，獎勵同事，及為改良進步之計，如行之十年，其所收之效，比盤受中華，必有十倍百倍者。”當《時事新報》載文說商務“待工人甚苛”時，張元濟立即將報紙送鮑咸昌閱看，“請其查明外間工價，做一比較”。1926年，在致信董事會要求辭去監理職務時，張元濟又苦口婆心勸導：“必須用科學的管理、友誼的待遇，勿以喜怒為賞罰，勿以恩怨為進退。庶幾勞資可以調協，賓主不至乖離。”他還專門寫信給蔡元培，請教中國勞工問題。高鳳池因有人請求添購打字機而不滿，“慨然于公司撙節之不易”，并寫信給張元濟“歷言生平主張儉嗇之旨”。張元濟旋即回信說：“公司非鍛煉身心之地，吾輩亦非為淡泊明志而來……一切設備亦更舒泰完美，使吾輩精神益見愉快，其所收之效弟敢斷言必有倍蓰于今日者。”

茅盾曾對張元濟的一生給予高度評價：“戊戌以后，菊生先生致力于文化事業，創辦商務印書館，在中國于是始有近代化的出版事業。商務印書館在介紹西洋的科學、文學，在保存和傳播中國古典文學和其他學術著作方面，都有過重大的貢獻。將來的歷史將記錄菊生先生這些對祖國文化的貢獻。”“在中國的新式出版事業中，張菊生確實是個開辟草萊的人。他不但是個有遠見、有魄力的企業家，同時又是一個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沒有留下專門著作，但《百衲本二十四史》，每史都有他寫的跋，以及所輯《涉園叢刊》，可以概見他于史學、文學都有高深的修養。”

于激蕩的時代變局之中，張元濟實現了從維新派官員到現代出版企業掌舵人的完美轉身。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有他愛國報國的拳拳之心，有他投身書林的遠大志向，有他嚴謹求實的工作風格，有他與時俱進的創新意識，更為重要的，恐怕是其深沉濃厚的憂患意識。1926年虛歲三十的商務印書館正如日中天，是社會各界人士眼中一個極重要的文化機關，正如胡適所言：“中國現在的學術機關沒有一個能有商務的財力的，沒有一個能有商務的魅力的。”而這年的8月8日，張元濟在《祝商務印書館三十年紀念》一文中說：“吾公司創立三十年，而所以為社會助者僅僅若此。吾輩方引咎之不暇，何慶祝之足云。……《語》云：‘滿招損’，又云：‘安不忘危’。區區此意，竊愿與同人共勉之。”在張元濟這位以“維新”為其人生底色和職業品格的人物眼中，此時風光無倆的出版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很多的問題等待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