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蘭中部，有一座名為羅茲（?ód?）的城市。它的市徽是一只迎風前行的小船，正如市名“羅茲”的含義。波蘭長篇小說《福地》以羅茲為背景，描繪了19世紀末波蘭工業城市發展歷程中的蓬勃與殘酷。從此，羅茲這座城市的形象便深深鐫刻在波蘭文學史上。

有關羅茲的歷史記載最早可以追溯到14世紀上半葉，起初它只是一座小村莊，到15世紀上半葉，羅茲獲得城市地位，逐步成為所在地區的農業、手工業、貿易中心。波蘭被瓜分后，羅茲于1807年被劃入由俄國實際控制的波蘭王國管轄范圍。隨著農奴解放及工業革命在棉紡織業掀起的浪潮，羅茲在數十年間從一個普通的棉紡小鎮，一躍成為波蘭王國的工業中心、聚集財富的“福地”。

1924年，瑞典文學院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福地》的作者、波蘭作家伏瓦迪斯瓦夫·萊蒙特（W?adys?aw Reymont），萊蒙特早年家貧，曾從事裁縫、鐵路工等職業，底層的生活經歷為他的創作積累了素材。為了創作《福地》這部小說，他多次前往羅茲體驗生活。友人戈茲林斯基在回憶中提到：“他對羅茲的一切都充滿好奇，以各種形式捕捉著這座城市的種種：他走進轟鳴的工廠，穿梭于城內城外，在咖啡館和餐館之間徘徊，與市民進行熱烈的交談，在深夜將自己的印象一一記錄。”最終，萊蒙特以細致入微的觀察和探賾索隱的筆力，在小說中對羅茲進行了全方位的、近乎紀實的描寫，賦予了羅茲超越地理坐標的深度。這座因紡織業而崛起的城市被推至文學舞臺中央，它的獨特性格與氣質在空間書寫中一一呈現，展示出一幅立體而極具張力的城市發展圖景。

《福地》，【波蘭】萊蒙特著，張振輝、楊德友譯，漓江出版社，1994年版

城市空間的族群版圖

在羅茲，有一條全長約4.2公里的皮奧特科夫斯卡大街，它不僅是歐洲最長的商業街之一，更是不可錯過的城市地標。大街兩旁店鋪林立，餐廳、娛樂設施與工廠舊址交相輝映，形成一種跨越時空的獨特氛圍。1821年，波蘭政治活動家倫別林斯基主持制定羅茲的織工定居點規劃時，將之前的皮奧特科夫斯基通道拉直、拓寬，建成了一條城市大道，就是后來的皮奧特科夫斯卡大街。同時，大街兩側被劃分出多個地塊，修建“前店后廠”的職工住房，新城廣場（今天的自由廣場）則是這個定居點的行政與生活中心。

《福地》中的皮奧特科夫斯卡大街由三個部分構成：“從加耶羅夫斯基市場到納夫羅特街屬于工廠區”，這片區域主要聚集的是德國工廠主和波蘭工人。這里廠房林立、機器轟鳴，每天拂曉，成千上萬的波蘭工人便從“積滿泥水的溝渠似的小街小巷”中涌入德國工廠主的廠區，如同“一群群無聲的黑色螞蟻”，在大街上匯成“宛如長蛇”的隊伍。“從納夫羅特到新市場屬于商業區”，商店、酒館、劇院等商業設施在這里匯集，德國和猶太資本家們占據著劇院的高檔包間，談笑間盡顯對這座城市經濟掌控的階層優越感，而處于社會底層的波蘭與猶太平民，只能擠在喧鬧、昏沉且彌漫著煙霧的旅館餐廳里借酒澆愁，閑談生活的困頓與無奈。“從新市場往下到老城則是猶太人賣舊貨的地方”，工廠里的廢水在這里排出，“道路上面滿是泥濘，路面也被踩壞了”，是富人從不踏足的“邊緣地帶”，卻“擠滿了猶太人和往老城打工去的工人”。通過這樣的空間布局，萊蒙特將多民族群體巧妙地編織進一個連續的物理空間，既道出了不同民族的社會處境，也展現了羅茲這座城市生動的民族交融圖景。

萊蒙特并未在《福地》中直接描寫皮奧特科夫斯卡大街上的“豪宅”抑或廠房，但他筆下的布霍爾茨宅邸、楚克爾家宅無疑是對這些建筑的精準復刻。在多維的空間中，德國資本家和猶太商人的形象與性格躍然紙上。

德國人是羅茲工業秩序的掌控者。他們帶著資本和技術而來，以工廠主的身份在羅茲立足。他們行事嚴謹、崇尚效率，是資本邏輯的堅定踐行者，這一點從萊蒙特對德國工廠主布霍爾茨宅邸的描寫中可以看出。在布霍爾茨家的穿堂里“掛著廠里的各種照片、一班班工人的名單和標明布霍爾茨地產的掛圖”。步入屋內，可以看到“房間里的家具擺設得莊嚴大方”，迎面而來的是一種“冷漠和嚴肅的氣氛”。布霍爾茨的辦公桌上，擺放著按部門精準分類的信件，它們將會被投進一旁柜子上的入口中，“這些入口的上面寫有相應的題字，然后信再通過管道往下送到廠長辦公室里，到這里它們就立即被分送走”，從而避免程序冗余。這一連串空間的描寫，將布霍爾茨這位德國工廠主細致入微、一絲不茍、講求條理和效率的特質刻畫得入木三分。而這并不僅是他個人的性格縮影，更折射出當時在羅茲的德國人群體的精神氣質與行為方式。

猶太人是這片土地上靈活的“滲透者”。他們天生擅長經商，逐“利”而居，在流動中尋找生存空間。工廠主楚克爾的家中可謂是“投機商”式的布景，如同一個微型的世界市場：客廳里，阿拉伯的龍涎香、波斯紫羅蘭和玫瑰的香味混雜在一起，充斥著整個房間。餐廳里則擺放著“布列塔尼式的餐具櫥”，在一張大桌子周圍，“擺著許多古德國式的、雕刻得十分別致的橡木凳子”。整個住宅如同來自世界各地稀罕物的大賣場。萊蒙特生動再現了猶太人四海為家、在流動中經營與獲取的民族特質。

19世紀的羅茲以其民族多元性催生了豐富的文化多樣性，多民族共存成為這座城市不容忽視的社會特征。《福地》中的波蘭人、德國人、猶太人從來不是孤立的民族符號，而是一個有機的社會整體。他們的融合碰撞并非靠文化認同，而是靠“資本邏輯”綁定：首先，他們有了共同的信仰——金錢；其次，共同的信仰催生了共同的道德——不再是傳統的善惡二分，而是“金錢至上”的資本準則；最后，這種信仰與準則，又催生出共同的“羅茲式語言”——一種混雜著德語技術詞、波蘭日常詞、猶太商業詞的獨特表達方式，這種語言將他們連接在一起，本質是為了快速達成交易，推進生產。通過這三層綁定，羅茲在多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凝聚出鮮明的整體性，展現出其多元的城市性格與氣質。

伏瓦迪斯瓦夫·萊蒙特

城市空間的資本邏輯

如今當人們漫步羅茲街頭，依舊能探尋到19世紀波蘭資本主義發展時期所銘刻的城市印記。坐落于市中心的紅磚建筑群“曼菲蘿工廠”是當下羅茲最受歡迎的復合式商業中心，是羅茲最大的公共廣場，經常舉辦各種文化和娛樂活動。1872年，有著“羅茲棉花大王”稱號的波蘭猶太企業家以色列·波茲南斯基建立起一片占地近30公頃的“城中城”——不僅包含紡織廠與各類生產車間，也建有工人住宅以及配套生活設施，全盛時擁有工人7000多名。富有的波茲南斯基家族還緊鄰廠區建造了極盡奢華的波茲南斯基宮。有研究認為，《福地》中很多人物、建筑都能在羅茲的資本主義發展史中找到原型，其中就包括以色列·波茲南斯基和他的工廠以及私宅。

在羅茲，富人們精致地生活，窮人們艱難求生。資本家恩德爾曼的豪宅“如同一座佛羅倫薩式的宮殿”。室內的墻上掛著鑲了邊的珍貴圖畫，下面“還掛著幾套路易十六式的綴上了金絲邊的白外衣”。客廳里擺放著“嵌上了各種珍寶的小桌”和“用許多金邊竹片做成的中國竹椅”，“椅子上也釘著色彩鮮艷的綢布”。“金絲編成的籃子里裝滿了鮮花，在用標準的大理石砌的壁爐里，火燒得正旺”。客廳的一角，還“立著狄愛娜的嬌嗔動人的銅雕像”。恩德爾曼的家可謂是兼具了奢華、審美與舒適性。工人們的住所，環境則十分惡劣：昏暗的工人宿舍蓋在一處背街的“沒有鋪磚的小巷子里”，“看起來十分凄涼和鄙陋”，一排枯萎的、骷髏般的白楊樹將宿舍區與工廠隔絕。作者通過制造這種居住空間的割裂與對比，展現出這座城市的典型特征：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巨大的階級鴻溝無法填補，富人與窮人的生活質量走向兩個極端。空間成為階級分化的可視標簽。

除了居住空間，萊蒙特對于劇院、酒館、公園等城市休閑空間的構建，同樣暗藏深意。以劇院為例，在小說中，它不再是藝術的殿堂，而是資本家們彰顯財富、鞏固關系的“高端名利場”。富人們穿著華麗，在堆滿鉆石首飾與天鵝絨座椅的包廂里進行“上流社交”，他們關心的不是戲劇內容，而是利益和財富，“看戲”不過是塑造高雅形象的工具。當經濟危機的消息傳入劇院，普通觀眾沉浸在劇情中，富人們則紛紛離席，由此可見他們的虛偽。萊蒙特對于劇院的描寫揭示了羅茲社會的虛假文明：資本家們極力扮演的高雅文明形象，在利益和金錢面前迅速崩塌。

耐人尋味的是，《福地》的城市構建中還存在很多空間缺位：在土地交易、工廠燒毀、權益受損事件頻發的羅茲，難尋政府、法院、警察局等城市管理機構的身影。通過這種看似不完整、反現實的空間設計，萊蒙特構建了一個純粹由資本與利益主導的經濟社會，雇主完全成為工人的支配者，工人則淪為勞動的執行者。這種新經濟關系的本質，是由生產關系而非法律規章所決定的，道德、文化的功能則更加微乎其微。金錢在人與人之間筑起了難以逾越的階級高墻，甚至凌駕于法律與良知之上，不斷塑造著這座城市的規則與面貌。

萊蒙特的城市空間書寫

正如開篇所述，19世紀中后期的羅茲經歷了一場罕見的工業化加速：在短短數十年間，這座原本默默無聞的小城被改造為密布工廠和煙囪的紡織中心，城市空間與社會結構都在快速滑向一種新的“工業社會”形態。位于皮奧特科夫斯卡大街南端的“白色工廠”，正是昔日羅茲工業轉型的重要見證之一。這座由德國資本家路德維克·蓋耶于1835年出資興建的建筑群，因其獨特的淺色灰泥墻面而得名。整個工廠由四座翼樓圍合而成，中庭中央矗立著“老鍋爐房”，高聳的煙囪以及兩座除塵塔和兩座水塔，這樣的布局在工業建筑史上難以見到，是一種極為獨特的構造。這里誕生了羅茲第一家機械化的棉紡、棉織工廠，啟動了羅茲第一臺蒸汽機，標志著這座城市紡織業機械化進程的開啟。作為工業化的先驅之地，如今的“白色工廠”被改造為羅茲中央紡織博物館，以嶄新的姿態繼續講述著羅茲工業時代的故事。

然而，工業化在推動羅茲城市發展的同時，也暴露了其消極的一面。萊蒙特立足于社會現實，在《福地》中通過多層次的空間書寫，深刻揭示了工業化光環背后潛藏的社會問題。

工廠作為羅茲工業屬性的核心符號，是萊蒙特空間書寫的重點對象。從外部形態來看，羅茲的工廠有著“黑魆魆”的軀體和“白霧縈繞”的煙囪脖頸。它黎明即醒，用自己“嘶啞的”“尖厲的”汽笛聲呼喚工人們去上工。工廠內部的工作環境同樣惡劣，過道被車子、人和貨物擠得水泄不通。從萊蒙特的書寫中，讀者不難感受到，工廠的運作不僅破壞了自然生態，還危及人類健康。作家筆下被“工業黑”和“煙霧白”籠罩的工廠，暗含著他對于工業發展竭澤而漁、漠視自然生態與人類健康的深刻批判。

工業化帶來的弊病不僅體現在生態層面，更體現在傳統與現代性的撕扯之中。工業機器擴大了生產規模，提高了生產效率，卻也對依賴于人力和技藝的傳統手工業造成了毀滅性沖擊。小說中的手工業者以及老巴烏姆、特拉文斯基等人的舊式工廠，由于生產工具落后、管理方式不靈活，無法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在“同蒸汽巨人的搏斗中將要倒閉是無疑的”。這種傳統與現代性的矛盾也在萊蒙特的空間書寫中得以具象化。

手工紡織者們住在泥濘的小街上，“低小的小房屋的窗子里射出金黃色的燈光”，透過每個窗戶，都可以看到“活動著的機床和人們”，閣樓里“也可以聽到勞動的聲音”。整個小街上都“充溢著機器單調的響聲”，“紡織機也在嘎達嘎達地響著”。然而，就在這“浮動于泥濘上的地區”旁，屹立著工廠主米勒現代化的四層樓廠房——“它的許許多多窗子和電燈似乎以勝利者自居的姿態放射著萬丈光芒”。現代工廠如同一個強大的對手，“仿佛一次呼吸就能將旁邊簡陋、歪斜的房子推倒”。

現代化的工廠與機器不僅影響了傳統手工業者，也沉重打擊了缺乏革新和效率的舊式工廠。特拉文斯基的工廠與米勒的工廠只隔著一個小果園，相比之下，特拉文斯基的工廠顯得十分簡陋，“點燃著一排排黃色的汽燈”，與米勒工廠的電燈比起來“就像蠟燭似的”。萊蒙特展示的并不只是技術上的陳舊，而是一個正在失去主導權的生產世界：機器仿佛要掙脫人的駕馭，預示著工業資本邏輯將反過來統治乃至吞噬那些仍抱守舊制的廠主和工人。

在萊蒙特的敘述中，機器戰勝手工并不是單純的技術升級，而是一道殘酷的篩選機制：那些固守舊式生產方式的工人和廠主，成為羅茲邁向工業化與現代化道路上的“犧牲品”。站在青年波蘭時期的歷史節點上，萊蒙特并沒有把工業化簡單書寫為“進步的勝利”，而是以帶有自然主義色彩的空間描寫，將生態破壞、傳統手工業的崩潰以及人的尊嚴被蠶食這一系列現代性難題，具象為羅茲城市肌理上的裂口與陰影。

2025年正值伏瓦迪斯瓦夫·萊蒙特逝世百年。回望這部創作于百余年前的名篇巨著，我們再次審視羅茲這一歷史文化空間中的現代性經驗與資本記憶。在萊蒙特的筆下，我們既能直觀感受到這座城市發展中的蓬勃生命力，也能窺見其工業化與資本化進程中滋生的種種問題。值得高興的是，在后工業時代老牌工業城市普遍面臨轉型困境的今天，羅茲沒有被歷史的巨浪淹沒，依然在波蘭乃至歐洲的版圖上熠熠生輝。今日的羅茲，一方面依靠物流、信息技術、電影等新興產業實現了“復興”，另一方面，它沒有摒棄自己的工業基因，而是將昔日的工廠、煙囪與工人街區轉化為文化和旅游發展的新動能，在尋求轉型的同時始終記得自身的來路。

（李怡楠系北京外國語大學波蘭研究中心副教授，韋思銳系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