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曾在北京一所語言學校學習的美國懷特兄弟，精心挑選出在北京居留期間所拍攝的70幅照片，匯輯為一部影集，交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制出版。此書名為《燕京勝跡》，裝幀極為精致典雅。

此書一特別之處，乃是邀請了當時已蜚聲海內外的著名學者、“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代表人物胡適為之撰序介紹。

1927年3月胡適贈送友人的照片

《燕京勝跡》胡適序中所言“有一張醒目漂亮的照片，展示著宮殿與大理石橋”。

《燕京勝跡》封底，篆書織印。

《燕京勝跡》，（美）懷特兄弟著，胡適序，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年出版。

重新發現古都之美

此書開本巨碩，長寬幅面尺寸達40×32（厘米），直觀上講就是一部豪華影集。封面乃深藍色綢面燙金織印，書脊及封底綢面正中均燙金織印篆書“燕京勝跡”四字，外覆彩印封套；內頁則選用高檔手工紙，一頁一圖印制，與圖頁對應一頁則為此圖之英文介紹，圖文左右對開，極盡圖像之美觀，觀覽之舒適。此書共收錄70幅北京景物照片，黑白照片為主，間或有手工上色的彩色照片。

胡適為《燕京勝跡》所撰的英文序言，開篇以裴麗珠所著《北京紀勝》為話題，拋出了外國人眼中的北京何以總比北京當地人眼中的北京更為美麗動人的問題。在切入這個問題的研討之前，需要約略了解一下裴麗珠其人、其著、其生涯，只有基本了解這一背景，才會明白何以胡適為懷特兄弟所著撰序，開篇卻提到了裴氏著述。

裴麗珠是英國人，她在北京居留時間頗長，幾近一生時光。她中文流利，喜與北京當地百姓交流，熟悉這座大都市的每一個角落、每一條胡同和它的社會習俗。在北京居留期間，她勤于考察，樂于著述，除了《北京紀勝》一書之外，還著有《赫德爵士傳奇》《中國人的陰影》《陰歷年：中國風俗節日記》《百壇記》《中國的新年節日》等。

比《燕京勝跡》早七年出版的《北京紀勝》一書，在當時被認為是向西方世界介紹北京最全面的外文著述。此書亦是圖文并茂，以八十余幅北京名勝古跡、人文風俗照片與6幅北京城區地圖的豐富圖像，為西方世界展現了裴氏眼中古老優雅且富于生活情趣的老北京風貌。應當說，七年之后出版的《燕京勝跡》在圖片印制、圖書裝幀方面，較《北京紀勝》一書略勝一籌，但書中所采擷的城市圖像與人文風貌，則與《北京紀勝》大同小異，并無十分特別的差異。于此，就不難理解，胡適在為《燕京勝跡》撰序時，自然而然就聯想到了《北京紀勝》一書，序言開篇也就將裴氏書中的觀點徑直拈提出來，作為某種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話題來研討了。

胡適在序言開篇拋出問題，先追溯這一問題存在的歷史背景及文化淵源，再通過逐條逐步的剖析，讓相關脈絡與答案漸次明晰呈現。胡適認為，在實用主義與自然主義的雙重影響之下，中國建筑的美學表現力歷來被忽視與漠視，千百年來已不再成為中國人的審美標的，加之政治與道德因素的裹挾，徹底導致中國人對中國建筑缺乏興趣，更不愿深入了解其藝術之美。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外國人眼中的北京，始終比中國人眼中的北京，要多一份美感、多一種美觀了。

為此，胡適呼吁，國人應當暫時收斂千百年來忽視建筑美學的傳統眼光，向那些來自異國他鄉的外國游客學習，學習他們那種發現美感的眼光與呈現美觀的視角。事實上，胡適本人早已身體力行。即便為《燕京勝跡》作序時他已身處上海，卻能對畫冊中眾多北京景物逐一品評、如數家珍。這份熟稔與深情，正是源于他在北京居留期間對這座古都的深切體悟與細細品味。

攝影愛好者胡適這樣評介懷特兄弟

身為“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代表人物的胡適，為《燕京勝跡》撰序之時，早已名揚海內，炙手可熱。這位新派學者對新生事物向來持有開放熱誠之態度，必欲先行嘗試而后快，對于當時國內民眾還難以企及的照相機及攝影活動，是早有接觸且相當熟稔的了。

可以說，作為攝影“發燒友”的懷特兄弟，與作為攝影愛好者的胡適，因《燕京勝跡》一書而結緣，大有相見恨晚之意，更有忽逢知音之感。這樣的意味與感懷，從胡適序言里的一系列介紹與評述中可見一斑。胡適在序中這樣介紹懷特兄弟：

作為北京的熱切仰慕者，這本《燕京勝跡》的作者懷特（Herbert.C.White），是上海時兆出版社的藝術總監。他于1922年抵達北京，與其兄弟在一所北京語言學校待過一段時間。兄弟倆發現，自從到達北京的第一天開始，他們都深深地愛上了北京。在為期一年的中文學習生活中，他們利用每個假期和閑暇的每一分鐘，去參觀那些與藝術、建筑學有關的名勝古跡。在這一年時間里，他們在北京及近郊拍攝了700張照片。

自從到上海任職之后，懷特先生每年夏天回北京一次。如今，他搜集的照片已達3000張，這本影集里所展示的正是其中的70張。1925年，他的兩張照片，榮獲亨德森攝影比賽一等獎。這兩張照片，印在這本畫冊的第一頁和最后一頁上了。

緊接著，再來看看胡適如何通過精心、精致的語言表述，來盡可能充分、深入地表達懷特兄弟作品的美感與時代感。胡序中這樣寫道：

起初，使用格萊弗萊克斯相機拍攝，懷特先生感到有些困難。因為拍攝物體要么距離太遠，要么自身尺寸過于寬大，普通相機很難適應這樣的拍攝。對藝術的執著之心，使得他盡可能改善裝備，以便應付各種緊急情況。書中第87頁，有一張醒目漂亮的照片，展示著宮殿與大理石（實為漢白玉）橋，沒有特殊鏡頭的幫助，是不可能完成拍攝的。又如那張神奇的鐘鼓樓照片，是從白塔上遙望而成的景觀，這也只有特殊裝備的相機才能拍攝下來。

這些照片有一些成為歷史記錄，譬如第33頁的圓明園大噴泉遺址照片，就是一個案例，如今消失了的景象，可以用照片來追溯。關于圓明園，記得一位耶穌會神父曾于1767年寫過，稱“世間沒有什么東西能與這座園林相媲美，它代表著世界園林”，而它毀于1860年的戰爭。如今留給世人的遺址，只有大水法等幾處尚可觀摩。

胡適的攝影嘗試與呼吁

應當說，沒有與時代風尚相匹配的攝影常識與操作實踐，沒有對同時代各種照相機品牌、型號及相關性能的基本了解，胡適是不可能寫得出上述這些關于懷特兄弟作品的評介之語的。

胡適生前留下了大量個人及親友照片，或許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留影最多的學者之一（友人趙元任更有過之）。當然，“留影最多”未必意味著他是同時代最了解照相機與攝影術的學者。只不過，從十幾歲的少年時代至七十歲的晚年，無論馳騁于國內南北各地，還是輾轉于海外歐美各國，他拍攝并保存了海量照片。早在1917年，歸國途中的輪船甲板上、任教北大后的教員休息室中，海歸青年胡適的身影就已定格于鏡頭之下。1920年3月，他與蔡元培、李大釗、蔣夢麟在北京西山的合影，更是“覺醒年代”里極具分量的珍貴存照。至于1924年5月與初次訪華的泰戈爾等學者在北大鋼和泰教授（俄國漢學家）寓所的合影，以及在米糧庫胡同、東廠胡同寓所的留影，部分照片當年便刊登于各大報刊，早已為熟悉近現代學術史的后世讀者所熟知。僅從熱衷被拍照這一點而言，胡適在同時代學者中，確實算得上難得的攝影愛好者。

而且，胡適并非僅僅停留在樂于被拍照的層面上，他還曾嘗試使用照相機，留下自己的攝影作品。譬如1923年秋，他與友人赴西湖游玩時，就為徐志摩、蔡元培等人拍過照。再如，為《燕京勝跡》撰序不到兩年后，1929年3月間，徐志摩與陸小曼接待來訪的泰戈爾時，胡適又自告奮勇當起了隨行攝影師。3月19日當天，他在徐、陸二人精心布置的兩間不同風格的客房里，為泰戈爾各拍了一張照片。照片洗印完成后，胡適又親自在照片上題跋，將其贈予徐、陸二人。這些由胡適拍攝的照片，或以原片實物，或以出版物中翻印插圖的方式，流傳至今，已然成為彌足珍貴的時代存照。

無論是癡迷于拍攝“燕京勝景”的美國人懷特兄弟，還是熱衷于為自己與親友拍攝肖像照片的胡適，都樂于用攝影術這一發明，表達自己所體驗到的美感與時代感。從這個意義上講，懷特兄弟與胡適，當然可以互稱同好，引為知音，而無分彼此的種族、國籍、語言、職業及身份等。

或許，也正是出于這一視角，當時身在上海的胡適，在為《燕京勝跡》所撰的序言末尾，向那些身陷內憂外患、在動蕩時局中艱難求生，因而未能充分品味與鑒賞古都之美的國人，發出了衷心呼吁：“關于這些呈現于書中的北京的照片，我說了如此之多，并非僅僅是為了向來自西方的朋友介紹北京這座城市，或者是為了讓他們愛上北京；而是覺得這本書有助于中國人拋開自己的傳統偏見，學著去欣賞與接受那些只屬于北京的、獨具價值的藝術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