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情的秘密

在機場候機，一位坐我旁邊的白人男士，年齡小于我，但也早入“老”籍。本來各刷各的手機，老妻拿出一盒餅干讓我吃，我順便請客。他爽快地吃了，于是熱烈地聊天。引起話題的，是不遠處登機口的一家人——三個孩子和他們的父母親。看得出來，他們一起來舊金山探親，歸途卻分開，父親去紐約，母親領著孩子們回西雅圖的家。孩子們輪番和父親擁抱，久久不放，最小的女兒最黏人，扯著爸爸的衣角不讓走。母親站在一旁微笑地看著。我和老白人都被感動了。他顯然聯想到別的什么，神情莊重，干咳一聲，說有一樁事，擱心里好久了，拿出來討論一下。

老白人的故事是這樣的——

十年前，他在舊金山一家房地產公司當經紀，一位同事兼好友是菲律賓人。菲律賓人因為母親患中風，回馬尼拉去看望。母親搶救過來以后行動不便，他留下來照顧，拖了一年多，待母親恢復到能夠自理才飛返舊金山，請老白人接機。那是拂曉時分，老白人載著菲律賓友人，從機場開了近一個小時，到達目的地。

老白人對我嘆口氣，說：“叫我大吃一驚、永遠難以忘懷的，是友人走進家門的一幕。”碰巧是星期天，天已大亮，居民多半都在睡懶覺，周遭靜悄悄，只有零星的鳥叫。他幫友人把兩個大行李箱卸下，兩個人往大門走。車庫門前，一個白人小伙子趴在梯子上，似乎在修理什么。菲律賓友人向他打招呼，他低頭看一下，說一聲“嗨”，原來是菲律賓人的女婿。年輕人并沒有下來。菲律賓友人摁了門鈴，好一陣，門開了，是他的女兒。她說：“爸，回來了？”兩個人把行李箱搬進去，放在客廳。老白人坐到沙發上，發現燈沒開，光線很暗。女兒進了房間，因為孩子在叫。離家一年多的歸人，要給朋友泡咖啡，卻不知道咖啡放在哪兒，一邊在廚房里找一邊嘟嘟囔囔。老白人嘴上說著出家門前已經喝過了，心里卻在嘀咕：這里，有點冷啊。

菲律賓友人走進臥室，換下西裝，穿運動衣出來，太太尾隨著。她是被老公驚醒的，有點不高興，夸張地打哈欠。她走進客廳，對老白人打招呼。老白人看她披頭散發，應了一聲，轉頭向窗外。

老白人不愿久留，氣氛太不對勁了，于是對老友說家里有點事，得走了。菲律賓友人送他到門外。老白人一路上都在想：這是不是亞洲人的生活方式啊？他也是有家室的，每次出遠門回到家，太太和孩子都是要到門外迎接他的。

我說“亞洲人”這概念太大，就我自己和所見的親友而言，并不是這樣的，老白人默然。

我說：“從你所見的一幕看來，你朋友的家庭潛藏著危機。這方面，你是有發言權的。”

老白人說：“倒也是。我這老友幾年前出過軌，差點離婚。好在及時擺脫了小三，太太勉強原諒了他。不過，婚姻也就此落下后遺癥，同住的女兒、女婿，也只是敷衍他。”

我想深一層，自問：如果是我，離家這么久回來，家人這般待我，我會不會失望呢？如果次次都如此，我會不會失去對家庭的依戀呢？

家，是人間最好的庇護所，哪怕僅僅是基于儀式感考慮，也該這樣——親人回家，所有家庭成員都在外等候，逐個給歸人以熱烈的擁抱和問候。要有人替他提行李。進了家門，給他遞過熱茶。太太拿來熱毛巾，讓他抹臉。至于接風宴，不必說自然相當豐盛。這樣的家，賦予人的溫暖和力量，才是無可替代的。

我和老白人達成如此一個共識：應當把迎接親人當作一門功課，好好地做。

親情的力量

網上流傳一個名為“盤點偷偷回家孩子的反應”的視頻，收集了十三個場景，情節幾乎是劃一的：外出打工的爸爸媽媽回到家，與留守兒童相見。看了一遍，我老淚縱橫難以自持。我把它轉給多位朋友，問他們的觀感，無一例外地都回答說看哭了。都是閱歷甚豐的老年人，一年到頭難得灑淚，居然無一不被這不到五分鐘的視頻攻陷。即便“淚點”最高的一位，也坦承自己撐到第三個便再忍不住了。

視頻拍的都是底層人，大人從城里回到久別的家鄉，而孩子都留守在家。面對這積累的思念瞬間爆發的感情張力，誰都難以提出“多事”的疑問：是預先設定的劇本嗎？是有人指揮擺拍嗎？又或是另類的帶貨嗎？而我覺得，它的“真”，是演不出來的。

公路下方，七八歲的男孩和五六歲的女孩并肩站著，一輛大卡車隆隆開過。孩子們揮手，高喊：“爸爸！”卡車回以喇叭聲，是當司機的爸爸摁響的。三四歲的男孩子被奶奶捂著雙眼從家門走出，等奶奶移開手，孩子驚呼：“媽媽！媽媽！”母子緊緊擁抱，孩子哭得稀里嘩啦。兩三歲的男孩，穿棉襖，戴棉帽，獨自站在村外久久等候。一輛轎車開近，孩子跑去迎接，一個踉蹌，摔倒在地。媽媽下車，跑過去扶起，擁抱。所有孩子表情的遞變都大體一樣：驚喜的呼喚——瞬間的笑——長長的哭。

可憐的人間，一年年被鋪天蓋地的謊言蠶食，人際關系次第崩塌：第一層，個體和陌生人的關系；第二層，社會的網狀關系——上下級、客戶和供應方、同事、同學；第三層，家族親情，和家中長輩以及親戚的關系。無論到了何種不堪的境地，由直系血緣構筑起的“最后堡壘”——父母和兒女的關系——依然得以維持。當然，這也有限定條件：兒女還處于被撫養的年齡，而父母之間的關系平穩。作為人性核心的愛，以悲憫、牽掛、無保留的付出，凝聚于無掩飾的言行中，真與善在這里展現出終極的美。

當孩子從遠處奔跑向自己時，當孩子的眼淚濡濕了肩膀時，當孩子抱住自己不肯松手時，親情的永恒魅力，與其說體現于獲得補償的孩子，不如說凸顯在父母一方。且讓我們想想看：外面的世界一點也不純粹、高尚——流水線作業的單調，上班族所承受的諸多壓迫和限制，加上教人反省的機構或設施的缺失，人是容易迷失甚至墮落的。然而，無論自身有多少缺憾，面對孩子，父母也會產生改變自己、提升形象的愿望，否則便辜負了孩子無辜的眼神。由此看來，這種久別重逢，很可能使大人的人性得到洗滌、情感受到凈化。

與“向善”同步的，還有責任感。漂泊于外的人，身上貼著的標簽可能是打工者、租客、攤主、負債者，唯獨不是“家長”。久而久之，為人父母的擔當，也被勞累和焦慮消解了。而在重逢的一刻，他們只有一個身份——爸爸或者媽媽，他們馬上進入角色。怎樣當一個好爸爸、好媽媽，立刻成為最嚴峻和迫切的問題。面對著如此純潔的孩子，有誰會不想為下一代樹立好的榜樣，誰會不想獲得孩子的尊敬呢？

比起“夜深兒女燈前”，久別重逢的一刻，對兒女和父母雙方都彌足珍貴。

并非“盡在不言中”

五十多年前的知青時代，我讀了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這本書痛詆日本人的“虛偽”，舉出種種例子，其中有一個是學生以紅包的形式給塾師送上報酬。塾師當面并不打開。但如果紅包給小了，便憤憤不平，思謀給學生點顏色看。作者將這種現象歸因于追求面子上好看而掩蓋物質上的貧乏。而我感興趣的是包括日本人、中國人在內的東方民族的一種特性：人際交往時過分愛好暗示，反而招致誤會。現代社會所看重的契約精神，其前提是具有“契約”，而我們卻總是有意無意地以“暗示”替代了它。

中國人C君是企業家，經營攝影器材，在全美開了十多家分店，生意有聲有色。他二十多歲才移民來美，留學加上創業一路奮斗，取得引人矚目的成就。他把親情看得特別重，不遺余力地提攜姐妹以及她們的后人。他對親人說，當年因為父母被抓去批斗，他們這些孩子在家里抱成一團，焦慮萬分。今天他們也要繼續抱團。C君的姐姐一家住在紐約，兒子大學畢業后，工作想要讓弟弟幫忙。C君說外甥念的專業對口，到他的公司上班好了。年輕人從東海岸飛來，入住C君家。C君夫婦把外甥當成自家孩子，平日一起吃飯起居。在C君的公司干了兩年，外甥對舅舅說對這一行失去了興趣。C君認為年輕人有選擇的自由，外甥遂跳槽到本市一家軟件公司，仍然食宿在舅父家。十年過去，外甥年過三十，和紐約一位女子談戀愛，結婚，這才離開舊金山，和父母團聚。

這件當時備受各方欣賞的好事，后來卻導致了姐弟間的不和。外甥離開后，沒有給舅父舅母寫過片言只字，連節日的例行問候也沒有。C君出于關心，多次給老姐打電話詢問外甥的近況。姐姐說孩子很好。C君追問，姐姐竟抱怨弟弟“不會做人”。C君驚問因由。姐姐竟說：“這十年，我把獨生子送去陪伴你，給你打工，我們兩口子在這邊有多寂寞，你知道不？”

C君啞然：這是從何談起？我自己有三個孩子，管教已夠吃力，難道還巴巴地盼你送一個來不成？外甥在我家食宿十年，從來沒交過一毛錢，我還沒有計較，如今怎么還變成倒欠你們了！

C君檢討此事，認為自己錯在最初沒有訂立契約。本該明明白白地宣示外甥此來，作為雇員待遇如何，作為親戚又有哪些權利和義務。還要分別以老板和舅父的身份，在公私兩造都劃下界線。外甥在我家的待遇如何、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都作出清晰說明。情面歸情面，規矩仍是規矩。然而遺憾的是，外甥來投之前姐弟間的通話，并沒有觸及任何具體問題，姐姐一句“把他交給你了”，自己一句“包在我身上”，就算是解決了一切。

中國人慣用暗示，往往刻意使界限模糊，以留下回旋空間。一句“兄弟包涵”，意思是我做的壞事可不要說出去。一句“一筆寫不出兩個×字”，意思常常是可以合伙舞弊鉆法律的漏洞。然而在分工精密、信息透明的現代社會，這種糊里糊涂只會引發更多的不確定性，其后果也只會更令人難以承受。

“盡在不言中”的意會，在現代社會中無疑是不夠用的。別說甥舅，哪怕是父母和子女之間，也不能過分依賴暗示。比如說對年老父母的安頓，兒女斷然不能以“不會虧待你們”來敷衍，要把將要承擔的道德責任、經濟責任開列出來。如何照顧，如何開支，這些一概要明算賬。

【劉荒田，廣東省臺山人，1980年移居美國，著名華文作家，曾任美國華文文藝界協會主席、《美華文學》主編。2009年，《劉荒田美國筆記》獲首屆“中山杯”全球華僑文學獎散文類“最佳作品獎”；2013年，獲北美《世界華人周刊》、華人網絡電視臺所頒“2012年度世界華文成就獎”；2015年獲“新移民文學筆會”“創作成就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