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瘦鵑主編的雜志

走，去看戲！

上海的文藝生活始終熱鬧，如周瘦鵑所言“上海人的眼睛，再忙沒有了”。周瘦鵑先生便是這樣一位愛看戲看電影的“忙人”，生于上海并長期在滬上工作、生活的經(jīng)歷為其文藝生活增添了不少便利。2025年上海電影節(jié)的宣傳標語是：電影之城，每一幀都是生活。在光影之間，生活與藝術的界限也隨之混沌，融合出獨特質感。電影節(jié)的宣傳標語和周瘦鵑先生本人的影戲觀很呼應，彼時之文學與當下之文藝生態(tài)生發(fā)出互動的光彩，映照著城市別樣的美麗景象。

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難以忽略的一筆，周瘦鵑其人的創(chuàng)作及辦刊經(jīng)驗等都對文學與城市的塑造產(chǎn)生了直接影響，紫羅蘭氣韻蔓延至今。在文學層面，除卻小說、散文、詩歌等體裁之外，周瘦鵑與影視、戲劇之間的關系也有助于當下讀者重新觀測城市的文藝脈絡與風向。雖然周謙稱其對影戲的熱情僅是“自遣而已”，但其中也含文學之蛻變光彩。

周瘦鵑先生不僅愛看而且愛寫，所寫之物可分三類。其一是劇本寫作，1910年周瘦鵑以“泣紅”筆名編寫五幕劇本《愛之花》，后投寄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因其故事性和適演性，這一劇本被鄭正秋等搬上舞臺，在武漢演出，演出效果很好，因此也被改編成了電影，1928年由明星電影公司出品并更名為《美人關》。從這一改編案例也可以看出在周瘦鵑先生這里，戲劇、文學、電影三種文藝媒介之間的關系十分緊密，難以將其截然分離。

除卻劇本創(chuàng)作之外，周瘦鵑自1914年開始就在《游戲雜志》和《禮拜六》上發(fā)表了一系列“影戲小說”。所謂“影戲小說”就是將有意思的外國影片改編為文言小說。周瘦鵑先生為了創(chuàng)作影戲小說開始在各大影院間“逡巡”。不僅不斷看電影，而且很多電影都不止看一遍。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像《何等英雄》這樣的文本就已很難明晰地區(qū)分其文體特質，無論是將其定義為小說也好影評也罷，似乎都合宜，文學性和電影性的交融構筑了周瘦鵑本人獨特的自遣風格。

另一個重要的影戲淵源則是其影評寫作。1925年，周瘦鵑開了一個專欄“銀幕漫談”，緊接著1927年又開設了“影戲場”專場，幾乎每隔四五天就能發(fā)表一篇，寫得快也寫得多。在某種意義上，周瘦鵑本人的影評就是中國電影文化產(chǎn)業(yè)的最早一批廣告，既是宣傳又是引介。在周瘦鵑雜俎中有一個重要分類是他的藝界交游及影視評論，貫穿這一系列雜俎的中心思想是：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由是觀之，周瘦鵑的“自遣”已具備相當?shù)奈淖帧耙?guī)模”，風格的凸顯具備可能。

在這些文章里，較為重要的是“影戲話”，作為一個類別整體大都發(fā)于《申報·自由談》欄目。影戲話系列寫作的特點是中西、新舊的平衡。首先是其命名，“影戲”來自西文“Cinematograph”，“話”則來自古典文學評論傳統(tǒng)。其次則是就內(nèi)容而言，周本人非常喜歡的一個類別是英美名家小說改編，“蓋小說既已寓目，即可以影片中所睹，互相印證”，由影戲折射出周瘦鵑本人的文學觀。除卻西方經(jīng)典的影響之外，周瘦鵑的影戲話也具有非常顯著的中國古典文學特質，在影戲話開篇描述中國電影史時，周瘦鵑用漢武帝隔帳識李夫人的典故來生動描述電影放映的過程，助益旁人理解。在評價《茶花女》時借用楊玉環(huán)和林黛玉這樣的傳統(tǒng)中國美女形象去深化法蘭西美女的哀情形象。在整體行文中，中國古典詩詞的化用乃至于古典筆記體小說的體式都是周瘦鵑影戲話的重要特色。

而今回看影戲話，除卻豐沛的文學意義之外，也有相當?shù)纳鐣в谩?/p>

首先其用在于開通民智。周瘦鵑在列舉了歐美多國的影劇院盛況后提到上海的發(fā)展情況：“蟹行文字，瞪目不識，誤偵探為盜賊，驚機關為神怪”。為應對這一情況，周瘦鵑以個人影戲寫作的方式來“介紹”，此舉能夠起到一定的開民智之功效。相對應的1933年，周瘦鵑主編了《銀光》期刊，雖然這一刊物只出了兩期就停辦了，但還是展現(xiàn)出他個人的辦刊理念和文學觀，電影“可擴大眼界，增進知識，所以影戲院可說是一座新知識的寶庫，而本刊的使命呢，就是要做這寶庫的一把鑰匙”。除卻個人的創(chuàng)作，還從刊物的角度出發(fā)，更為全面地貫徹“啟民智”這一使命。

其次則在于豐富情感體驗。于觀看者個人而言，影戲話之于日常生活可以使其自覺心中喜怒哀樂，正是“笑風淚雨，起落于電光幕影中”。例如當時的《茶花女》和《朱慶喬》都是典例。在這么多的情感體驗中，影戲尤為重要的一個特質是“排愁”。當時話劇界悲劇盛行，卓別林成為一個重要特例。“吾人當沉郁無僇之際，排愁無術，施施入影戲園，借滑稽片一開笑口”，卓之笑口別出機杼，被周指認為別開生面者。也正是因為此，鴛鴦蝴蝶派作家徐恥痕贊賞周瘦鵑的眼力：“在中國賞卓別林之藝術者，當以君與丁慕琴君最早，卓氏影片來滬之初，觀眾注意者甚少。”由此可見周瘦鵑個人眼光之獨到，也可以見其不拘于個人情感體驗，而將情感與人生密切關聯(lián)，為其文學創(chuàng)作增加一個重要的參照維度。

再次則是愛國之心。周瘦鵑先生很喜歡一部電影《世界之心》（Hearts of the World），認為這是影戲杰作，影片的一個很重要的風向是自由與人道，全片洋溢著愛國愛家的大義。由此也可以看到，所謂的“哀情巨子”不止有“三地門達爾”的一面，哀情之外也有熱血。而影戲話系列除卻自遣，也有蛻變。《蛻變》不僅是當時的劇名，也可用以描摹周瘦鵑先生自己的情感轉變。1941年9月17日，《申報》發(fā)布劇壇頭號新聞：黃佐臨、姚克、吳仞之及雅苑九人退出上海劇藝社，另組上海職業(yè)劇團，周建云為其領袖，并與卡爾登簽訂合同，并稱“該團將單純的以發(fā)揚藝術為宗旨，謀劇院發(fā)展，預料其演出成績，必甚優(yōu)美，而海上職業(yè)劇團，又多了一支生力軍”。與此同時，曹禺先生也接受國立暨南大學的邀請前來滬上，不僅教授課業(yè)還在上海職業(yè)劇團任編導，可以說上海職業(yè)劇團是集大資本、大劇場、大編導于一身的頂級劇團。

頂級劇團的第一出戲便是在卡爾登影戲院公演的《蛻變》。開幕詞是這樣寫的：“對于戲劇藝術，我們有事業(yè)的熱忱，宗教式的虔信，于成功少所期許，對責任決不自餒。我們生活于現(xiàn)實，生活于廣大的觀眾之中，猶如魚生活在水中。在孤島劇運的源流中，上海職業(yè)劇團是一道涓涓的分支，它來自主流，也將追隨主流，復歸于浩瀚的海洋。”

新劇團與觀眾的關系展現(xiàn)出面向現(xiàn)實的旨歸，《蛻變》亦如此，這一劇目寫于1940年初，描寫的是1938—1940年后方某傷兵醫(yī)院的變遷，劇目在“中國，中國，你是應該強的！”的浩大呼聲中落幕。直接的呼喊，強烈的愛國情懷具有典型的廣場藝術特質。與其說這是曹禺個人寫作觀的轉變，不如說是在戰(zhàn)時文藝浪潮的影響下孤島文學的總體風貌。同年，魯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民眾紛紛自發(fā)紀念，孤島之中愛國情緒進一步昂揚。《新聞報》1941年發(fā)出這樣的評論：“在畸形的上海環(huán)境中，能夠從舞臺上認識前線戰(zhàn)士們英勇斗爭的精神，誰都從心頭感動的。”《蛻變》以話劇向前線戰(zhàn)士致敬，掀起熱潮，連演37天之久，場場爆滿。周瘦鵑先生也看了《蛻變》并撰文《看了〈蛻變〉》，這篇觀后感發(fā)表于他自己主編的《樂觀》雜志。個人經(jīng)驗在公共領域里找到了某種共鳴，或許也正是因為《蛻變》之激勵，“自遣而已”作為一種謙辭有了更深廣的拓展可能。由此也可以看到，文學史以周瘦鵑為核心在論及雅俗互動、新舊文藝的關聯(lián)時，張愛玲并非唯一的案例，曹禺也是深入探討二者關系的重要切口。

而且“蛻變”仍在當下延續(xù)。孤島心聲在當代回響的一個重要代表是《浪潮》，這一話劇由上海安福路話劇藝術中心出品、何念執(zhí)導。在舞臺上，時間逆轉，五位烈士還魂，柔石、胡也頻、李求實、馮鏗、殷夫等五位烈士在1931年2月7日被秘密殺害于上海龍華司令部，《浪潮》話劇關注的是幾人犧牲前后的細節(jié)。話劇里有這樣一句臺詞：“匆匆一世只看如何選擇，事在人為只需堅定前行”，革命、浪漫、理想撲面而來，周瘦鵑先生所經(jīng)歷過的蛻變在當下也不斷發(fā)生。近期，中國電影資料館·江南分館也隆重推出了慶祝抗戰(zhàn)勝利80周年的策劃——“從救亡圖存到孤島心聲”，《大路》《風云兒女》《馬路天使》等經(jīng)典影片重映，召喚每一位觀眾踏進影院，重溫周瘦鵑先生當年所經(jīng)歷的觀影故事。

（作者系蘇州大學文學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