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一直被認為是反映時代、體現文學成就的重要文體。但在當下，人們的注意力被短視頻等碎片信息分散，讀者群體逐漸流失，長篇小說的創作和閱讀都面臨著嚴峻考驗。

作為文學創作的重頭戲，長篇小說如何應對困難挑戰？當各類娛樂方式層出不窮，這些需要靜心品讀的大部頭，該如何吸引讀者，又該如何自處？

近日，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兩個計劃”工作推進暨長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出版界負責人、文學期刊主編、評論家與作家們齊聚一堂，共同把脈當代長篇小說創作方向，探尋從“高原”邁向“高峰”的破局之路。

面對困境，長篇小說何以立身？

長篇小說記錄廣闊時代，深入挖掘人性，其漫長的創作過程是對作家功力和毅力的試金石，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文學水準的核心標尺。新時代以來，我國長篇小說創作涌現出一批優秀的作品，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短板與弱項。

“長篇小說與當下生活的關聯度降低、創新活力不足、社會影響力弱化，這三大短板仍未得到根本性扭轉。”中國作協主席張宏森在發言中直指當前長篇小說創作的問題。

“回顧即將過去的2025年，我看的長篇小說也不算少，遺憾的是，這些長篇大多是經典作品和個人喜歡的類型文學，當代長篇小說有一種漸行漸遠的趨勢——即使出于學習同代人寫作的想法，往往也翻幾頁了事，可讀性不強。”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李黎的發言，道出了許多資深文學讀者的共同感受。

這種漸行漸遠的背后，是長篇小說創作深層次的結構性困境。“很多作品中的生活是貼上去、堆起來的，是采風或知識搜集而來的二手生活，缺乏由內而外的消化過程。”福建師范大學教授陳培浩深刻指出，長篇小說對生活細節的需求量巨大，使部分作家生活匱乏和生活造假的問題暴露無遺。

更令人憂心的是思想深度的普遍缺失。中信出版集團副總經理潘岳直言：“長篇小說的力量，最終來自思想的力量。但當前不少作品思想含量偏低，缺乏對歷史邏輯、社會結構、文化認同的深入思考。更有作品以去政治化為時髦，實則逃避了對時代核心問題的正面回應。”她認為，當作品無法提供超越日常的思考與洞察，其生命力自然大打折扣。

創作端的功利化傾向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困境。浙江文藝出版社常務副社長曹元勇觀察到，部分作家將“沖獎奪杯”當作創作最大目標，“出版市場的需求、各種評獎評優的風向、各種資金扶持項目的召喚，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創作的重要驅動力”。他表示，這種心態導致作品陷入題材先行、主題先行的套路，難以挖掘時代深層真實。

讀者閱讀習慣的變遷則帶來了更嚴峻的挑戰。李黎分享了自己的三重感受：身為讀者，在疲憊時刷短視頻比讀長篇更輕松；作為編輯，發現許多作品僅是中短篇的“拉長版”，節奏緩慢且與互聯網時代脫節；而身為作者，更深切體會到，當下要凝聚起長篇創作所需的精神深度正變得日益艱難。

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社長李偉長把問題指向了互聯網算法系統。“算法比較多關注頭部效應，導致不少潛心創作、各具特色的長篇小說，其傳播力、影響力與作品本身的價值未能匹配。‘頂流’‘熱流’之外，‘潛流’更需要得到關心。”

?圖為中國作協于2022年啟動“兩個計劃”（新華社發）

破局探索，構建文學新生態

面對多重困境，中國作協于2022年啟動的“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和“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簡稱“兩個計劃”），正成為撬動文學整體生態變革、推動長篇小說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

“這不是一次性征文，也不是階段性主題創作，而是長期性、專業性的創作倡導。”中國作協主席張宏森表示，計劃旨在以精準切口和有效機制開闊作家視野，讓作品與新時代偉大實踐相匹配。

多位專家表示，破局的基礎在于重返創作本源。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引用《莊子》將作品原創性比喻為“驪龍之珠”，呼吁作家不畏艱難，深入生活“九重之淵”，開掘真正的創作寶藏。

從發現、打磨到傳播，需要一套更科學、更具耐心的扶持機制。通過早期介入、改稿會等方式，讓編輯成為作家的“第一讀者”與創作伙伴；學習陳忠實以“墊棺作枕”的標準打磨《白鹿原》，始終把作品質量視為生命線；建立嚴格準入與退出機制，“寧缺毋濫”，確保資源投向真正有潛力的作品……與會專家如是建議。

文學期刊的孵化作用也愈發凸顯。《收獲》雜志執行主編鐘紅明介紹，通過開辦長篇小說專號、前期介入創作、提供修改意見，并借助新媒體矩陣推廣，讓優秀作品獲得更廣泛的關注。

曹元勇則呼吁作家打破文學類型壁壘：“近年來長篇小說在題材和敘事上略顯單調，期待中國作家能解放觀念，創造出引領國際潮流的新文學樣式。”

“每一位有抱負的作家都應懷有寫出‘偉大的中國小說’的理想，做到‘用寫幾本書的精力去寫一本書’，而不是急功近利地‘用寫一本書的精力去寫幾本書’。”曹元勇說。

據介紹，實施三年多來，“兩個計劃”初見成效。截至目前，“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推出作品19部，“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推出作品89部，多部作品榮獲“五個一工程”獎、茅盾文學獎等獎項。

未來可期，書寫無愧于時代的經典

將長篇小說拉出困境，非一日之功，亦非一方之力可為。它需要作家、出版界、評論界乃至全社會形成合力，在堅守文學本質與擁抱時代變革之間找到動態平衡。

作家必須走出書齋，用腳步丈量生活。張宏森以“中國作家駐村計劃”為例，指出許多作家在深入鄉村后，發現現實遠超既有經驗，村民的鮮活表達帶來靈魂沖擊，這正是“深入生活”的力量。

針對創新不足，潘岳倡議“慢寫作”與跨學科融合：“設立專項基金，支持作家用三到五年打磨一部長篇，同時引入社會學、人類學專家參與，幫助建立完整知識框架。”她以徐則臣《北上》為例，先畫出京杭大運河全圖，用不同顏色標注節點，再讓故事像船隊一樣順流而下，將百年時間壓縮為一條可感可觸的敘事河床。

青年作家培養與讀者群體培育是關鍵發力點。遼寧省作協主席周景雷介紹，通過設立省級創作計劃、發布主題選題、組織改稿會與田野調查，推動作者實現經驗轉化與創作提升。

花城出版社社長張懿認為，小說寫作需適配當代讀者：“既要主動融入新媒體傳播邏輯，借助流量破圈，又要堅持文學本位，挖掘作品的情感與話題價值，讓文學真正進入大眾對話。”

長篇小說正經歷的陣痛，亦是其重生的契機。唯有作家扎根時代、出版人秉持匠心、全社會共建文學生態，長篇小說方能穿越十字路口，誕生更多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的經典之作，持續照亮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