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經常讀到“光陰似箭”這個成語，囫圇吞棗，沒有感受。現在想起陳涌先生逝世已經十年，才有了真切的感受。

陳涌出生于1919年，長我39歲。他在京工作，我就職于石家莊，原本是無緣交往的，卻因我的一篇文章帶來了機緣。

一

2000年夏，我因工作調整，到了一個有暇讀書寫作的崗位，開始寫書評、書話類的文章。2003年3月，我的一篇書評《云煙滿紙氣韻生》刊發于《文藝報》，所評之書是著名評論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曾鎮南的新作《平照集》。不久之后，曾老師來電話，說陳涌給他打電話，問李世琦是誰，這個名字沒見過，文章寫得好。沒想到，這篇短文會引起這位文壇泰斗的關注。接到這個電話，對我是個極大的激勵。這是我與老人的首次結緣。

2006年7月，我的評論隨筆集《傾聽靈魂》出版，我給陳涌寄了一本。次年元月4日，我收到老人寄來的賀年卡，附有一信，其中寫道：“鎮南和我是老朋友，你如有機會來京，可以一齊約好會面，我想我們是會談得來的。”老人當時已年近九旬，主動約我見面，讓我受寵若驚。

2007年春節過后，我到北京出差，和曾老師約好，一同去拜訪久仰的陳先生。他中等身材，氣質儒雅，面容清癯，穿一身中山裝。他家客廳的陳設很普通，書柜有些破舊，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最普通的那種。由于書太多，書柜的橫板已被壓彎。沙發也很舊，坐上去有些塌陷。我們就文藝、出版，尤其是魯迅研究進行了廣泛交流，主要是聽老人說話。他有很重的廣東口音，有些話我聽不懂，需要聽曾老師轉述。他對當時文學研究的一些現象表現出明顯的憂慮，對魯迅研究中某些所謂“創新”是持保留態度的。這是我與老人的第一次見面。

轉眼到了2010年7月，我突然收到一個來自《文藝報》的大信封，打開一看，原來是老人寄來的《陳涌文論選》，2009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書的扉頁上寫道：“這都是幾十年前的舊作，如有可能，請隨意翻翻，請指正。”該書是中國出版界的重要出版項目“中國文庫”第四輯之一，在當代文論系列，全國共七家，除陳涌外，還有周揚、張光年、唐弢、王瑤、錢谷融、王元化，可見陳涌的學術地位。我沒有想到他還記得我這個晚輩，專門寄書給我，用語那么謙遜。我隨即寄去我新出的隨筆評論集《批評的風骨》請老人指點。幾天后，我收到老人的來信。信中寫道：“你的這本近作叫作《批評的風骨》，真是太好了……風骨，也正是我們民族的文化藝術批評一貫受到重視的問題。作為一個讀者，謹祝你繼續堅持‘批評的風骨’。”耄耋之年的老人此時雖然極少參加文藝界的活動，但仍然流露出對文藝批評現狀的關切。

二

2011年4月，我與鄧子平先生合作，點校整理、出版了河朔詩派領袖申涵光的《聰山詩文集》及《永年申氏遺書》。9月中旬，我與曾老師約好，第二次去拜訪老人并送書。那天老人的情緒非常好，由于談話投機，引發老人的酒興，他興奮地打開了一瓶酒，開了一聽沙丁魚罐頭、一袋椒鹽花生米，與我們漫談。曾老師說，很久沒見老人家這樣高興了。談到傍晚，我們告辭，盡歡而歸。這是我與老人的第二次見面。

2014年元旦過后，我借到北京出差之機，又與曾老師一同去拜望陳涌。下午4點，我們準時到了陳先生家的單元門口，因為沒有門卡，無法進入。曾老師就放開嗓子大聲喊：“陳涌同志！陳涌同志！”后來，陳涌的女兒下來給我們開了門。這個細節，給我的印象極深。曾老師是老人的學生，也是老部下，不叫老師，不叫先生，不叫官銜，而是直呼同志，這是延安傳統的自然延續。

我們上到四樓時，已經95歲的老人已站在門外迎接，腰板筆直，笑容滿面，看得出來狀態很好。老人引我們到他的書房，讓我們坐在沙發上，還拿出瓜子、飲料招待我們。落座后，我拿出自己的新書《申涵光與河朔詩派》，分贈老人和曾老師。老人非常高興，說我整理河北鄉邦文獻的工作很有意義，現在又寫出了專著，可喜可賀。雖然老人的狀態很好，但與上次見面相比，聽力下降明顯，歲月的流逝畢竟留下了痕跡。

不久后，已經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退休的吳子敏老師也來拜訪老人。隨著他的到來，話題轉到了文藝界舊事上。作為新中國文藝發展的見證人，陳涌對過去的事情如數家珍，思維極為活躍。他重點談了周揚。他說：“新中國成立后，周揚在文藝界發揮了不可代替的作用。現在很多談周揚的文章都沒有說清楚，我打算寫一篇談周揚的文章。”老人還問到了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現狀、研究人員的收入等情況，可見他對現實問題的關注，對曾經工作過的文學所懷著深厚的感情。

時間不覺到了5點，我們準備告辭。曾老師拿出相機來，請陳先生的女兒幫我們照了合影。合影之后，老人說：“你們都不要走，我已經從飯店訂了菜，一會兒就送來。”我們這時才明白，老人把見面時間定到下午4點，就是為了留大家吃飯，可謂用心良苦。我因為與友人有約，只得告辭。老人說：“你不能吃飯，那就把這瓶酒帶走，是我的老朋友送給我的。”卻之不恭，我只好帶上這瓶意義非凡的酒，說：“我下次出了書再來看您！”老人微笑著說：“但愿還有下次。”他送我到門外，并一直舉著雙手，目送我走下樓梯。

這是我與老人的第三次見面。

這次見面之后，我寫成《年末歲初訪陳涌》一文，刊發于石家莊的《燕趙晚報》，隨后寄了一份樣報給老人。他讀后給我寫了信，提及文章中有一處用詞不準確，還說：“你的這篇訪談錄如果收入你的集子，還是以恢復原貌為好。”收到這封信，我出了一身汗。前輩學者在學術問題上的嚴謹給我上了一課，我隨即對文章進行了訂正。

據了解內情的人回憶，周揚是陳涌的恩師。在延安，他提攜陳涌，把他引上文藝評論的道路，使陳涌成為解放區最年輕的文藝理論家，新中國成立后則是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最年輕的研究員。這次見面后，陳涌寫成長文《漫談周揚》，客觀、公允，是研究周揚的重要文獻，已收入《陳涌紀念文集》。

三

2015年10月4日，老人逝于北京醫院。

古人有“一語成讖”的話，分別時的一句“但愿還有下次”，不料真的成了永別。當時95歲的老人，心理上應該是有準備的。年至96歲，壽終正寢，堪稱功德圓滿。

根據《陳涌紀念文集》中的《陳涌年譜》，老人1919年出生于廣東南海，原名楊熹仲，后改為楊思仲。陳為其母姓，為懷念母親取筆名陳涌。這一點很像魯迅，老人一生研究魯迅，可能是受魯迅的影響吧。

根據年譜記載，1945年8月22日，他在《解放日報》發表《回想和幻想》一文，第一次使用陳涌這個筆名，此前一直使用本名楊思仲。

陳先生來自延安，代表了紅色文化人的傳統。他的身材中等偏低，腰板很直，說話時眼神很專注，沒有絲毫客套，能讓你感覺到他的熱情和自信。他是中國共產黨優秀知識分子的典型，既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融匯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與時代精神。我與他只匆匆見了三面，通了幾次信，他對我折節相交，期望甚殷，對我的研究多有鼓勵，讓我感念至今。

回想起來，老人對我的關心和鼓勵，應該是和他晚年內心的孤獨、憂慮密切相關的。那時社會上有一幫無知青年，企圖靠罵魯迅而出名。而學界部分人學風不正，也很讓老人失望。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文人之交，貴在知心，難在知音。”我與老人年齡差距這樣大，能在晚年得到他的指點，實在是我的幸運。

十年來，我每出新書，總會想到應該給老人寄一本，付郵時才想起，他已經遠行了。遙望京華，天人永隔，惆悵何似……

（作者：李世琦，系河北人民出版社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