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壇的時候，已是傍晚，園子里的人少得似乎只有我一個。我自北門入，要刷身份證，電子屏上顯示今天已來過7892人，現在園子里還有465人。我很佩服現在的高科技，它可以精確到一個點、一個人，抑或可以精確到分子、原子、量子。我沿著正門走，明清兩朝的皇帝當年到日壇祭太陽神時也走這條路，只是今天已然變成老百姓的日常。

北京的建筑講究對稱，有天壇，必有地壇；有月壇，也必有日壇。此外，還有著名的先農壇，奇怪的是，不知它和哪個壇相對稱。這五個壇構成了北京的“五角聯盟”，各有各的作用。按人們的習慣，通常將五壇按天地日月農順序排列。想想也是，在我們這個地球上，假如沒有了天地日月，何以會有人類，沒有了人類，怎么會種植五谷。我雖然是北京人，屈指算算，這五個壇我去的次數并不頻繁，天壇5次、地壇15次、日壇5次、月壇1次、先農壇1次。

1992年8月初，我從京郊農場調到即將創刊的《北京工人報》。經過幾個月的籌備，報社領導經請示北京市總工會領導準備在12月1日創刊。這時，有人提議，在報紙創刊號上應該刊登一張報社全體職工的大合影。于是，有人提出應該到天安門廣場合影，也有人提出到八達嶺長城合影，還有人提出既然是工人報，就應該到一家有名的國營大廠去合影，譬如首鋼、二七車輛廠等。我那時，腦子里想的都是寫什么稿子，當領導提出到天壇時，我和大多數人一樣都說好?；蛟S因為這個緣故，我一直把天壇看作我職業新賽道的起點。再有，天壇給我的深刻記憶是，作家肖復興在最近四五年間，幾乎每周都到天壇遛彎，畫速寫，和常去那里的老北京人聊天。結果，他筆下生風，先后寫了兩本散文集：《天壇六十記》《天壇新六十記》。

關于地壇，我第一次去是在上世紀80年代，那時剛恢復廟會。我和父親先騎自行車從鄉村到公交站，再倒三次公交車，進得地壇沒有看到廟，只看到中間有個高出的平臺，實際就是方澤壇，也就是地壇的壇。壇上搭了幾座臺子，有說相聲的、耍中幡的，還有演雙簧的、練把式的。1985年春天，地壇舉辦書市，這讓懷揣文學夢的我激動萬分，大開眼界，不但見到了作家如何簽名，還從《人民文學》雜志一個女編輯手中花兩塊錢買了12本《人民文學》副刊函授版，那里面刊載了許多文學講座內容。多年后，我和曾任《人民文學》常務副主編的周明老師談到那段往事。周老師樂呵呵地說，“你說的那個女編輯是我們的美編，我那時就負責《人民文學》的文學函授，每月我們都在人民劇場舉辦文學講座。”

1991年，一件與地壇緊密相連的重要事件發生了，其影響遍及整個中國文壇，余波延續至今。那就是《上海文學》1991年第1期，發表了史鐵生散文的巔峰之作——《我與地壇》。這篇文章最初完稿于1989年5月，后于1990年1月修改定稿。我常思忖，如此重要的作品，若史鐵生在1990年初便已投給《上海文學》，為何會等到整整一年后才得以面世？發表這篇作品的責任編輯與我聯系多年，我幾次都想問她這個問題，但都欲言又止?！渡虾Ｎ膶W》刊發《我與地壇》并沒標明是散文還是小說，說不定這篇文章之所以等一年才發表，主要是在文體究竟屬于小說還是散文的爭論上給耽誤的。正所謂“天青色等煙雨”，或許1991年1月，本就是為史鐵生預留的。這一年，因為《我與地壇》的非同凡響，后來有評論家便言之“1991年中國文學只有一篇值得記憶，那就是《我與地壇》”。

寫史鐵生，可以有無數的角度。在過去的許多文章里，我都表達過對他的敬意。事實上，1997年我幾經周折調入中國文化報社。報社辦公地點在雍和宮東側的柏林寺，而從這里往北走上幾百米，便是地壇的南門。從南門出來，向南穿過雍和宮旁的二環橋，再一路往南至北新橋，便能找到史鐵生的家。只是，當時我只關注報社的采編，還沒把重心放在史鐵生和地壇上。那時我對于他和《我與地壇》的理解，大抵還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層面。甚至，在2002年8月，讀到劉錫慶教授在《文藝報》上發表盛贊史鐵生散文“攀上當代散文峰巔”的文章時，我內心不免產生了質疑。在“無知者無畏”的情緒驅動下，同年9月13日，我寫了《當代散文的峰巔標準是什么——對劉錫慶〈史鐵生散文成就之我見〉的不同看法》的爭鳴文章。文中，我以各種對文學、對散文、對作家的評價標準進行了闡釋，特別是對劉教授文中使用的對史鐵生散文的贊美之詞“卓爾不群、超拔于世”“前所未有”“曠世華章”“制高點”“峰巔”等詞語提出了詰問。我能想到我的這種質疑會被有些人看作以小犯大，但同時，也一定會有一些人支持我的觀點。這就像當年人們面對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這部重量級作品最初是不被編輯和文學評論家看好的，發表都很困難，但最終被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小說連播，受到億萬讀者的歡迎，逐漸成為經典。但史鐵生不同，他的許多作品是被讀者和文學界同時接受的。

后來，我有機會在一些會議與史鐵生見面，并且還在一張桌上吃飯。2007年，史鐵生榮獲北京作家協會第三屆北京文學節“杰出貢獻獎”，那天是鐵凝為鐵生頒的獎。我在遠處望著他們倆開心的樣子，心里暖暖的。2010年12月31日，史鐵生永遠地離開了人世。五天后，北京文學界在798時態空間畫廊為他舉行了一場題為“與鐵生最后的聚會”的追思會。那天，來自四面八方的朋友與讀者聚集了上千人。史鐵生曾經在延安插隊，他的延安文學界老友曹谷溪帶著一幫鄉黨專程從陜北趕來，很是令人感動。鐵凝在發言中說，“對文學人生而言，鐵生是一個堅持文學的高度和難度的人，時間越久，越彰顯他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他不曾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現，或許他不能走太遠的路，可他有一顆永久的心。剛才有人稱他是偉大的作家，我想，今天用‘偉大’這個詞是需要謹慎的，但我非常同意史鐵生是一個偉大的作家。誠實與善思，對一個人是多么重要。史鐵生他做到了?！?/p>

最令我感到敬佩與震撼的，是史鐵生在生命最后一刻的決定——把自己的肝臟、角膜、大腦和頸椎骨捐獻出去，用于挽救他人生命和醫學研究。那一刻，我對史鐵生肅然起敬——他最后的驚人之舉，一下子將他的人生境界推到了極致，實現了生命和文學的永恒。在追思會上，當主持人張越宣布，天津的一位受體在接受史鐵生的肝臟后已經成功移植，并且身體狀況良好時，全場響起一片激動人心的掌聲。我知道，那是一次永恒的掌聲，是對作家史鐵生的敬意，更是對一個偉大生命的敬意！

從那一刻起，我的內心開始駐進史鐵生。但凡有關史鐵生的文字、視頻我都認真觀讀。特別是自2019年我因腎病開始接受透析，并在隨后幾年經歷了兩次手術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史鐵生，理解了生死，也理解了人應當如何活著才算有價值。

2024年2月，我在《北京日報》發表了散文《上岸》，引起了很多讀者的共鳴。可以說，就此開始了我的上岸人生，寫作如此，生活也如此。

這篇文章我本來要好好地寫一下日壇，尤其是日壇南門西側一棵槐樹上的一葉風箏。那酷似雄鷹的風箏已經掛在樹上好長時間了吧，它很高，距地面得七八米。風箏的主人也是個奇人，不知從哪兒找來三根竹竿接在一起，前頭還裝了個鐵鉤。他一次次仰著頭，試圖鉤下那只風箏，可回回鉤子都被掰直，風箏卻紋絲不動。漸漸地，他臉上、脖子上淌滿了汗。當我看到他用手擦拭脖子時，我猛然想到史鐵生。史鐵生當年捐獻的頸椎骨不知給了哪家醫學機構，若用于科研，可能也有不少頸椎受損者受益于此，康復后能仰頭用竹竿去打棗、夠風箏、看星星呢！當即，我想對那老兄說，別夠了，既然那風箏落在樹上不肯下來，就說明它和這樹有緣，不妨就讓它們成為這公園里的另一道風景吧。我相信一切都有因果。

謹以此文作為史鐵生離開我們15周年的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