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皆有聲，每一種聲音后面都關聯著一個生靈。因此，亨利·梭羅引導我們學會聆聽萬物之聲：

如果我們只把自己局限在書本中，即使是那些精選的經典作品，我們所能讀到的也只是某種特定的書面語言，它本身也是一種偏狹的方言。有種語言，我們依然面臨著遺忘它的危險，這種語言毫無修飾， 是萬事萬物的自然流露，它本身就是一種標準，且無窮無盡。透過百葉窗照射進來的光線總是惹人注目，然而一旦打開窗子，即使有大片的光亮揮灑進來，也引不起我們的注意。我們必須永遠保持警惕，沒有任何方法或訓練可以替代這一必要性。

梭羅指出，萬事萬物發出的聲音就是它們語言的自然流露，我們要掌握方法，學會聆聽萬物之聲。作為聽覺對象的聲音，它的意義并非不證自明，而取決于聆聽者與聲音景觀之間的關系，由聆聽者來判定。貝倫特也認為萬物有聲，聲音無處不在: 聲音存在于行星軌道、脈沖星、基因組、氧原子、晶體、樹葉形態等。就論及萬物有聲這一現象而言，我們只能擇其一部分可用的材料加以呈現。幾乎所有宏觀宇宙、微觀宇宙和我們地球世界的萬物都遵循泛音論。沃納·海森伯格將由畢達哥拉斯生發而來的對泛音論的思考看作人類科學最強有力的沖擊之一，并認為知識的發展已經極有力地證實了畢達哥拉斯的想法。敘事作品中描述的聲音與萬物之聲相比，猶如梭羅所說的“透過百葉窗照射進來的光線”比之于打開窗戶揮灑進來的“大片的光亮”。傅修延認為天地萬物都有感應：

感應在中國文化中常以不限于耳根的“聽”來指代，較之于其他感知，“聽”可以讓萬物在更大的空間范圍內彼此溝通。人也是萬物之一，“人物”一詞突出了人的物性，表明我們古人早就注意到人與物之間的對立統一。物雖然為人所用，但也有襯人、代人、名人、助人乃至強人的功能。中國古代文論中的物感，指的是人作為萬物之一與他物之間的溝通。

敘事作品中的聲音就記錄了人物與他物之間的溝通，這些聲音已經被賦予了人類文化的底色，有些更是人類文化的重要載體。通過分析敘事作品中的聽覺信號與聲音景觀，我們既能激活歷史的回響，又能把握時代脈搏。只有將聽覺和聲音景觀的分析納入社會關系的范疇，我們才能從聽覺角度感觸社會關系的動態歷史變遷，才能理解聽覺研究的獨特價值，才能更好地判斷聽覺場域的大小及其涵蓋的意義。

聽覺必然涉及發聲者與聆聽者。每一個聲源都具有一定的音高、振幅與頻率，這決定了聲音的大小及其在空氣中傳播的距離，從而建構出不同的聽覺空間和聲音景觀。“聲音是以環繞或者球形的形式圍繞著其聲源進行傳播，就像往池塘中扔下一枚石子，水面上浮現出的波紋一樣。這個傳播按照從壓迫到擴張的連續性，向著各個方向發散，但會以與傳播距離成正比的形式按比例逐漸弱化”。聲音的傳播原理當然是眾所周知。自然界中的聲音包括自然聲音和人工聲音。自然聲音，小到蟲鳴鳥叫、流水潺潺、草木颯颯，大到狂濤怒吼、山崩地裂、電閃雷鳴，都有其自身的聽覺空間。迄今為止，地球上聽到的最大的噪音是1883年8月26—27日印度尼西亞喀拉喀托大火山爆發的聲音。這個聲音居然被遠在4500公里之外的西印度洋羅得里格斯島上的居民聽到。這個火山爆發的聲音建構的聽覺空間已經超出了常人的想象，遠非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的聲音可比。每一個自然音景都有它獨特的音調，而且這些音調通常因為與眾不同而成為標志音。兇猛的食肉動物通常是以其發出的聲音來宣示領地范圍，虎嘯、獅吼等建構的聽覺空間就是它們的領地范圍。作為處于食物鏈頂端的大型食肉動物，它們需求的食物量大，必須以足夠的捕獵空間來維系生存，因此，“一山難容二虎”的說法是適應自然法則的要求。人工聲音，小到呢喃喁喁，大到原子彈爆炸，也有自身的聽覺空間。隨著科技的發展，人類能夠制造出的聲音越來越大，聽覺空間的范圍也越來越大。過去生活在山區的人們，由于交通不便，交流通常是靠提高嗓門，這就是山區居民嗓門比較高、聲音比較大的原因。我國陜北民歌信天游《淚蛋蛋泡在沙蒿蒿里》的歌詞“羊啦肚子手巾呦三道道藍，咱們見個面面容易哎呀拉話話的難。一個在那山上呦一個在那溝，咱們拉不上個話話哎呀招一招個手”，就說明了山區居民交流不便，而信天游悠揚高亢、粗獷奔放的唱法正體現了陜北人的生活特點和豪放性格。顯而易見，高音更具有穿透力，傳播的空間更廣，通常起支配作用：而低音則更沉悶，傳播的距離更短、空間更小，在音樂中它們也是承擔附屬的功能。

人類聲音的高低與發聲者的聲音特質有關，它們不僅建構出不同的聽覺空間，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近年來，科學家們找到了眾多的證據，證明早期人類在日常生活中比現代人類更警覺、更關注于用耳。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大自然賦予女性更高的聲音是因為它希望她們成為統治者、支配者。因此，從一開始，大自然就將人類協調到女性的統治中，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母系社會”。盡管有人認為，人類的演化讓女性擁有更高的聲音是對女性其他弱點的補償，但這并不能改變女性曾長期占統治地位的事實。即使“補償說”有一定道理，大自然通過高音標出女性優先地位的意圖還是起了決定作用。早期人類接受了演化的事實，并且以母系社會的形式生存了幾十萬年。為了更加形象地理解母系社會那個偉大的時代，我們不妨將人類生活在地球上的時間比作2 米長的尺子，母系社會占據1.999米的長度，而男性占統治地位的時間僅占0.001 米的長度。音調更高的女性聲音不僅更具有統攝力和穿透力，而且在更遠的距離中比男性聲音更具區分度。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在母系社會中女性要照看小孩，要在他們玩耍之時把他們叫回家。孩子們在玩耍時不會離他們母親太遠，特別是在早期的游牧生活階段，孩子們不會跑出他們母親聲音能夠傳遞到的最遠范圍之外。這樣，孩子們既能聽到母親的呼喊，又能辨別出是誰的母親在呼喊。在分析女性和男性聲音的高低時，貝倫特指出:

高低原本是空間術語，指的是高山和山谷。但是在很早的時候，“高”和“低”也一定會反映社會地位。一些長者如摩西、耶穌以及世界各地的將軍、領袖站在高山、山岡或高臺上，對著他的子民說話。很顯然每個人都能看出誰“在上”、誰“在下”。幾十萬年來，女性都是站在“高處”從“上” 對著她們的族人、部落、子民講話，因此從詞語的最初意義來說，她們的聲音被稱為“ 高”。男性站在下面。當他們回答女性時，他們的聲音來自下方——這既是從空間意義上講，也是從社會地位上來說。因此“高”和“低”首先是指空間位置，后指社會地位，再后來用于指涉聲音。

（本文節選自《虛構敘事中的聲音景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