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邀請作家以相對固定的方式“入駐”校園，有利于強化文學與校園之間的良好互動關系，實現雙向賦能。目前，國內不少高校紛紛邀請作家駐校，為創意寫作人才培養、推動文學教育持續深化等注入了新活力。本期我們刊發兩篇相關文章，探討駐校作家對文學教育、作家創作等方面帶來的重要影響。

駐校作家計劃塑造新的人文空間

呂逸新

駐校作家大都有著獨特的地域經驗和豐富的生活積淀，他們參與校園生活，使大學超越抽象的知識共同體，成為在具體城市風土和地方記憶中扎根的文化生命體。駐校作家在山東理工大學為師生做講座。

文學教育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身份重構，其價值不僅關乎審美養成和文化傳承，也意味著對抗技術理性壟斷、守護人類精神主體的諸多可能。人工智能擅長精確、高效和可復制，文學則致力于開掘那些溢出算法邊界的經驗，包括情感的模糊地帶、道德的悖論處境，以及存在的斷裂瞬間，其最大差異在于捕捉不可復制的個體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文學教育培養的是對不可計算、不可量化的人類生活的敏感與尊重，為人類敘事保留必要的人性難度和靈魂深度。

隨著創意寫作興起，駐校作家機制逐漸得到推廣，為文學教育提供了另一種可能。作家進入校園，與師生共同閱讀思考和寫作，本身就是對大學何為、知識何為、人文何為的持續追問與回答。山東理工大學實施駐校作家計劃12年，舉辦文學講座、學術研討、經典閱讀、研究生論壇等活動百余場，探索的是以制度形式為文學、為想象力、為漢語之美在校園內設置一個緩沖地帶，為大學生的精神對話和思想成長提供開闊的文學場域。

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教育，往往停留在文本解讀和文學史梳理，學生面對的是已被經典化的結論和概念，是書寫完成之后被固定下來的文學樣品。而駐校作家把正在生成中的文學直接帶入大學，文學教育從研究既有作品延伸為參與創作現場。在作家講座、創寫工作坊和讀書沙龍中，學生接觸到的不只是文本，更是作家個人的寫作機理、經驗邏輯與精神困惑，比如作家分享的寫作之念緣何而起、怎樣面對發表失敗與卡頓焦慮、如何在現實壓力與內心召喚之間保持一種脆弱而倔強的平衡。對于熱愛寫作的學生而言，這種面對面、帶有身體溫度的經驗傳遞，使創作從抽象理論轉化為可以被模仿的個人化實踐。這種“在場的寫作主體”的引入，打破文學被學科化和論文化之后常見的封閉回路。文學研究者可以從作家自述、創作手稿、寫作日常中獲得一手材料，檢驗既有理論的適用性，修正學術研究中的某些偏差。學生在與作家的持續對話中意識到文學不只是被闡釋的對象，也是被理解的自我。駐校作家活動逐漸沉淀為學校人才培養體系中的隱性課程，學生在多樣化的文學交流和思想對話中，不斷辨認自身的精神歸屬和表達方向，持續養成對語言、經驗和世界的豐富感受力。

文學教育以一種思想交流和心靈美育的方式提醒我們，大學應當始終堅持意義生產、生命敘事和塑造精神秩序的文化使命。作家參與的文學講座、經典導讀、創作分享、閱讀沙龍，看似只是文化活動，實則在持續塑造一種獨特的時間感和空間感，即在快節奏的學分競爭與績效考核之外，還存在著可供停頓、追問、沉思的“慢時間”。這使校園重新成為故事可以展開的地方，學生成為具有記憶、情感和敘事潛能的主體。在文學教育實踐中，個體成長、家庭、地域、數字生活、技術焦慮等，被組織成可以言說的故事，被納入公共對話的范疇。作家講座和讀書會在傳播文學知識的同時，注重培養學生在時代敘事情境中的自我意識，即如何通過選擇敘述視角來理解自身，如何通過對語言質地的細膩感知來抵御日常生活的粗暴簡化和標簽化。這種敘事能力與反思能力，正是立足全人教育校園文化的內在支撐。

駐校作家大都有著獨特的地域經驗和豐富的生活積淀，他們參與校園生活，使大學超越抽象的知識共同體，成為在具體城市風土和地方記憶中扎根的文化生命體。通過與地方作家的交流座談、讀者見面會、新書分享等形式，大學和城市之間形成共時性對話和深度再敘事的關系。作家得以在校園中獲得新的讀者與批評視角，師生則通過作家作品重新理解城市的歷史文脈與現實發展。城市既是大學自身發展依存的物理空間，也是不斷被書寫和再詮釋的精神場域，成為參與地方文化再生產的活躍主體。開展駐校作家計劃以來，山東理工大學構建起多層次的交流與合作網絡。駐校的張煒、趙德發、徐則臣、李浩、胡學文、海飛、劉玉棟、雷平陽等作家和詩人，每年來學校參與文學周活動，對大學校園、學生群體和齊魯文化有了深度理解，也讓這所大學的文學活動進入更廣泛的公共閱讀視野。地方文聯、作協、文化機構與大學之間由此衍生出更緊密的合作，包括參與全民閱讀、走進中小學、文學征文大賽、齊文化節等活動，推動駐校作家計劃從助力大學人才培養，延展為地方文化品牌與城市精神標識的一部分。

在技術浪潮中，駐校作家計劃維護人類經驗與語言創造不可輕易被算法替代的精神領地。他們所帶來的寫作之難、語言之重、經驗之不可替代，是對人工智能可以寫一切、內容可以無限自動生成等幻覺的必要糾偏。作家講述文學寫作是對時間、記憶、苦難和愛的深層體認，是對私人經驗與公共話語的雙向調整，人工智能可以生成類似文本，卻無法承擔生存痛感與倫理責任。技術可以高效處理信息，卻無法替代人類在不確定性中以語言探索意義的緩慢而執著的努力。作家通過講座、工作坊和作品研讀，培養的恰恰是這種在技術時代顯得愈發珍貴的意義敏感度和智識探究的熱情。同時，駐校作家計劃本身也在與新媒介、人工智能展開對話，大學的技術資源和年輕群體的媒介素養，更便于作家與師生共同探索文學和新媒介的創新結合，直播分享、視頻專欄、線上公開課等傳播形態，讓作家在駐校期間的文學和思想交流被記錄、被分享、被二次討論。跨媒介合作使文學在新的技術語境中獲得轉譯與再生的可能，將大學內部的審美實踐轉換為面向公眾的文化產品，也有助于提升人文學科的社會影響力。

作家的駐校成果無法被量化為論文數量或項目經費，卻可以潛移默化不斷塑造學生的感受力、表達力與倫理自覺，構成大學作為精神共同體最深層卻又最不易被看見的底色，即人如何與自我、他者和世界建立更有意義的關系，其價值遠遠超出給學生開幾場講座這樣表層的理解。在人才培養層面，可以打通課堂教學與創作現場，使學生與在場的寫作主體一起重塑對生活和語言的尊重。在校園文化建構層面，以審美實踐延緩大學被工具化的進程，拓寬講述自我和世界的人文空間。對于青年群體而言，理想的大學應該是：在這里，你是一個仍能被故事感動、仍愿為他人故事停留的整體的人。

（作者：呂逸新，系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詩人駐校”拓寬詩歌教育新思路

王士強

2025年9月底，由《詩刊》社、中國詩歌學會、海南省作家協會、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中國駐校詩人二十年回顧活動”在海口舉行。這次活動讓人意識到，由首都師范大學在國內首開先河并實施至今的駐校詩人制度已經20周年了。這是一個重要的節點和契機，總結與探討“詩人駐校”積累的經驗和存在的問題。

首師大駐校詩人的遴選是與華文青年詩人獎相聯系的。華文青年詩人獎初期由《詩刊》主辦，此后由《詩探索》雜志主辦，每年評選出3位獲獎者。首師大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從這3位獲獎詩人中再遴選一位到首師大進行駐校。這個獎項面向45歲以下的青年詩人。由于詩人駐校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為青年詩人提供在北京生活一年的便利條件，以利于其寫作更上層樓，因而駐校的詩人都是平時不住北京的外地詩人。詩人駐校期間由學校提供住宿，可利用學校的圖書館、自習室、食堂等資源，可旁聽課程，并有面向大學生的講座、交流等安排，也有機會到《詩刊》等單位進行兼職工作，駐校期臨近結束，學校召開專門的研討會，邀請專家對其創作進行集中“把脈”。

從2004年9月首位駐校詩人入校開始，截至目前一共產生22位駐校詩人。他們每個人帶著各自的來路、去處與獨特性，代表著前后相繼一年又一年的駐校時光，匯聚成為綿延至今駐校詩人的河流。對這22位駐校詩人的性別、地域、年齡等數據進行初步分析，可以有一些發現。從性別來看，11男11女，恰好平衡。從地域來看，以居住地、工作地來計，分別來自山東、陜西、遼寧、湖北、浙江、云南、山西、江西、安徽、湖南、廣東、四川等12個省份，地域分布比較廣泛，北方、南方基本持平。從年齡上看，這些駐校詩人的出生年份是從20世紀60年代前期到80年代末期，詩人駐校時的年齡從30歲到44歲不等，平均下來是37.6歲，應該說正是年富力強、非常有活力和創造力的年齡。此外，這些駐校詩人全都參加過《詩刊》社旨在發現與扶持青年詩人的知名品牌“青春詩會”，他們大多數是先參加青春詩會然后進行駐校，也有的駐校和參加青春詩會是在同一年。駐校詩人的遴選與青春詩會是平行的兩個系統，駐校詩人全都參加過青春詩會至少證明這些詩人獲得較大程度上的認可。

駐校一年的經歷對于詩人來說是一次難得的機會，詩人可以進行自我調整和充實，以便更好地再出發。中國幅員遼闊，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對于許多身處比較偏遠地方的詩人而言，能夠有機會到首都生活一年，實際上是脫離開自己此前的生活軌道與居住環境，來到一個新的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之中。而且這個地方是人文薈萃的全國文化中心，必然在思想上、觀念上為詩人打開新的空間。他們的創作雖然在駐校前已經嶄露頭角，具有一定的特色和影響，但年齡上仍屬青年詩人，創作具有新的可能性，且多處于求新、求變的階段。而駐校一年提供了一種推力和契機，使得他們得以開闊眼界、接受新知、砥礪自我。特別是為數不少的駐校詩人并沒有完整、系統的教育經歷，有的沒有上過大學，駐校一年可以在大學校園里進行學習和提高，拋開雜務，在自由、寬松的狀態下進行“充電”，完善知識結構，提高個人素養。

有多位詩人談到駐校經歷對于他們的重要意義。駐校詩人楊方回憶她在首師大駐校每一天都是“明亮而飽滿的”。她說：“我像一棵綠蘿，拼命吸取水分和營養，然后不斷從身體里長出身體，從綠葉里長出綠葉。這一年的學習幫我打開了視野和思路，學習也使我對自己的詩歌寫作變得更加自信和堅持。”根據讀書筆記，她統計出這一年至少讀了54本書。駐校詩人宋曉杰從多個方面總結她在駐校期間的收獲，包括寫了大約兩萬字的散文，40余首詩歌，翻閱了80多本書，看了30多部電影，寫了5萬多字的“駐校日記”。駐校這段經歷，讓他們的生活都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不一定是直線、向上、向前的，甚至可能出現一度的迷茫、困頓和后退，但從長遠來看一定是有益的，是寫作上進一步改變、提升所需要的。

詩人駐校對于大學校園而言也有益處。詩人駐校本身帶來不一樣的“氣場”，在校學生能夠接觸到現實中、活生生的詩人，這無論是對于培養他們對詩歌、文學的興趣，還是對理解、解讀詩歌文本都是有幫助的。許多學生與駐校詩人之間還建立深厚的友誼，有廣泛而深入的交流。駐校詩人與在校學生之間的講座、座談及日常交流，對于活躍校園詩歌氛圍，提高大學生的人文素養特別是詩歌素養都有積極意義，也有利于激發他們詩歌創作和研究的興趣。詩人駐校對于大學校園而言是能夠起到某種結構性作用的，潛移默化而潤物無聲。

對于“詩人駐校”成效的評價或許很難量化或直觀呈現。就創作而言每個人的情況各有不同，很難一概而論，但整體觀之這一詩人“方陣”是比較整齊的，寫作處于較高水準，構成當今詩壇一支重要的力量。“詩人駐校”屬于探索性、創新性的做法，在高校現行的管理體系下并無明確的規制設定，20年堅持下來，體現出“長期主義”的追求，是在扎扎實實做事，飽含著可貴的詩歌精神和奉獻精神。可以說，“詩人駐校”已經成為一個具有鮮明特色的詩歌品牌，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一個“小傳統”，有利于為中國詩歌的未來發現人才、培養人才。

（作者：王士強，系天津市社科院文學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