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國之春》，李修文 著，湖南文藝出版社2025年10月

一

先說一說寧浩導演。十多年里，我們總是在一起拍電影和東游西蕩。我知道，不管在哪里，但凡遇到他有所觸動的場景，他便下意識駐足，將幾根手指比畫成一個取景框，對準，再對準，長時間地流連不去。手指比畫而成的取景框離一部真正完成的電影當然還有遙遠的距離，但我知道，從一開始，這個人的作品就是從最凡俗、最司空見慣的地方長出來的，其后，他將抵押上一切，等待著一部電影的漸漸顯影。我得承認，這些年里，寧浩也像是我的取景框——許多我想寫下的小說，我都講給他聽過，《南國之春》也不例外，不是作為劇本故事去講，而是作為小說去講，不停地跟他講述和討論，是我好多年里面對寫作唯一能做到的事，現在，這些被我講述過的故事正在一一得到顯影，已經足以令我感到慶幸。

再說一說《三言二拍》。在漫長的寫不出來小說的那些年里，我經常去閱讀它，那里沒有什么驚天動地之事，多半是些勾欄酒肆之言，卻常有一些場景，迸發出讓我難以忘記的光芒：一直覬覦著花魁的賣油郎，前一分鐘還在假扮富二代，后一分鐘，當他見到了花魁本尊，卻沒有吵醒醉酒的她，而是默默掃除了對方的嘔吐物，這是出于可能的愛，還是出于一絲“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憐憫之心？還有那個出海的書生文若虛，當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跡來到他的身邊，這奇跡的構成，到底是因為他被天意選中，還是因為他在對命運的不斷順從中反而獲得了天意的獎賞？《三言二拍》成書的年代，其實是一個戰亂頻仍的年代，而它的作者，卻使那些最微小之事不斷得以顯形，漸漸自成天道：正是這些走卒販夫的發心動念，使他們所在的時代獲得了生機，這生機，也讓置身在那個時代中的人們更有熱情地經受了自己的生活。

最后，再說一說《南國之春》。首先，它不過是一場招魂：手抄本小說，氣功大師的帶功報告會，一個得了漸凍癥的刀馬旦，三十年前都曾出現在我所生活的那座小城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當年的小城早已音容難辨，而今之我，再回小城時，常常路遇那些已經消失了很久的人，他們像是從一張底片里現身，拽著我，再說起諸多前塵往事和那些死去的人，聽著聽著，我便動容了——也許，我應該寫下這樣一些小說：它們不過是些飛短流長，但是野草般瘋長的青春自在其中，閃電般稍縱即逝的生命力自在其中；果能如此，那些死去的人、未亡人，還有他們的遠走高飛和畫地為牢，也許，都會再度顯影，走到今日的光天化日之下來？ 所以，一如既往地，于我而言，《南國之春》不過是一座埋葬著微小之事的衣冠冢，卻也在提醒著我：讓微小之事得到祭奠，說不定就是天大的事。

二

許多年前，我租住在北京某小區做編劇的時候，有過一位同屋，他比我小十多歲，正在給一個著名編劇做槍手。必須承認，這個小伙子創造力驚人，并且時刻準備著從雇主的背后現身，單打獨斗，成為另外一位著名編劇。我們租住的房子樓下，生長著一片據說較為名貴的牡丹，所以每到牡丹花開的時候，終日都有人來到我們樓下圍觀牡丹，且一再將熬了通宵的那個小伙子給吵醒 。時間長了之后，那小伙子憤怒了，總是趁著沒人的時候，給那片牡丹潑下去一大盆水，慢慢地，那些牡丹也就死了。

直到我離開北京，那小伙子也沒能夠成為一個單打獨斗的編劇，原因是當他的雇主察覺到他的離開之意，為了不影響手中正在進行的項目，就給他漲了稿酬，還給他介紹女朋友，又或者帶著他去認識各種行業大佬。在這個項目進行的過程中，他忽而要離開，忽而又不離開，直到最后，項目一結束，他便被他的雇主掃地出門了。在我和他臨別之際，他先是告訴我，即使對自己是否還有能力成為一個幫別人干活的槍手，他也感到嚴重的自我懷疑。而后，他又告訴我，其實， 他就像我們樓下的那片牡丹，已經被淹死了，而淹死他的那盆水，看起來是稿酬、女朋友們和行業大佬們，實際上，卻是他自己的欲望。

又過了幾年，我在祁連山一帶的劇組里拍戲。有一天，在距我們住地稍遠一些的戈壁灘上，我遇見了另外一個年輕人。自從來到此地，他就再也沒離開過，一連好幾天都在帳篷里過夜。無所事事的時候，他便將碩大的行囊放在一邊，反反復復地在戈壁灘上折返跑。我忍不住好奇，問他來此所為何事。他便告訴我，他其實是在這里等他的老板。而他的老板，一位著名的資本大佬，正在此地參加三天兩夜的戈壁灘徒步穿越挑戰賽。他和沿途上更多年輕的同事，正是老板提前給自己布置好的補給點。倏忽之間，我便想起了當年那個年輕的編劇，盡管音訊全無， 我卻莫名地相信，作為一株牡丹，他并未徹底被淹死，也許，他也像我眼前的年輕人一樣，仍在某一片戈壁灘上蟄伏或折返跑，并以此讓自己長成一株嶄新的牡丹。其中真義，就像布扎蒂的《韃靼人沙漠》里的那個主人公， 終其一生，他都在漫長的等待和自我懷疑中度過，但是他跟真正的戰士一樣，活著抑或死去，都沒離開過自己的戰場。于是，我寫下了《到祁連山去》，小說里活著的“我”也好，死去的“王朗”也罷，都曾經是又或者正在成為嶄新的牡丹。

三

在我混跡于各種劇組的十多年中，有許多時候，我都覺得我從世上消失了——一年四季里，我坐在火車上來來去去，進行著一趟趟徒勞的旅程，在這些旅程中，我看見過諸多江河里涌起的波浪，也看見過無數片田野的蔥蘢與枯寂，但是，它們并未成為我存活于世的證據：我經過了它們，很快便兩兩相忘，并沒有什么關口和要害將我拽住，再讓我置身其中，說到底，我不過是奔走在一個被抽空了的世界里，而對于那個真正的世界來說，我其實是個缺席者。越往后，我越發現，像我這樣的缺席者其實源源不斷：一個困守在某座小廟里的僧人曾經告訴我，多年修行下來，他從未得法，時刻都想還俗，但是，他也無時不刻不在懷疑著自己，廟門之外的幾乎一切，他只怕都已招架不住；我還遇見過一個戈壁灘里的修路工，幾乎每一天，他都在咒罵著戈壁灘上的駱駝刺、龍卷風和飛沙走石，且一再告訴所有人，很快他就將離開，然而，在公路修好之前，哪怕再多人離開，他也從來沒有一天踏足過戈壁灘之外的那個世界。

事實的情形是，遲早有一天，僧人也好，修路工也罷，都要重新“到世界上去”，就像《七月半》里的那個主人公，無論多么恐懼，他都將穿過臺風和暴雨，走向可能的報復與解脫。然而，世界還沒對他動手，那些并未發生的險境卻早早地將他魘住了；多年以后，他又一次走在了“到世界上去”的路上，只是，他決然不會想到，他在自己的密室逃脫樂園里親手做成的怪物們，又將嚇破他的膽子，讓他寸步難行，一如里爾克在《杜伊諾哀歌》里所寫的：“所謂美，無非是我們恰巧可以承受的恐怖的開始。”世事往往如此：多少躡手躡腳和虛張聲勢，不過是讓自己再一次成為缺席者的證據。可是且慢，世事僅僅如此嗎？那些震顫和驚恐，那些順受和忍耐，那些欲言又止和自說自話，難道不是我們曾經和世界周旋廝磨的證據嗎？

契訶夫有云：一個人必須接受一切而放棄總結。但是，在寫作《七月半》的過程中，我卻常常忘記他的教誨，甚至陷入了某種悲愴之中，不過是因為，越往下寫，我就越是知道：那些游魂般的缺席者，從未打我的身邊離開過，他們一直在出發，卻從未抵達過任何一個目的地；他們一邊試圖闖進世界，一邊又用深思熟慮麻痹著自己。只要我還在寫作中感受到自己的無能，我就應當記住：那個被未發生之物魘住了的人，那個被自己親手做的怪物嚇破了膽子的人，不是別人，其實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