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烽火燃遍中國之時，以詩歌吟詠土地與人民的詩人艾青，沒有埋頭于書案。他毅然投身抗日洪流中，以滾燙的詩句記錄苦難、吶喊抗爭，成為烽火歲月中用文字筑造精神防線的文藝巨匠。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拉開序幕。值此危難之際，文藝家胡風開始籌備抗戰文藝刊物《七月》，向艾青發出邀約，盼他赴武漢共襄救亡大業。此刻的中國山河破碎：自“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早已淪陷于日寇鐵蹄之下；“七七”事變以來，華北告急，淞滬會戰、南京會戰接連失利，江南大地慘遭蹂躪，艾青的故鄉金華亦未能幸免。秉持抗敵御侮的赤誠，他應胡風之邀，攜妻帶女遠赴武漢，投身《七月》的編輯工作。一路所見，盡是逃難的民眾、流落的傷兵與破碎的山河。

10月，艾青輾轉抵達武漢，寄宿于武昌藝術專科學校傳達室。當時，武漢會聚了大批流亡文人、藝術家與愛國學生。艾青每日忙于審閱全國投來的抗戰稿件，修改青年詩人的作品，組織小規模詩歌朗誦會，用激昂文字喚醒民眾的愛國熱情。

12月13日，南京淪陷，日軍在城內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消息傳至武漢時，艾青正在傳達室整理稿件，聞訊悲憤難眠。那幾日武漢氣溫驟降，寒潮裹挾陰云籠罩全城，12月28日寒夜，他裹緊棉衣，在冰冷的小屋里寫下：“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

這首寫于1937年歲末的《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是詩人傾注全部真情、吟唱民族危亡與人民苦難的泣血之作。詩行之間，他仿佛赤足踏入風雪，與趕車的農人、流離的婦人、年邁的母親一同跋涉在泥濘的國土上。江南稻浪、北方麥田、世代耕作的農民、被戰火撕裂的家園，皆在字里行間鮮活呈現。1938年1月，詩作在《七月》發表后激起強烈回響，成為凝聚民眾抗爭意志的精神紐帶。

在武漢期間，艾青全力投身抗戰文藝事業。1938年初，他協助胡風籌備“抗敵木刻畫展覽會”，征集到江豐、力群等畫家的作品超三百幅。展覽期間，他撰寫《略論中國的木刻》一文，在肯定木刻戰斗傳統的同時，亦指出其在繪畫基礎與創作個性上的不足，體現出清醒的藝術眼光。此外，他積極參與“七月”詩派的各項交流活動，出席文藝座談會，與同人共商抗戰文藝發展之路。

1938年1月底，經推薦，艾青夫婦與田間、聶紺弩、蕭軍等人北上山西臨汾，任教于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文藝系，講授抗戰文藝與詩歌創作。他深入北方農村與抗戰前線，與士兵、農民廣泛接觸，這段經歷催生了《風陵渡》《手推車》《北方》等名篇。他常為戰士朗誦詩歌，用嘶啞卻堅定的聲音傳遞抗戰信念。后因戰事趨緊，他們轉赴西安，組建“抗日藝術隊”，繼續以文藝呼號抗敵。

3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彼時艾青夫婦正從西安返回武漢，途中聞訊，他雖未及親至，仍委托武漢文化界同人代為聯署《發起旨趣》，共同呼吁“大家來豎起這面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大旗”。5月，得知周作人附逆投敵，艾青憤而寫下《懺悔吧，周作人》一詩，痛斥其背叛民族的行徑，盡顯文人的錚錚風骨。

武漢雖是抗戰文藝中心，艾青的詩歌廣受贊譽，但他并無固定工作，一家生計多依賴友人接濟與零星稿費，日子清苦。7月下旬，他辭別胡風，前往湖南衡山任教。

戰事愈發不利，武漢失守，長沙大火，衡山岌岌可危。艾青只得再度攜妻南遷，于1938年11月中旬抵達桂林。在這座后方山城，他心底深埋的家國情懷，凝成了那句永恒的詩問：“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我愛這土地》發表于同年12月桂林出版的《十日文萃》，與《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一脈相承，皆是以生命書寫的愛國宣言。

抗戰初期，艾青的足跡已遍及浙、鄂、晉、陜、湘、桂等省份，這期間他不僅創作了《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向太陽》《我愛這土地》等十多首抗戰詩歌，還親身參與各類救亡工作，在武漢組織詩歌朗誦會，在山西前線為學生授課，在桂林主編抗戰文藝刊物《廣西日報》文藝副刊《南方》等，培養了一批青年抗戰詩人。他的詩作扎根現實，記錄難民流離之苦、士兵犧牲之烈、國家苦難之重與人民抗爭之志，既鼓舞前線士氣，也喚醒后方民心，更激勵著海外華僑支援救國。這些詩篇被廣泛傳誦，如不滅的號角，凝聚起一個民族不屈的精神力量。

在抗戰的洪流中，艾青從一個“吹蘆笛的詩人”，成長為奔赴光明、吹響號角的戰士。他一生踐行了“為時代而歌”的信念，詩作跨越戰火，融入民族集體記憶；而他扎根土地、捍衛正義的品格，亦成為后代文藝工作者心中不熄的燈火。

（作者：黃格，系北京電影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教學部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