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公超批評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1999年年底的一天，我到潘家園淘舊書，但到最后，依然無所得。失望之際，很不甘地回頭望了一眼，居然看到幾本蔥綠的小冊子散落在不遠處，定睛一看，系《李健吾批評文集》《梁宗岱批評文集》《李長之批評文集》……這三人都是批評界巨擘，代表性的文論我是讀過的。遂眼前一亮，回身去撿，竟得十冊。三人之外，還有周作人、朱光潛、林語堂、沈從文、梁實秋、路翎、葉公超。聚在一起翻看，竟是完整的一套文叢，名曰“世紀的回響·批評卷”（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版）。我大喜過望，毫不猶豫地買下。

十個人之中，只有葉公超是陌生者，便把他的這一本捏在手上，坐在回程的車上不停地看。待到家中，立刻伏案續讀，且舍去晚餐，讀至雄雞司晨（當時我住在鄉下），終于破卷，把身子扔到床上，忍不住大笑。這是多么與眾不同的文論，雖持的是批評立場，卻不板臉訓斥，而是貼近文本，用平等的態度，寫自己的感覺、感受、感動和感悟，處處是感情的詠嘆，處處是情緒的宣泄，直把理論的文字寫成了抒情散文。

文言表達增添了典雅的“文趣”

比如葉公超論“靈感”的捕捉，以蝴蝶的飛翔作譬，他說：“蝴蝶，和人間的成敗得失一樣，是一種天生愚弄人力的東西，你越要追著撲它，它越得其所哉。你看它迎風翩躚，忽起忽落，忽東忽西，結果弄到你失望而放棄，由放棄而懊惱。好在鄉下的孩子都沒有這樣認真：他們趕了一陣，鼻涕已流到嘴唇上，在汗淋氣喘中還是帶著玩耍的高興。今天沒趕到明天就許再趕；常常如此，他們倒覺得好玩?！保ā缎⊙詢啥巍浜罚┧运X得，一個成熟的寫作者，應該有鄉下孩子那樣的心態。即便文章是頭等大事，也要有“玩?！钡囊饩w，捕捉不到，也不懊喪，大不了再等，等來等去，終究會等到。

比如他論文章的寫作，首先是著眼于“感性”的體驗，而不是要表達什么高明的“理念”。因為人感性地生活，才有真趣，才有真正的快樂。有如遇到一可人的女子，如果明確地要把她變成“門中人”，倒失去了無邪、無功利的愛情感受。夫妻應該是“碰巧”而來，而不是“預謀”而至。因為化事和成事，都含有利害的關系，一旦有了利害關系，是不容感情作用的，都是“醉翁之意”，就敗壞了“純粹和美好”的東西（《小言兩段·談吃飯的功用》）。

比如他論“新月派”的作家，他說：“《新月》作者中，很少有人會相信，文學是批評乃至是改革社會的手段；因為他們深信，真正要從事于社會改造，應有其他更佳途徑。文學的真，只是想像的真，情感方面的真。”他就此舉例說，廢名的小說，之所以有特殊的味道，就是因為，“他的人物，往往是在他觀察過社會、人生之后，以他自己對人生、對文化的感受，綜合塑造出來的；是他個人意想中的人物，對他而言，這比我們一般人眼中所見的人更為真實?！保ā缎略滦≌f選序》）

關于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胡適派主張徹底的“白話文”，而“甲寅派”的章士釗則主張維護“文言文”，雙方爭論得面紅耳赤，有很強的敵對情緒。葉公超從中國散文的性質入手，覺得雙方都太意氣用事。他說：“白話只能寫出感情，文言才寫出感慨。尤其我們現在的散文，看起來都不是純粹的白話散文；其中夾雜了很多文言；不但加了文言，散文里更加了全部文學的趣味才能表達整個民族現在的情緒。”（《火鳥之歌序》）在他看來，一味的白話，使散文顯得清淺無味，倒是文言的表達反而增加了回味的維度，有了典雅的“文趣”。葉公超之論，也正符合現在散文的實際，魯迅和知堂的文筆，之所以讓人百讀不厭，正是白話與文言雜糅的產物，使其在“感情”和“感慨”之間，縱橫捭闔，兀自風流。

關于散文，葉公超有更為“感情化”的議論。他說：“任何散文假使含有抒情的成分，就可以說有（了）文學的價值……散文一定要跟抒情的成分配合起來，才能構成文學。所以一篇散文有無文學的價值，要看它有無抒情的語調或成分在里頭。”他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是他對以古詩為源流的中國文學傳統有通透的認識，認為散文是從詩衍化而來的。譬如大家都熟悉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他認為，詩的最后一句，最為關鍵，因為它，就有了抒情的成分。假如沒有這一句，前三句就是“單純的敘景的散文”，再朗朗上口，也無任何意義，也就構不成詩的意象。以此，葉公超進一步論述道：“外國的散文整個是故事體，中國的散文卻除了故事體之外，一定還有詩的情緒在里頭，這就是中國散文的特殊之處?！?/p>

先“騰空”心境再投身閱讀

葉公超對“閱讀”也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他認為，“閱讀心理慣常存在著兩種方式：一種是以個人情緒為主體，至書里去收集同樣的情緒，以書中經驗來證實或擴大個人的情緒。另一種閱讀之時，個人態度或聯想的穿插使我們或留戀于一字一句的文字上，或對書中某一人物、某一境界發生特殊的情感，結果是切線一般地脫離了整個作品，而終于流入個人的夢幻中?！?/p>

在他看來，這兩種狀態的過程雖然不同，但影響大致一樣：“我們對作品的希望，是它能給我們一點新異的知覺，或擴大我們經驗的范圍，或使我們對生活的各種現象感悟更深刻的意義，但是要收獲這些效果，我們必須先有相當的心理狀態接受一種作品。換句話說，在未與作品接觸之際，我們的心境必須是空的，清醒的，莫泊桑所謂‘不先受任何成見的影響’，大概就是這個意思。”（《談讀者的反應》）

他的這個見解，很感性，也很形象，就是我們常說的“騰空效應”。一個杯子里要裝新的液體，必須把原來的液體倒掉；一個房間里要住進新的人，原來的住戶要提前搬出。

葉公超在民國時期當過外交部長，是個不小的官派人物。為什么他還能寫出這么情感豐沛、感性十足而毫無官氣的批評文字？讀他的傳記，我們得到了會心的答案。

葉公超的起步，是文學的，他編過《新月》《學文》和《文學雜志》，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與徐志摩交往甚密，深受其影響。他的《新月舊識——憶徐志摩二三事》和《志摩的風趣》被學界認為是最能呈現徐志摩韻味和風致的文字。可以看出，葉公超的骨子是“新月”的，精神的底蘊是文藝的。這樣一來，就與官話、套話、大話相疏離。

葉公超的叔父葉恭綽是清末民初大學者、大藏書家，并以詩書畫名世。葉公超自幼失怙，由叔父葉恭綽撫育成人，因此，葉公超家學淵源。而葉公超自中學時代起就遠涉重洋，赴美求學，后到英國劍橋大學深造，獲文學碩士學位，繼而到法國巴黎大學研究院接受治學方面的訓練；回國后，即任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英語系講師，兼編《北京英文日報》和《遠東英文時報》，后又任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教授。由于學的是文學，葉公超不僅對英國文學造詣深厚，更對英美現代詩情有獨鐘。他留美期間曾師從大詩人弗羅斯特，并在其指導下出版過英文詩集；到英國后，又結識了后來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詩人、大批評家艾略特，且交往甚密。這一切，對他后來以“新批評”理論為主、立足文本且博采眾長，始終圍繞“情感的發現”展開的文學評論實踐，自然產生了深刻而長遠的影響。

書生本色，給予魯迅客觀之論斷

由于外語的特長，民國時期他當了外交部長，但是，這是亂世為官，是“被迫”的給予。因為志不在此，他并不看重，也不專心，一有機會，就吟詩論文，在“新批評”上抒發意緒。文學是他的“胎記”，是他的生命底色，也是他立身的“自主”選擇，因此他始終用文學的視角看人、看世界，不改書生本色，一味地性情下去。葉公超本人對自己的“文人身份”也有著清醒的自我認同，晚年，在《文學·藝術·永不退休》一文中，他坦然地做了一番“夫子自道”，可謂動人心弦。

也是因為他的書生本色、文學視角，使他能超越“陣營”的規定與戒律，有了歷史的、客觀的學術品質。魯迅甫一逝世，葉公超就把魯迅的所有作品都收集而來，昏天黑地一氣讀完，然后傾力寫就了《關于非戰士的魯迅》一文，發表在天津《益世報》增刊上。之后，他又寫了一篇更長的、名為《魯迅》的專論，對魯迅做了最熱情的、最公正的評價。他認為“五四之后，國內最受歡迎的作者，無疑的（就是）魯迅”，并指出，“在政治上，他（魯迅）的確是個很可貴的醞釀者（agitator），因為他有歷史上成功的醞釀者所需要的條件：鋒銳的諷刺，濃烈的大量的情感，動人的真摯與親切?！?/p>

遙想當年，魯迅與“新月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曾經水火不容。而作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為曾與魯迅激烈論戰的梁實秋的摯友，葉公超在魯迅身后卻能做出如此客觀公允的論斷，且飽含了深情與敬意，不僅可貴，還讓人感嘆不已。

因此可以說，葉公超也是“非戰士”的，他的人文情懷、率真性情，成就了他“不一樣”的批評氣象。他的書，堪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讀。

（作者為散文家、評論家，北京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