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攝）

王元化與陳平原于瑞典

2008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王元化先生去世當天晚上，《中國青年報》記者電話采訪，我第一時間的反應是準確的。我說先生“有歷史感，有擔當，又有趣味和文人氣，有文人氣才顯得可愛”，還有一句是“用通人的情懷來做專家的學問，以專家的功力來談通人的見識”。這兩句話，到現在為止，我還是堅持的。

我之認識王元化先生

我與王元化先生的直接交往，緣于我的博士生導師王瑤先生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代以來學者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課題立項時，我剛博士畢業留校，老師讓我當助手，負責填表以及聯絡作者等，當然也負責其中兩章的撰寫。

1988年元月正式動工，1989年12月王瑤先生遽然去世，大部分參與項目的師友表示愿意繼續推進。由一個青年講師來協調這個課題，而課題組成員多為著名學者，難度有多大可想而知。其中王元化先生對我的幫助最大，寫他的那一章，第一遍不合適，退回去；第二遍不滿意，說是體例不對，又給退回去；第三遍勉強合格——連換三個作者，只有王元化先生自己操作，才可能做到。1996年12月，在王元化先生等人的關心下，這部署名“王瑤主編”的《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終于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

1992年10月23日，王元化先生來信，對我和王守常、汪暉輪流主編的《學人》大加贊賞，“《學人》出版事曾聽此間青年朋友說起。二三年來，文化急驟滑坡，水平大大下降，令人憂心。但據聞京中學人仍在潛心讀書，方使人覺得有些安慰。目前浮在面上的一些現象，實在可厭，但真正學人卻在踏踏實實做刻苦的工作，文化前途有賴于他們。”那時《學人》剛起步，創刊號1991年11月推出，還不到一年，我們并沒有給他寄書，也沒有特別宣傳，先生卻迅速反應，給予鼓勵與支持。

收到王元化先生的信后，我正式向他約稿。《學人》總共刊行十五輯，發表王先生三篇大作：第四輯的《讀胡適自傳唐注》、第五輯的《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以及第十輯的《近思錄》。

1996年4月15日，王先生來信，提及：“我不贊成激進主義，并不等于就是保守主義。”信中還有一段感慨：“弟年歲日增，精力日減，打雜事多，想做的事做得很少。”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學界，以王先生的地位及名望，想做事尚且碰到很多困難，我輩常人的處境可想而知。

因為一個偶然的機緣，我和王元化先生有了比較深入的接觸。1993年6月，我們共同出席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召開的“當代中國人心目中的國家、社會與個人”國際學術研討會。當年的我年輕氣盛，只把王先生當開明官員看待，不覺得有深入對話的必要與可能。那次瑞典之行，經過好幾次深入交談，方才改變了我的判斷。

后來，他的日記出版，我讀到他對我的評價，以及對整個中國學術的看法，很感動。其中那篇《斯城之會》有很多精彩的細節，值得一讀。

瑞典之行后，我每一次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訪王元化先生。王先生和我聊天，常常超出了我的“交際圈”與“知識面”。京中某位著名學者近期身體如何，有何言論或著述，說實話，有好多我答不上來。他特別關心京中學人的思考與表達，但從未跟我討論哪個官員升遷哪個官員落馬。不是說他不關心政治，而是我并非他討論此類話題的合適對象。

如今，重讀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的日記與反思錄，萬分感慨，我相信，這些都是那段坎坷的歷史進程極為難得的史料。

王元化先生的九十年代反思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風云激蕩，社會急劇轉型，如此時代，若論思想界及學術界，我相信上海的王元化先生可以作為代表。他的思考、他的反省、他的憤怒以及他的尷尬，其實都是九十年代中國不同的面相。對于現代中國思想/學術/文化進程來說，“九十年代”的重要性，到今天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與闡發。但我相信，閱讀并理解王元化先生這個帶有標志性的案例，是一個非常合適的切入口。

王先生在《我的三次反思中》說過，從事寫作60多年，有三次大的變化，一個是1940年前后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二個是1955年受胡風案的牽連被審查，第三次的反思時間最長，跨越了整個九十年代。對于個人來說，三次反思都很重要；但放在思想史上，毫無疑問，王先生的第三次反思最有價值。我相信，日后史家談論“九十年代”中國的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繞不開“王元化”，也繞不開王元化先生那些痛楚且深邃的“反思錄”。能在思想史或學術史留下某種不因時勢遷移而被輕易抹殺的印記，這就是“大人物”。這一點，王先生做到了。

在《九十年代日記》的后記里面，王先生有這么一段話，“對我來說，九十年代是頗為重要的十年。年輕時候開始寫作，到九十年代真正進入了思想的境界。朋友們認為我這么說似乎有些夸大，可這并不是夸大其辭。九十年代是我的反思時代，直到這時候我才對于自己長期積累的思想觀念，作了比較徹底的全面檢討。”在《清園書簡》里，王先生說，“我的《九十年代日記》記錄了我的反思歷程”；而在《九十年代日記》的“后記”中又說，之所以取名為《九十年代日記》，因為“它和去年出版的《九十年代反思錄》是姊妹篇”。一本《九十年代反思錄》、一本《九十年代日記》，合起來對讀，感覺背后應該還有一個將時代、生活、思想等貫穿起來且熔于一爐的回憶錄。王先生確實考慮過撰寫《九十年代回憶錄》，可惜最后因各種緣故沒能完成。

“千古文章未盡才”，如今，我們只能借助《清園論學集》《清園夜讀》《清園近思錄》《九十年代反思錄》《九十年代日記》《清園自述》以及《清園書簡》這些日記、書信、文章、著述等，憑自己的體會與想象，重構九十年代王元化先生艱苦卓絕的“反思歷程”。

我寫過談我導師王瑤先生的文章，我說“八十年代的王瑤先生”很重要；同樣道理，或者說更值得關注的，是“九十年代的王元化”。一個人和一個時代，這里的對應關系，蘊含著很深的感慨。

了解“九十年代的王元化”，有一個很好的連接點，那就是“八十年代的王瑤”。他們倆交誼很深，王瑤先生1989年冬在上海生病，是王元化先生經過一番努力，安排他住進華東醫院搶救治療的；王瑤先生不幸去世，王元化先生還專門寫了紀念文章。

九十年代王元化先生寫的最重要的文章，很可能是《杜亞泉文選》的長篇序言，此文最初發表在《學人》等報刊。這篇文章的寫作和思考，對于王元化先生來說非常重要。因他一直在冥思苦想，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國影響深遠？為什么在很多人的頭腦中根深蒂固？他追到了無政府主義的傳入、追到了法國大革命的鼓動、五四運動的興起等一系列的思潮，這些論述，在這篇為《杜亞泉文選》撰寫的《杜亞泉與東西文化論戰》中，有很好的體現。所以說，這篇文章在王元化九十年代的反思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王元化先生并沒有專門研究五四運動，他談五四，是在反省當下，批評庸俗進化論、激進主義、功利主義、意圖倫理等等。某種意義上，王先生也是五四之子，在五四的精神氛圍和思想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所以他對五四的反思，近乎魯迅所說的“抉心自食”。對自己長期信仰、認同的思想觀念進行反省、批判乃至超越，是非常痛苦的。跟你八竿子打不著的，批起來很痛快；而跟你一輩子的道路、信仰、思想、學說進行認真嚴肅的對話，乃至質疑與批判，那是非常痛苦的。

其實，怎么看待五四新文化人，怎么看待五四運動，我和王元化先生的觀點并不一致，但我欣賞他思考的深入和認真。

我認識的九十年代的王元化先生，身份已經從上海市委宣傳原部長，轉變為學者或思想家，不僅撰文，而且辦刊。在編《學術集林》的時候，他也感受到很多現實困難，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去排除無謂的干擾。他不愿意掛名當主編，真的親自編稿子，不僅審稿、編輯、修改，還校對。給海外學者改稿子，那是很微妙的事情，既要保護作者的立場，又得適合出版，而這樣的事情，竟然是一個大學者、思想家在做。

多年后回望，人們逐漸理解他為什么要編《學術集林》。在王元化先生看來，提倡一種好的學風，影響當下和后世，比個人著作還重要。他編稿讀稿很累，但始終以熊十力《尊聞錄》作為自己的標準。熊十力先生空諸依傍，高視闊步，依自不依他，神游乎廣天博地之間，那么一種“孤往”或“孤冷”的精神與毅力，是他所追求與努力的方向。王元化先生說，自乾嘉之后，陳澧、朱一新這些人都著力闡述治學態度與治學精神，倡導一種優良學風，影響十分深遠。當年陳澧他們這么做，今天他也想這么做。關注學術、關注學風，不一定當下就能見效，但那是替未來的思想與政治打地基的。

學為政本，是傳統中國讀書人的思路。一時的學風可能影響長遠的政治走向，你也許說這是讀書人的“自我膨脹”，但很多人堅信這一點，而且，王元化先生之所以身體力行，也是基于此理念。所以，我們讀他的著作，既考慮其學術史的貢獻，也是日后思想史乃至政治史建構的重要資料。

在乾嘉學風與魏晉玄言之間

王瑤先生說，王元化的《文心雕龍創作論》走的是一條新路，但沒說那條新路是什么。我用王元化自己的話來論述，那就是希望做到三個結合：古今結合、中外結合、文史哲結合。尤其是最后一個結合值得注意，與皓首窮經、著作等身的專業研究者不同，王元化探究《文心雕龍》，其實只有一部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刊行的《文心雕龍創作論》，1984年印行第二版時，略作修訂；1992年改題《文心雕龍講疏》，作了較大刪削，且增加一組新作。雖然是一部文論的著作，但追求這三個結合，才有可能讓中國文論上升到可以放在世界學術之林，跟一流的西方文學理論著作比肩、對話的地步。

回到王元化先生的思路，我選擇了《思辨發微》第九十六則的“回到乾嘉學派”，認為其很能顯示王元化的學術旨趣。在王元化看來，這一學術立場，王國維、梁啟超等已開先河。有乾嘉學術打底、但不限于乾嘉學術，這種尊重清人治學的嚴謹，但又力圖有所超越的立場，與王瑤先生的追求非常接近。回味20世紀90年代中國，上海某客廳里，王元化先生那些深邃、雋永的談話，一方面強調乾嘉的學風和技術，一方面注重思考乃至思辨的重要性，力圖從具體史實的考辨中，掘發、展現、凸顯大的思路、大的方向、大的格局，這是王元化那些年想做的事情。

學界談到王元化，都會提及他主張“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其實，這種學術趣味進一步追究，就是如何兼及通人與專家、思辨與考據，以及乾嘉學風與魏晉玄言。如果說乾嘉學風更多通向專家和考據，魏晉玄言則主要強調通人和思辨。另外，所謂“魏晉風度”，學問及言辭之外，還包含極為難得的獨立人格。

1992年初，王元化撰《〈思辨發微〉序》，從王船山一直談到了王國維、陳寅恪，提及“人的尊嚴是不可侮的”；“思想不能強迫別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毀的”。后人之所以將王瑤與王元化作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現代中國思想及學術轉型的象征，看到的不僅僅是學術貢獻及治學方法，也包含了背后的心情與趣味。

王瑤先生去世半個月之后，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為《為人但有真性情——懷念王瑤師》，稱王瑤先生的客廳里有兩幅字畫，一是魯迅的《自嘲》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一是陶淵明的《歸去來辭》及畫像。可以這么說，魯迅與陶淵明所代表的精神與氣度，是王瑤先生心向往之的人格理想。

去年我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北京大學校史館、山西大學美術館分別舉辦三場王瑤先生學術文獻展，列了好幾個題目，大家一致認定的是“魏晉風度與五四精神”。某種意義上，“魏晉風度與五四精神”，既屬于王瑤先生，也屬于王元化先生。

在一個專業化時代，有學問不容易，學問好且有氣象尤為難得，像兩位王先生這樣心儀魏晉，學問之外，也包含某種精神寄托。這才會在晚年書信及回憶文章中，如此耿耿于懷。此等風范及言談，在我看來，可入新時代的《世說新語》。

最后我想說的是，王元化先生留下來的重要話題。有學問不容易，有思想很難，更何況還有人格與風范。對于新時代已經充分專業化的我們以及我們的學生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就像以前我們耿耿于懷的“錢學森之問”一樣，我想借王元化先生這個成功的案例，叩問新時代的人文學者，我們能否以及如何做到學問、思想、風范三者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