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最精粹的說話”

1925年9月，朱自清結束將近五年輾轉于中學的教職生活，就職于北京清華學校新設的大學部，任國文教授，10月寫下《背影》，翌月作為《文學周報》第200期的頭條作品，署名“佩弦”刊發，迄今整整一百年。眾所周知，這篇不滿1500字的小品，刊出之后即獲得廣泛好評，連同此前發表的《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等作品一起，奠定了朱自清散文作家的地位。1935年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組織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被視為新文學經典化的最初標志，其中郁達夫編選的散文卷便將朱自清列為一家，且在《導言》里評說：“朱自清雖則是一個詩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夠滿貯著那一種詩意，文學研究會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

但僅僅在現代文學史的框架之內評價朱自清，并不能全面涵蓋他的工作范圍和所獲業績，葉圣陶稱贊朱自清恪守本分，“思不出其位”，但也指出他畢生盡力的事業在“國文與文學”兩個領域。不必說，這兩者既有重合也有不同，如葉圣陶所言，國文的涵義其實“要比文學寬廣得多”，既包括人文教育，也包括語言文字的讀寫訓練等內容。朱自清進入國文領域，自然因為國文教師是他的職業，但更重要的還在于他也自覺地以此為志業，孜孜進行實踐探索和理論討論。朱自清所從事的國文教學，當然是文言和白話并包，而他第一篇討論國文教育的文章就明確表示反對“文言是無價值的”觀點，充分肯定文言的“時代的價值”，但其時正當民族共同體的語言表現方式由文言改為語體的大轉換期，語體文尚在成長的途中，作為新文學作家，朱自清在五四時期雖然沒有就“白話”或“國語”問題直接發表意見，卻堅持不懈地把口語體實驗付諸詩和散文的寫作，而在國文教育過程中，語體文也是其關注的重心，可以說，他是在兩條戰線上傾情參與了現代中國語體文的創建。

而《背影》發表不久即入選國文課本，則體現了這兩條戰線在朱自清這里恰到好處的融合。葉圣陶介紹：“大家說是朱自清先生的好文章，各種初中國文教科書都選著它?！崩顝V田也說：“由于這篇短文被選為中學國文教材，在中學生心目中，‘朱自清’三個字已經和《背影》成為不可分的一體。”沈從文則查檢了自1920年起“現代語文作品”因為政府規劃而成為“中小學國文讀本”必有內容之后入選作品的分布狀況，他首先看到梁啟超、陳獨秀、胡適等人的說理文所占的突出分量，同時也注意到：“然對于生命在發展成長的青年學生，情感方面的啟發與教育，意義最深刻的，卻應數冰心女士的散文，葉圣陶魯迅先生的小說，丁西林先生的獨幕劇，朱孟實先生的論文學與人生信札，和佩弦先生的敘事抒情散文”，可謂清晰地指出了朱自清散文在國文教科書上的具體位置。需要說明，盡管沈氏只言及朱自清散文對青年學生情感啟蒙方面的作用，但在此之前，他已高度評價過朱自清“最明中國語體文字性能”，可以推定，沈氏也同樣理解國文教科書里的朱自清散文作為“語體文”之示范作品的意義。

葉圣陶考察朱自清散文寫作的發展軌跡時曾指出：“他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都有點兒做作，太過于注重修辭，見得不怎么自然，到了寫《歐游雜記》《倫敦雜記》的時候就不然了，全寫口語，從口語中提取有效的表現方式，雖然有時候還帶一點文言成分，但是念起來上口，有現代口語的韻味，叫人覺得那是現代人口里的話，不是不尷不尬的‘白話文’?！彼匾孕郧闇睾椭Q的葉圣陶甚至說“當世作者的白話文字，多數是不尷不尬的‘白話文’”，言辭罕見激烈，反襯出他對朱自清白話文字的激賞。葉圣陶寫作此文是在1948年，可知直到那時，如何寫出“有現代口語的韻味”的文字，仍是需要努力追求的目標。

不過，按照葉圣陶的標準，《背影》雖寫于早期，應該也可劃入朱氏語體文成熟期之列。1936年1月葉氏為《背影》所寫的導讀，在結尾處曾建議讀者要出聲誦讀，并說：“如果讀得合乎自然語調，人家聽了一定很滿足很愉快，因為他聽見了一番最精粹的說話。”這“最精粹的說話”，無疑是對《背影》口語體品質的高度肯定。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年，當時的中央廣播電臺“國文教授”欄也播講了《背影》。很明顯，作為“念起來上口”的范文，《背影》獲得的認可度已經遠遠超出了文壇和校園，廣泛滲透到了全社會。

文學的國語與語言的現代化

但就朱自清的語體文寫作整體而言，確實沒有在《背影》之后立刻出現明顯的轉變，直到《荷塘月色》（1927），仍帶有“過于注重修辭”的濃重痕跡。不過，進入1930年代，朱自清也不再像此前那樣，針對“文言”“白話”“國語”等問題，只把觀點隱含在自己的作品里，而是屢屢公開發表意見，將之作為批評文章的直接議題。發表于1932年的《論白話》，是他最早的一篇系統討論“白話”問題的文章，尤其值得注意。此文的開篇雖以評論張天翼和穆時英的小說作為緣起，主體內容卻是在重新審視五四白話文學先驅者們高聲倡導且已成為定說的論述，特別是胡適以“死”與“活”做標準對“文言”與“白話”所做的判定。毫無疑問，朱自清是贊同“活的”白話的，但在他看來，在最初倡導時期，究竟“什么叫做‘活的’？大家似乎全明白，可是誰怕也沒有仔細想過”，而其結果，卻因為有“活的”作為合法性依據，“白話”便升格成為更具權威性的“國語”。朱自清進一步指出，胡適等人實際寫出的“國語文”，其實連“藍青官話”都說不上，而是“舊小說、文言、語錄夾雜在一塊兒”的混合體，“比文言近于現代中國大部分人的口語，可是并非真正的口語，換句話說，還是不大活的”。

很明顯，朱自清心目中的“活的”，是“真正的口語”。以此為標準，他繼續檢視了五四以后出現的“‘歐化’的白話文”，指出“這種新白話本來只是白話‘文’，不能上口說”。不過，對于1930年代左翼文學界發起的大眾語運動，尤其對有關要用“大多數工農大眾所說的普通話”的主張，朱自清也表示懷疑，認為由于“農人各居一鄉”，“這種大多數工農大眾的普通話是沒有的”。朱自清的質疑顯然也適用于他本人，因為他所設定的“現代中國大部分人的口語”，按此邏輯應該也“是沒有的”。所以，最終他還是回到以北方話為基礎的“國語”， 認為“國語區域倒是廣”的，和“大多數工農大眾的普通話”也“相差不遠”?；蛟S考慮到“國語區域”也過于寬泛，朱自清又進而將之收縮到“北平”，主張“盡量采用活的北平話”，其理由之一，是因為已經規定的“國音現在采用北平話”，理由之二則因為即使是“南幾省人”，“若是識過字，讀過國語文或白話文”，也能夠讀懂基于“活的北平話”而寫出的文章。由此可見，盡管朱自清批評胡適一代的“國語文或白話文”不是“真正的口語”，卻也認可其作為通向“真正的口語”的橋梁作用，而對張天翼和穆時英的新作，他的關注點則主要在于“兩部書都盡量采用活的北平話，念起來虎虎有生氣”。在此意義上，朱自清更贊賞李健吾“將國語語助詞全改作北平語語助詞”的實驗，認為“國語語助詞有些已經差不多光剩了一種形式，只能上紙，不能上口了”，而李健吾的實驗，則使作品里所寫的“話”都真正活了起來。

《論白話》寫作與發表之時，收入《歐游雜記》（1934年9月，開明書店初版）的一些篇什已經在雜志上陸續刊出，朱自清曾說過在寫作中“費了一些心在文字上”（《歐游雜記序》）。據此可知，葉圣陶稱贊此書的“口語”特色，應該也是作者有意所為。而《論白話》一文對“活的白話文”的思考，肯定融合了朱自清寫作《歐游雜記》的經驗。值得一提的是，恰在這一時期，朱光潛發起語體詩文朗誦會，聚集了眾多居住在北平的新文學作家，如俞平伯、馮至、林徽因、沈從文等。大家“都覺得語體文必須讀得上口”。而朱自清不僅是“對于這件事最起勁”的參與者，也是最為持久的堅持者，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也仍不懈地思考白話文與國語的問題，努力探索“上紙”的白話文如何才能“上口”。

朱自清為何如此重視文章的“上口”？前面已經說到，他痛感五四以來過于“歐化”的白話文與“真正的口語”之間的距離，認為如果“以最近于口語為標準，那些太曲太長的句子，教人念不順口的”文字，就會得到矯正。但朱自清并不站在口語中心主義的立場，他同時也肯定歐化的句法和詞語給漢語帶來的新鮮感和表現力，特別是其與變動的現代社會生活的密切呼應，甚至主張把“歐化”稱為“語言的現代化”，他還借用胡適有關“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解釋框架并進一步引申，認為在前者目標達成之際，如何著力推進后者，讓新文學里的“白話”作為“一般的國語”被認可，已成為當務之急。他多次撰文倡導誦讀語體詩文，且特別加強從小學到高中的白話文“誦讀教學”，目的也在于以此讓年輕一代“不但會接受新的白話文在筆下，并將接受新的白話到口頭”，再由青年“影響到一般社會”，進而“加速‘文學的國語’的造成”。概言之，朱自清既強調新文學的白話文寫作應該接近口語，也大聲倡言培養白話文讀者理解和運用現代化“新語言”的能力。在當時，能夠如此辯證地闡釋“文學的國語”者相當少見，這無疑得益于朱自清作家與國文教育家兼具的經驗。而寫于1948年5月的《國語和普通話》則表明，經過8年抗戰的西南生活，他對“國語”和“白話文”的思考又在深化。他注意到時代的急劇變化和人的大規模流動，促進了各地方言和各階層語言的“解放和融合”，認為作為“標準國語”的北平話不應恪守自己的“純粹”，而“應該歡迎新的變化”，“活潑的發展，發展到達意表情都夠用的地步”，并在此基礎上暢想：“那時候的白話文都是‘照著說話來寫’，自然活潑親切，無所謂貧氣和俗氣，也不至于疙疙瘩瘩，別別扭扭的。那時候國語文和白話文的分別自然沒有了，言文也可以一致了。”這可能是朱自清生前寫下的最后一篇完整的文字。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他仍在為中國語文的現代化建設傾注心力。

（作者系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