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大海風》的創作野心是很大的。作者趙德發通過講述一個典型的現代中國故事，將充滿自信力的文化精神熔鑄成為一個嶄新的民族寓言。對于今天和未來的年輕或更年輕一代的讀者而言，《大海風》的出版，將為他們更好地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提供新的藍本。

作品的核心是膠東漁民“邢昭衍”買船的故事，乍看之下，它似乎跟“駱駝祥子”買車、“李順大”造屋等故事一脈相承。但與土地、房屋、牲畜、紡紗機、人力車等生產生活資料不同，“船”——尤其是“刑昭衍”想買的那種現代化的火輪船——在傳統中國故事中并不常見。中國人什么時候開始對這種海上的龐然大物有了欲望？以及，這一主要以“堅船利炮”的侵略者面目出現的形象，如何化身成為中國自身現代化敘事的主角？趙德發對這些問題出現的語境是熟悉的，因為長期以來，這位致力于書寫農村故事的作家從未放棄過對曾經的貧窮落后的反思。但以近現代航運史為題材，直面西方海上殖民霸權百余年來的挑戰，這對作家本人而言，卻是一個新奇的挑戰。畢竟，買一艘海船，與買一輛人力三輪車相比，中間跨越的豈止是一個時代。

一開始，“邢昭衍”想擁有的是跟父輩一樣的木帆船。大海在漁民眼中，跟土地在農民眼中一樣，不過是提供生存資源的自然。漁民們給沒有疆界的海域劃分界線，遵循約定俗成的民間法原則向自然謀利。同時，漁民們也積極攢地，希求以農業生產的穩定性抵擋漁業的高風險。在這部分故事里，作品成功塑造了幾位鮮活的老一輩中國“農-漁”人形象——比如，主人公的父親“邢泰稔”，很容易就讓人聯想到《創業史》中的“梁三老漢”——作者以不凡的筆力繼承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在表現這一類人物時所積攢的文脈，體現了經典書寫在當前這個時代依然可以煥發出的生命力。

但隨著故事的展開，“邢昭衍”見識到了現代化的大船——在“西風東漸”的背景中，這種火力驅動的鋼鐵怪物代表的是西方、是先進、是人定勝天。作者在處理這一人物行為動機問題上，淡化了政治性，強化了民間性與商業性：不論是為了“闖關東”的百姓，還是為了更安全快捷的貨運航線，“邢昭衍”對洋火輪的需求被設定為純粹的商業擴張。這意味著商業因素開始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化內容出現在傳統革命文學的敘事中，也意味著中國的海洋文學書寫開始探索出一個有著鮮明民族歷史印記的框架。

“邢昭衍”為購置的這些新式輪船，起名為“昭衍號”“昭朗號”“昭煥號”，都是明朗、光明的意思。全書從始至終，似乎都在圍繞著尋求一個明朗、光明的生存環境而展開。一開始是同族漁民的惡性競爭，后來就出現了德國、日本、英國、法國等對中國領海權、航線權的殖民掠奪。盡管最終作品暗示，“邢昭衍”在兒子和時代的感召下走向了真正的革命道路，但故事的核心聚焦在亂世漁民對世界和平、國家主權、養家糊口的樸素追求上。明寫商戰，暗寫革命——這種風格，既符合文學真實，使宏大的民族國家主題得到水到渠成的烘托；又契合當下的時代精神，從歷史深處挖掘了中國人在面對西方強力之時一度爆發出的智慧與實力。

與“光明”相對，約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在海洋書寫的源頭上，較早地示范了一種文學風格。一開始，“黑暗”喻指地圖上的空白之地、即將被白人文明染指的殖民地；但漸漸地，隨著白人“庫爾茨”的殖民面貌越來越清晰，“黑暗”喻指的就是暴力、掠奪、操控、冷酷、瘋癲的人心。當我們將《大海風》放在《黑暗的心》《白鯨》《魯濱遜漂流記》等世界海洋書寫的脈絡中來考察時，我們應會更加理解“邢昭衍”追求“光明”的意義。“邢昭衍”的創業起步于中國險些淪為“黑暗”之地的晚清，但中國從來不是地圖上無名的荒原，也不是海洋深處的某塊孤島。作為同樣有著強大海洋文明的歷史古國，中國在造船術、航海術等涉海技術上，早就具備著對抗“黑暗”的能力——作品特別寫了幾個細節，比如可以修補火輪船的中國船工（李約瑟對中國船工的密封術也曾大加贊賞）；可以操縱洋輪、畢業于本土船務學校的中國船長……

當然，更重要的是，“光明”喻指中國人在那樣一個風雨如晦的時代所磨練出的民族信心。作者在開篇為“邢昭衍”設定了一個特殊的背景：第一，他是抗倭名將的后裔；第二，他是德國傳教士衛禮賢的學生。這種中西融合的人物設定，改寫了上述殖民寫作中內在的不可調和的關于“文明與野蠻”“殖民與被殖民”“西方與東方”的對立，是“文明互鑒”理論的文學成果。

除了主人公創業這一明線，《大海風》以建設海上“燈塔”為暗線，為讀者梳理了中國近現代海關史、航標史、航運史、海難史、海圖史等內容；又以航線交通為線，為我們展現了近現代的移民史、沿海港口發展史、土特產發展史、金融市場史等。作品細節內容豐富且扎實，可見作者在此領域用功頗深。近年來，海洋、海戰等涉海元素在游戲等青年人喜聞樂見的內容生產領域大放異彩，文學創作在這方面略顯不足。希望《大海風》的出版，能給更多的年輕讀者帶去新鮮的文學閱讀體驗，也期待作者在這一題材中，發掘出更多有意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