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媒體工作18年了，做過很多口線的記者，常常在別人的故事里穿行，從一個現場奔赴另一個現場。我的小說寫作和職業生涯基本同步，且寫作素材基本來自工作。很多時候，我做完了一個采訪，總覺得對那段故事還有牽掛，還有話要說。哪怕很多新聞采訪已過去了多年，故事本身已開始模糊，但有些片段、對話以及那人、那時、那刻、眼神和說話的雙唇，都常常在我記憶中閃現。所以，新聞結束之處，正是我小說寫作開始之時。

多年前，我曾去山里采訪，認識了一個八九歲的小男孩，他極其熱情地帶我在村里轉來轉去，介紹他的小伙伴和各家的貓貓狗狗。在我工作結束后，他曾急切地問我：“你會寫我嗎？寫成什么樣？”深秋的山里，有點冷，我急于離開，敷衍地回復他：“當然是寫個快樂的小伙子。”

此后十多年里，我對我倆最后的對話念念不忘。我一直不滿意自己的答復，當時的我分明知道他家的種種困境，“快樂”一詞回復得著實潦草。十多年后，我用《邊境》來認真回答他的提問。《邊境》講述了一名女記者和8歲小男孩的忘年之交，試圖通過一段心緒不平的日常來言說人生中的執念與釋然，也給了我牽掛多年的小男孩一個樂觀、勇敢的性格和心想事成的美好未來。寫這個故事的時候，我正在東北旅行，于是這個故事就從石家莊出發，一路到了東北的邊境小城。小城的清冷和潮濕，給故事平添了莫名的綿長感，也完成了小說敘事對生活往事的應答，些許唏噓，些許滿意。

《邊境》里那個小女孩的故事來自我做社會新聞編輯的時期。那時，我每天都等著一個瘦瘦的女記者從周邊縣里、村里、山里采訪來的稿子……冬天，她常常在晚上八點交稿，啃著一塊烤紅薯站在我旁邊等我看稿子。她稿子里有這么一段文字：精神失常的媽媽總是靠著墻站著發呆，她的小女兒穿得破破爛爛，在旁邊玩一會兒就趕緊回來站在媽媽身邊，昂著笑臉喊媽媽。記者給了女孩一塊糖，她就趕緊剝開糖紙，伸著胳膊要把糖塞到媽媽嘴里……社會新聞總有很多的悲喜不定，這事兒我記得最清楚。后來我在很多場合，比如新聞寫作培訓、通訊員培訓、小記者課堂都講過這段故事。每每講起來心里很難過，一直自責沒能為那個小女孩做點什么。寫《邊境》的時候，我把這個小女孩安置在故事里，小心翼翼地將她安放其中，希望現實中的她也能一直好好的！

關于《邊境》的另一條支線，是一段有始無終的愛情。這來自我多年前做情感實錄記者的記憶。那段時間不長，一年多的時間里，我聽了好多愛恨癡纏的講述，也成了我后期寫作的原型。比如《七年》里重利輕別離的陳年舊事，比如《西非已昔》里命喪非洲的福建男子，比如《晚鐘》里的那一場漫長的告別，還有《晚來秋》里不愿被婚姻和愛情定義的生活……現在想來，有夢想的選擇，有謀愛的執念，也有謀生的權衡，每一段感情都有各自的模樣，散落在這個城市的大街小巷。這些故事都被我設定發生在一個叫“青州”的城市，取自“輕舟已過萬重山”的諧音，因為我希望曾坐在我對面，對我講出滿腔心事的每個人都能撐過那段風雨漂泊，找到自己的心安之處。

這次有一點不同，《邊境》的愛情和我早期的寫作初衷不同，在這里愛情已然不是第一位的，而是想多元地去呈現人生的得失，時間的流變，以及翻山越嶺的思念和看似平靜無瀾的生活，我想告訴大家，為什么是“事與愿違”，當然，也想用文字和讀者說說：望可望之事，待可待之人。

這就是《邊境》，故事養在我的心里好多年，也是我作為寫作者對馬爾克斯那句“沒有比記者更好的工作了”的打量與回應。《邊境》的背景和緣起，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因為那些 曾經真實存在的片段，哪怕就是一問一答的兩句話的出現，讓我覺得必須有一篇小說，緩緩說出這些人物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