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第十九屆中國戲劇節優秀劇目獎獲獎作品，話劇《誰在敲門》以一方舞臺的有限空間，承載起城鄉變革中一個家族的悲歡沉浮，以空間藝術的銳度應和著時代發展的“敲門”之聲，敲開的不僅是劇中許家老宅的沉重木門，更是文學與戲劇對話的新可能。

當今舞臺上，文學名著改編成為一道亮麗風景線。從經典名著《紅樓夢》的重釋，到《北上》《塵埃落定》《生命冊》等當代小說的改編，戲劇創作者始終在探索核心命題：如何讓凝固于書頁中的文字，在舞臺上獲得鮮活生命。《誰在敲門》的改編，正是這場探索中極具示范意義的樣本。

羅偉章的原著小說，以時間為軸，通過綿密敘事編織出許氏家族與時代交織的親情網絡。小說里那些川東北“燕兒坡”的風情描摹，許家兄弟姊妹在利益與親情間的拉拉扯扯，借著作者極富特色的文字，在讀者腦海中構建起跨越時代的曠遠圖景。話劇《誰在敲門》沒有復刻小說的“時間軸”，而是剪斷原著故事的旁枝末節，將藝術焦點錨定在三個關鍵節點上：許成祥老人的生日聚會、突發腦梗后的住院時光以及其人生落幕時的葬禮習俗。三個事件如同戲劇沖突的三枚榫卯，精準咬合起劇情的起承轉合，既保留了原著中家族沖突的核心，又契合了舞臺敘事的集中性特點。巧妙將原著“曠遠豁達”的精神內核，轉化為舞臺上“恢宏景深”的藝術視角，讓觀眾可以在有限的戲劇時長里，觸摸到時代浪潮中最真實的脈動。

文學作品的魅力往往潛藏于豐贍的細節之中。原著以細膩筆觸刻畫許家人的內心幽微與人性褶皺，無論是許春明的理想與現實落差、兄弟間因贍養問題引發的爭執，還是傳統習俗與現代觀念的碰撞，皆源于作者對人物心理的精準捕捉。而舞臺藝術的核心挑戰，正在于將這種“向內”的文字張力，轉化為“向外”的視聽表現，實現從文學到戲劇的升華。《誰在敲門》給出的答案可圈可點。

編導打破傳統戲劇敘事邊界，建立起與觀眾深度共情的通道：常規敘事中，人物被限定于特定場景與情節，觀眾僅能作為“旁觀者”靜觀其變；而該劇主角許春明既與兄弟姊妹共歷家族悲歡，又能抽離劇情以內心旁白與觀眾對話。這種“融入”與“跳出”的切換，既打破了舞美設計的有形“框框”，也消解了觀眾與舞臺間的無形“壁壘”。當許春明娓娓道來內心的困惑與掙扎，觀眾便從“局外人”轉變為許春明的直接聽眾，自然而然地被帶入對劇情的理解與思考中。原著小說中，無法被舞臺直接呈現的心理描寫、難以盡數還原的故事場景，通過許春明的旁白便有了絲絲入扣的落點；潛藏于情節背后的時代困惑，也借由與觀眾的“對話”引發共鳴。如老人住院后，許春明望著爭吵的兄弟姊妹輕聲旁白：“我們都在忙著算自己的賬，卻忘了爹躺在病床上，等的不是錢，只是一句貼心話。”看似平淡如水的旁白，卻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精準剖開當代人在親情與利益間的麻木與糾結，舞臺矛盾沖突更富戲劇性。

劇作對“敲門”這一核心意象的具象化處理堪稱精妙。在小說中，“敲門”或許只是推進情節的符號，而在話劇中，它成為貫穿全劇的“靈魂”：或輕或重、或急或緩的叩門聲，既是親人到訪，也是命運突襲，更是時代變革對傳統家庭命運的叩問。“敲門”不再是孤立的聲音元素，而是與劇情、人物、主題深度綁定的藝術密碼，當許家老宅的木門在舞臺上緩緩開合，這一聲聲叩問便化作文學與戲劇對話的密鑰，讓書頁間的文字張力在舞臺藝術中擁有了可觸可感的溫度。

劇中的“門”早已超越道具屬性，成為多義的象征符號：既是許家老宅的木門，象征傳統家庭的邊界；也是城鄉之間的“門”，承載時代變革中人們的身份焦慮；更是每個人心中的“門”，隱喻親情與利益、傳統與現代的沖突。編導并未刻意強調其象征意義，而是通過劇情推進與場景轉換讓意象自然滲透，“門”成為整部戲劇的“精神象征”，形成強大的藝術向心力，也讓劇組的藝術突圍更具章法。

全劇雖聚焦一個家族的家長里短，卻折射出當代中國城鄉變遷的諸多議題：傳統家庭倫理的消解與重構、伴隨人口流動而來的利益對親情的沖擊、傳統習俗與現代觀念的碰撞等。許春明作為從農村走進城市的知識分子，既向往城市生活，又眷戀農村根基；想擺脫傳統家庭束縛，又無法割舍親情牽絆。當他在舞臺上說出“我像個無根的浮萍，在城市里漂著，回不去的農村，融不進的城市”，臺下許多觀眾熱淚盈眶。此外，劇中充滿川東北方言特色的對白樸實生動，“要得”“巴適”“莫得事”等詞匯既增添了地域色彩，也讓觀眾倍感親切自然。

如果說小說是作者個人的“精細雕刻”，戲劇便是一群藝術家的“集體創作”。《誰在敲門》的成功，正在于將劇本改編、導演調度、演員表演、舞美等環節擰成合力，讓戲劇藝術多維度釋放張力。該劇讓我們看到，當戲劇創作者以擅長的敘事方式，將文學名著中的“潛臺詞”轉化為舞臺藝術的“顯場景”，不僅可以讓文學獲得新的生命，還讓文學的內涵變得更為立體、磅礴。

（作者：周其倫，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