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40年前，在西安電影制片廠執導了我的第一部電影《黑炮事件》，到前些年作為編劇和監制參與電影《長津湖》項目，我經歷了中國電影從探索到騰飛的整個過程。今天，當一部電影可以撬動2000億產值、AI技術重新定義創作邊界的時候，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真切的思考。

首先，人工智能是一場革命，電影在每次變革中都獲得新生。今年春節檔，電影《哪吒之魔童鬧海》的成功再次證明了電影蓬勃的生命力和巨大能量。與此同時，一場以技術為驅動的電影形態革新浪潮席卷而來。

行業中的很多人，特別是有經驗的創作者對此表現出了極度的焦慮。這種情緒在我們平時的交流、座談中都能窺見其貌。人們驚呼“未來已來”。2023年，中國作協社聯部與北京電影學院聯合舉辦了“北影大講堂：文學與電影”名家系列活動，開始討論文學之于電影的意義。那時候Sora還沒有誕生。6個月以后，Sora問世，這不是一個被動的時間危機，因為沒有人可以抵擋。我們要主動擁抱未來、擁抱時代先機。

縱觀世界電影史，從無聲到有聲、黑白到彩色、膠片到數字，直到這一次AI的撲面而來，每一次陣痛都使電影獲得了一次新生，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復證過程。我們應對人工智能展開懷抱，讓電影綻放新的魅力。談到AI，我想起30多年前拍攝的電影《錯位》。片中塑造的智能人形象，源自我讀的一本有關于人工智能的書，并就此展開了一段想象。今天Sora2模型的出現，使虛擬與現實的邊界更加模糊。但我認為，AI是人類幻覺的外延，AI同人類并非對抗關系。技術為電影發展提供了原動力，所有創意都是在技術的基礎上完成的，這是電影誕生的原理。我們必須牢記，電影是技術的產物這一事實。

我們也可以回顧一下大文化的概念。公元前5世紀到7世紀，繪畫、音樂、舞蹈等藝術形式出現了。這一文化現象的最大特征就是，所有人都能參與其中。而電影是相反的，盡管電影被稱作大眾藝術，但它從誕生的那天起，就把95%以上的人“踢”出去了。因為電影投資和技術的復雜性，使大部分人沒有機會參與到電影創作中來。而AI的到來，使得人人都能成為導演，人人都能參與創作，這是一件大好事，這是忠于藝術的表現。AI把電影還給了藝術本質、還給了所有人。所以，從大文化的意義上講，這是進步。

其次，在目前的社會發展浪潮中，我們面對的另一大難題在于，時間分配爭奪戰正在激烈發生。最近科學家在討論“碎片化”，他們從生物學角度出發，探討人的大腦是適應邏輯化還是適應碎片化。大多數科學家最后論證，人的大腦更適應碎片化，也更喜歡碎片化。如果是這樣的話，前所未有的時間切割就發生了。所以，當下我們說時間被切碎了，我們要在有效的輸出中取得效果，搶占時間就成了首要任務。每個行業都在通過各種渠道搶占時間支配權。擁有了這一支配權，才能控制“銷售”的方向。

在這個碎片化的時代里，人們獲得了龐大的資訊信息，拓展了知識邊界，但習慣同時被擊碎，傳統的觀影方式受到極大挑戰。人們很難為看電影留出完整時間——除了休息日，工作日里很少有人抽出4小時（包括路途時間）走進影院。因此，我們的票房曲線呈現出這樣一個面貌：周五開始多一點，周六最高，周日會下降，因為第二天大家要上班，到了周一，票房便斷崖式下跌。大家沒時間去電影院看電影，在時間選擇上，電影不具備任何優勢。然而，人們在哪看電影呢？電影是沒人看了嗎？結論恰恰是相反的。

前些日子，我看到一組數據：2022年，好萊塢電影占流媒體平臺收入的27%，2024年，升至近50%；在網絡平臺的占比是27%，到2025年第一季度上升到51%。這說明，觀眾轉向在流媒體平臺和網絡觀看電影。

這場技術革命帶來的變化，其實是中國電影有機會以更多元、更豐富的形態融入現代生活中，互聯網正在重塑電影和觀眾的情感連接方式。因此，內容端、創作端都不必糾結，而應努力適應新的傳播方式，避免因自己的保守固執而掉入既有模式的桎梏。

技術可以打造從觀影到互動的完整體驗閉環，讓觀眾在密集接受碎片化信息的時代，能夠沉浸于電影作品的世界觀。技術賦予電影時空彈性，可以是2小時的沉浸，也可以是10分鐘的感動，關鍵在于能否以創新的形式打動人心。這些嘗試未來有機會從點到面，為觀眾帶來新的觀影體驗，讓觀眾感到值得花時間看電影。

此外，我們還要克服經驗主義。過多的成功經驗往往讓我們在錯覺中認為，真理就掌握在我們手中，從而變得保守。我們要記住，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面對新事物，我們要避免陷入坐而論道，要先動起來、做起來。

今年世界電影已經130歲了，中國電影也走過了120年，比起幾千年的音樂、舞蹈、美術，它還是個孩子。孩子的特點就是能折騰、能創新。從膠片到數字，從院線到流媒體，每次挑戰都會讓電影更強大。未來已來，它不屬于恐懼者，而屬于那些愿意提前半步的人。讓我們用科技拓展形式，用人文守護靈魂，用系統培養新人，在時間的宿命中重鑄光影。從人機共生到人機共智，電影一定會出現新的生命形態。

（本文系記者許瑩根據電影導演黃建新現場發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