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龍舒郡齋刻《金石錄》（殘存卷十一至二十），是“攟古繼美——上海圖書館藏蘇州潘氏典籍文獻展”展出的最為珍貴的古籍之一。明清以來，此書經名家遞藏，長期在上海、杭州、揚州、蘇州等地流轉，最終歸上海圖書館珍藏。書上有明清兩代著名文人學者及收藏家的題跋、題詠三十二則，印記三百枚，其數百年游歷江南的印跡，歷歷可數。

此次展覽展期至2026年2月28日，其中《金石錄》展期暫定至2025年12月28日。

阮元收藏宋刻《金石錄》“十卷本”后，在一頁上連蓋五枚印

宋刻《金石錄》“十卷本”現藏上海圖書館

《金石錄》的傳奇

趙明誠《金石錄》三十卷，前十卷目錄，后二十卷題跋，收錄北宋以前傳世鐘鼎碑版銘文，藏弆宏富，考證精當，與歐陽修所著《集古錄》齊名，后人也將金石學概括為“歐趙之學”。

《金石錄》的體例仿照《集古錄》，但把目錄和跋尾合為一書。作者名字通常就署趙明誠一人，但我覺得可以把李清照的名字也列上去。李清照不僅寫了無比感人的文學史名篇《金石錄后序》，她對《金石錄》的成書及修訂也作了很大貢獻。

趙李兩家可以說是門當戶對。宋徽宗建中辛巳年（1101），李清照嫁給趙明誠時，趙明誠的父親趙挺之是當時的吏部侍郎，而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是禮部員外郎。對于金石學，趙李二人氣味相投，經常到開封大相國寺去購買典籍和金石拓本。李清照在《金石錄后序》里稱“趙李族寒，素貧儉”，但實際上，趙李兩家的經濟條件，比一般的家庭是要好出許多的。

今天能夠看到宋代人的著作已經不易，能看到宋代人刻的宋代人著作，更是難上加難。我們居然能看到兩部宋版的《金石錄》，一南一北，分別藏于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真是眼福不淺。存于國家圖書館的是足本《金石錄》，舊藏甘氏津逮樓，1951年入藏國圖，為龍舒郡齋刻本，龍舒在安徽舒城縣。這部《金石錄》共三十卷，前十卷著錄兩千種拓本，注明其年月與撰書人名；后二十卷是題跋，總計五百零二篇。

1960年入藏上海圖書館的是殘宋本《金石錄》，只剩下十卷，具體說來就是題跋部分的前十卷，也是龍舒郡齋刻本，在前面那個版本基礎之上有一些校訂。

兩本宋刻《金石錄》都有故事，“十卷本”《金石錄》的故事更多。

潘祖蔭致吳大澂札，以蘇軾《孫莘老求墨妙亭詩》殘拓為底紋

明末“橫空出世”后的流轉

“十卷本”《金石錄》最早出現于南京，被一位華亭（今上海）人收藏。從南京到上海，再到杭州、揚州、蘇州，很戲劇性的是，它轉了一圈又回到上海，進了上海圖書館。

這部書上有明清兩代著名文人學者及收藏家題跋題詠三十二篇，有的是寫一段話，有的是寫一篇文章，有的是寫一首詩或詞，有短有長。印章蓋了三百枚，令人震驚。

《金石錄》撰成于北宋，刊刻于南宋，奇怪的是，宋元兩代文獻都未提及宋刻本。到了晚明時代，“十卷本”宋刻《金石錄》突然間被華亭學者朱大韶得到了。

朱大韶（1517—1577），字象玄，號文石，華亭（今上海）人，是明朝南京禮部尚書朱恩的侄孫，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官至南京國子司業。他得到這部殘宋本《金石錄》在丙辰年，即嘉靖三十五年（1556）。得書后，他寫了一段題跋：

丙辰秋，偶得古書數帙，中有《金石錄》四冊，然止十卷，后二十卷亡之矣。因勒烏絲，命侍兒錄此序于后，以存當時故事。易安此序，委曲有情致，殊不似婦女口中語，文固可愛。余夙有好古之癖，且亦因以識戒云。丙辰七夕后再日，前史官華亭文石主人題于欽天山下學舍味道齋中。

李清照在《金石錄后序》中感慨，收藏并葆有金石古物太難了，耗盡畢生精力收藏的一些古物，戰亂來了，根本無力保存。朱文石自省亦有“好古之癖”，應當引以為戒。這篇題跋“題于欽天山下學舍”，指的是明代南京國子監學舍。欽天山就是南京雞鳴寺背后那座山，明朝設觀象臺于山上，故名欽天山，又名北極閣。到今天，南京市氣象臺還在這山頂上。

明代國子監就在欽天山下的成賢街，大約即今天東南大學四牌樓校區一帶。歷史上，南京大學的前身三江師范學堂、兩江師范學堂直至東南大學、中央大學等校，就在這個地方辦學。朱大韶寫這段題跋的時候，正在南京國子監任職，從前后文來看，這本書就是他在南京得到的，后來他帶著書回到華亭。明末清初，這本書被杭州收藏家馮子玄收藏，后來轉歸馮文昌所有。

馮文昌字硯祥，是明末著名藏書家馮夢禎之孫。在“十卷本”《金石錄》的收藏史上，馮文昌留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記——他對自己的這一收藏十分得意，請人刻了一方印章，印文是“《金石錄》十卷人家”。

《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銘》上鈐有趙之謙為潘祖蔭刻“金石錄十卷人家”印

這方印宣示了他對這本《金石錄》的所有權。此后，無論是“長箋短札”，還是“帖尾書頭”，他常鈐此印，表明他對此書非常看重。印章固化了他對這份收藏的占有、榮耀與得意。后來的每一任收藏者都效仿他，刻一枚“《金石錄》十卷人家”，昭示文脈的傳承。

幾十年后，這部書曾過藏書家、目錄學家鮑廷博之手。鮑廷博（1728—1814），字以文，祖籍安徽歙縣，后來遷居杭州。據嘉慶時著名學者顧廣圻跋中說，鮑廷博得到此書，“未及一校，即為歸安丁杰持去，售之揚州也”。這丁杰也不是等閑之輩，他也是一位藏書家、經學家。

過去人賣書不像今人開書店，坐等客戶上門，而是上門兜售，將待售之書拿給潛在客戶看。經丁杰之手，這本書被賣給了揚州學者江立（字玉屏，1732—1780）。從江立開始，這本書從杭州到了揚州。江立請篆刻家丁敬弟子張燕昌（號芑堂）用飛白書刻了一方“金石錄十卷人家”的印，還專門給自家書齋做了一個“金石錄十卷人家”的匾額，惟恐人不知，其展示效果更佳。

1811年，此書又由另一位書商拿給學者汪中的兒子汪喜孫看。汪喜孫對此書驚鴻一瞥，印象很深：

嘉慶辛未（1811），喜孫臥疾里門，吳興書賈持宋本《金石錄》見示，置問禮堂一夕，匆匆索去，悵惘無已。后五年，晉齋先生得吾鄉江玉屏所藏殘本，與前所見本正同。

汪喜孫還沒決定要不要買的時候，書就被拿走了，轉介給下家。下家就是趙魏，號晉齋，原籍仁和（今杭州）的金石學者、收藏家，時供職于揚州《全唐文》局。

當時，清廷為了編刻《全唐文》，在揚州專設《全唐文》局以司其事，其址在揚州天寧寺。趙魏與顧廣圻是《全唐文》局的同事，他得到“十卷本”《金石錄》后，得意地請顧廣圻賞鑒，顧廣圻寫了一頁多題跋，比較詳細地交代了《金石錄》的這段游歷。

顧廣圻的題跋寫于1815年，兩年后，嘉慶二十二年（1817），趙魏將此書出讓給了阮元。這一年，54歲的阮元剛由湖廣總督調任兩廣總督，又入藏“十卷本”《金石錄》，可以說是雙喜臨門。后來他有一段題跋：

余童時即與定甫（江玉屏之子江安字定甫）往來，其書室內有“金石錄十卷人家”扁，問其故，出此書相示。嘉慶廿二年（1817），余從晉齋處購得之。

阮元是乾嘉時代最有福氣的一個讀書人，連乾隆皇帝都說阮元福氣大。他生于乾嘉盛世，官做得大，收藏金石書畫典籍也很成功，活得還長，人生幾乎沒有什么遺憾。有人曾在1809年問阮元，你這么喜歡金石學，究竟在金石學上做了哪些大事？阮元歷數自己的“十全武功”：

編纂《山左金石志》、編纂《兩浙金石志》、編纂《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模鑄周散氏盤南宮盤、摹刻天一閣北宋《石鼓》拓本、發現揚州甘泉山厲王冢西漢刻石、新拓瑯邪臺秦篆一行、重立曲阜漢府門之倅大石人、摹刻四明本《華山廟碑》、摹刻秦泰山殘篆與吳《天發神讖碑》。

如果有人在1817年后向阮元發問，阮元一定會將收藏宋刻《金石錄》“十卷本”列為十件大事之一。從保存稀世珍籍與傳承“歐趙之學”的角度來說，收藏宋刻《金石錄》“十卷本”的光榮與自豪要比上述十事大多了，這個榮耀不能沉默。

阮元收藏此書后，激動之情持續了好久。他在書上蓋了好多印，有一頁連著蓋了五枚印：

泰華雙碑之館、揚州阮伯元章、臣元奉敕審釋內府金石文字、揚州阮伯元氏藏書處曰瑯嬛仙館藏金石處曰積古齋藏研處曰譜硯齋著書處曰揅經室、家住揚州文選樓隋曹憲故里

從印文來看，阮元是高調、張揚的。阮元覺得《金石錄》這本書很重要的特點是趙明誠與李清照的合作，趙李二人夫妻恩愛，學問上又是知音。他心里有意要把自己與趙明誠比一比，于是授意其妻妾三人出場，或鈐蓋印章，或作文章考辨趙李兩人聯姻背景以及年壽歲月，意在為李清照晚年再嫁張汝舟之事辨誣。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阮元的如夫人劉文如（1777—1847）。

阮元也請門生、好友撰書題跋，程同文、陳均、洪頤煊、朱為弼等人都留有題跋。阮元還請當時很有名望的人來題跋，如翁方綱。翁方綱是當時有名的詩人、文學家、金石家。他在85歲那年看到阮元收藏的這部《金石錄》，興奮不已，在手里把玩了幾個月，又是題跋，又是組織鑒賞雅集，還創作了《重鐫金石錄十卷印歌》。乾隆第五子榮純親王永琪之孫多羅貝勒奕繪，也被阮元請來題詩；奕繪的側室、著名詞人顧太清，則應邀題了一首《金縷曲》詞。

阮元去世后，這部《金石錄》到了杭州人韓泰華（1810—1878）手里。他是怎么買到這個書的呢？《無事為福齋隨筆》卷上：

一日書賈來售，驚喜欲狂，古色古香，可寶貴。余得之，亦刻“金石錄十卷人家”小印。

同治十年（1871），此書從杭州到了蘇州，為藏書家潘祖蔭所有。潘祖蔭收藏極富，“十卷本”《金石錄》只是他收藏的眾多宋版書之一。但這部書對他來說也有特殊的意義。在他之前的那些收藏家，從馮文昌開始，每個收藏家都要刻一方印章，以示擁有。潘祖蔭也不例外，他請著名篆刻家趙之謙刻“金石錄十卷人家”印，時在同治十一年春，距此書入藏潘氏滂喜齋才幾個月時間。一個不可或缺的文化遺產交接儀式就此完成。

從南京起步，“十卷本”《金石錄》踏過上海、杭州、揚州、蘇州，最后又回到上海。它的足跡在江南地區劃出一個完美的圈子。

江南是明清藏書史的核心之地。研究書籍史的學者，喜歡講書籍的環流。“十卷本”《金石錄》在江南的流轉，吸引諸多金石學家、藏書家，吸引達官貴人、詩人詞家、閨秀才女登臺亮相，營造出江南藏書的文化氛圍。這樣難得的宋著宋刻，這樣珍貴的人事因緣及其交集，能夠為你我所見、所知，真是我們的福分。

翁方綱《重鐫金石錄十卷印歌》卷

蘇州潘氏與蘇州金石學術傳統

光緒十六年（1890），潘祖蔭去世，同鄉、同齡好友翁同龢撰挽聯表達懷念：

《金石錄》十卷人家，嘆君精博；

《松陵集》兩宗詩派，剩我孤吟。

翁同龢把“十卷本”《金石錄》視為潘氏藏書及其學問的突出代表。要理解“十卷本”《金石錄》對潘祖蔭的重要性，須將此書置于整個蘇州金石學術傳統里看。

宋代的蘇州，就給我們留下了“天地人城”四大宋碑：《天文圖》《地理圖》《帝王紹運圖》《平江府圖》。這是蘇州石刻為中國文化史所作的突出貢獻，蜚聲中外，其他城市無一可比。蘇州金石學術的傳統不同凡響。

蘇州金石學者很多，明代有《金薤琳瑯》的作者都穆，元明之際有撰《名跡錄》的刻工朱珪。朱珪工于篆刻，也擅長刻石，他將所刻碑目及其文字編輯成書，為刻工研究留下一份珍貴的文獻資料。可以說，《名跡錄》是金石學史上絕無僅有之書。晚清金石家葉昌熾也是蘇州人，他所著的《語石》，確立了石刻學的學術框架體系，影響極大。上海圖書館的老館長顧廷龍先生，在金石學上造詣很高，他的蘇州故居有一口井，井欄上有宋明人的刻字，他制作了井欄銘刻的拓本，邀請當代近50位名流學者題跋，集成一本《宋紹定井闌題字冊》，古風猶在，雅趣獨存。

蘇州的金石傳統源遠流長，極為豐厚。蘇州本地的書店、刻碑店琳瑯滿目，典籍拓本流通極為活躍。蘇州本地學者耳濡目染，所受影響很大。潘家就是在蘇州的金石學以及典籍流傳的大傳統里成長起來的。蘇州潘家六代藏書，不僅藏書，也喜歡收藏金石拓本，家風不墜，家學傳承，又進一步充實了蘇州的學術文化傳統。

說回到潘祖蔭。潘祖蔭（1830—1890）字東鏞，號伯寅，潘世恩孫，潘曾綬子。咸豐二年（1852）探花，官至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卒謚文勤。他是蘇州潘氏典籍收藏的標志性人物，其攀古樓藏彝器，滂喜齋藏善本，名聞天下。

這次展覽展出一封潘祖蔭的信，他囑托族兄潘鐘瑞訪拓虎丘宋元人石刻、訪求宋刻《楚辭》，愿重金購其大字本，表示：“夢想一生，無由一見，殊是恨事。”

潘祖蔭交往的金石家很多，與鮑康、陳介祺、沈樹鏞、陸心源、吳大澂、王懿榮等人皆有書札往來。有一封他寫給吳大澂的信很有講究——不是內容講究，而是用箋講究。箋紙上用17個蘇軾所書字跡的殘拓雙鉤為底紋。北宋孫莘老在湖州收集當地古碑遺刻，建墨妙亭，并將蘇軾手書題詩《孫莘老求墨妙亭詩》刻碑留念。詩的最后幾句是這樣的：

奇蹤散出走吳越，勝事傳說夸友朋。書來乞詩要自寫，為把栗尾書谿藤。后來視今猶視昔，過眼百世如風燈。他年劉郎憶賀監，還道同時須服膺。

詩碑后來斷了，成了殘碑，有人取斷碑一截鑿成一塊硯臺，硯背猶存“吳越勝事”“書來乞詩要”“尾書谿藤”“視昔過眼”等17字。這17字被拓出來，雙鉤之后作為信箋的裝飾背景。潘祖蔭選用這一信箋給吳大澂寫信，展示風雅，使此信附加了很高的文化成本。

潘祖蔭與葉昌熾關系密切，葉昌熾幫他整理了《滂喜齋藏書記》《滂喜齋宋元本書目》。潘祖蔭有一個齋號叫“佞宋齋”，他在另一個場合曾明確表示，他最愛的是宋本。他收的宋本，經史子集都有。經部有《西疇居士春秋本例》《鬳齋考工記解》《廣韻》《禮部韻略》等；史部有《漢雋》《通鑒紀事本末》《金石錄》等；子部有《東觀余論》《諸儒鳴道》《孔叢子》《周髀算經》《孫子算經》《張丘建算經》《九章算經》等；集部有《杜工部集》《梁溪先生文集》（李綱）、《侍郎葛公歸愚集》（葛立方）、《后村先生大全詩集》《王荊公唐百家詩選》等。

《金石錄》“十卷本”經朱大韶、馮文昌、江立、趙魏、阮元、韓泰華、潘祖蔭遞藏，留下江藩、顧千里、汪喜孫、翁方綱、姚元之、洪頤煊、沈濤、奕繪、顧太清等人的題跋、題詠三十二則，印記三百枚。但是，潘祖蔭在“十卷本”《金石錄》上留下的痕跡很少，僅有幾枚印章而已：“潘祖蔭藏書記”“伯寅藏書記”“龍自然室”“伯寅手校”印，沒有長篇題跋文字，也沒有像阮元那樣蓋那么多的章。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潘祖蔭珍藏和保護典籍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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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錄》“十卷本”雖然是殘本，但憑著它在江南四百多年的傳奇經歷，周身吸附了江南人文的英靈之氣，累積了豐富而內斂的文化光華。隔著展柜的玻璃，今天的我們無法撫摸前賢撫摸過的卷頁，無法親觸前賢留下的手澤，但可以隔空與前賢審視、鑒賞并閱讀那些楮墨文字的目光對接，從前賢那里學習典籍保護、傳承與研究的經驗。奕繪為“十卷本”《金石錄》題詩有句云：“汲引今古得修綆。”古代典籍給了我們一根很長的繩子，讓我們從深遠的文化傳統中汲取資源，其意與本次展覽的標題“攟古繼美”不謀而合。二者的共同指向是汲古滋今、典籍傳承和文化更新。

（作者為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