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神賦》是曹植寫就的經典賦作，其創作年代大致在魏黃初四年（223年）之后，即其同母兄曹丕稱帝建立魏王朝的時代。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病逝后，曹丕繼任漢丞相、魏王，同年接受漢獻帝禪讓，登基為魏文帝，正式建立魏王朝。黃初二年（221年），魏文帝著力通過祭祀天地、明堂等禮儀活動確立政權合法性。盡管劉備指責其“竊取神器”并在成都稱帝，但孫權接受魏封“吳王”，公孫恭亦愿為魏車騎將軍。至黃初三年（222年），鄯善、龜茲、于闐等西域諸國亦遣使表示臣服，魏王朝的正統地位在外部層面得以穩固。

在內部秩序上，魏文帝對家族與宮廷格局進行了整頓。黃初三年三月，他冊封皇子曹叡、曹霖及兄弟曹彰等十一人為王；同年四月，曹植由鄄城侯晉封為鄄城王。同年九月，魏文帝下令嚴禁卞太后及卞氏家族參與朝廷事務，又因曹叡生母甄氏在黃初二年六月已被賜死，此時又冊立郭氏為皇后。

在對外關系方面，黃初三年六月，孫權在夷陵之戰中擊敗劉備，初期魏吳合作態勢良好，但十月孫權對魏略有挑釁，魏文帝遂親率大軍從許昌南征，因孫權臨江據守，直至黃初四年三月才返回洛陽。同年四月，劉備病逝于白帝城，其子劉禪繼位。在此局勢下，魏文帝打算先求穩定再謀發展，在三月的詔令中，他已經提出要止戈息武，“蓄養士民，咸使安息”，又下令征集“天下?德茂才、獨行君子”，以期得到更廣泛的支持。

曹操共育有二十余子，曹丕、曹彰、曹植皆為卞太后所生。其中，曹彰最善于打仗，往往臨難不顧、身先士卒，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封鄢陵侯（今河南）；曹植最擅長寫詩文，言出為論、下筆成章，建安十六年（211年）封平原侯（今山東）、十九年（214年）徙臨淄侯（今山東）。曹操在世時，諸皇子無需真正前往封地，但至曹丕繼任魏王后，政策隨之改變。魏文帝要求曹彰、曹植等諸侯王前往各自封地，其名義是遵循“先王之道”，以諸侯來拱衛王室。而據曹植所述，當他們被迫離開鄴都、告別母親時，“不得久淹留”，“車輪為徘徊，四馬躊躇鳴”，滿城貴戚相送時“淚下沾冠纓”，盡顯離別的悲戚。

黃初二年，曹彰進爵為公，后封中牟王（今河南），黃初三年為任城王（今山東）；曹植則因冒犯監國謁者，于黃初二年被貶為安鄉侯（今河北），當年改封鄄城侯（今山東），三年為鄄城王，四年徙雍丘王（今河南）。黃初四年，魏文帝詔令諸侯“朝京都”，曹植聞訊后喜出望外，即刻趕赴洛陽，卻遲遲未能獲得召見。同年五六月間，曹彰在洛陽宅邸暴卒，當時便有其遭魏文帝謀害的傳言。

在諸侯返回封地途中，監國使者又禁止曹植與異母兄弟曹彪同行，曹植遂作《贈白馬王彪》組詩贈別。詩中寫道，當船只越來越遠離洛陽，回望都城，有眷戀，也有哀傷。洛陽之行，并沒有讓我們這些骨肉之親更加團結，因為那里已經是鴟鸮、豺狼當道，還有人在撥弄是非，“蒼蠅間白黑”。對于曹彰“一往行不歸”的悲劇，他既抒發了悲慟之情，也感慨“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的生命脆弱，同時以“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王其愛玉體，俱享黃發期”相互勉勵，展現了他在困境中的隱忍與堅守。

正是在這次“朝京都”后，曹植寫下《洛神賦》。《洛神賦》的開頭與《贈白馬王彪詩》有些相似，都是講“余”朝京師后返還，沿著洛河一路向東。不同的是，《洛神賦》接著講了一個與洛神邂逅的故事。

根據賦的主人公“余”的講述，洛神“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仿佛兮若輕云之蔽月，飄飖兮若流風之回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其身姿兼具神女的超凡與人間美人的妍麗，帶給人無限驚喜。因此，“余”對洛神一見鐘情，在無“良媒”居間說合的情況下，便直接獻上玉佩，向洛神表達愛慕之意。洛神也以玉回贈，約定“指潛淵以為期”。但偏偏這時，“余”的腦海中突然閃現出與江妃二女定情而后被拋棄的鄭交甫，轉而“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堅守禮的底線；而洛神也在一瞬間察覺到“余”的狐疑、變化，長吟而去，“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只能是“恨人神之道殊”。最終，“余”徹夜無眠，“夜耿耿而不寐”，直至天明才重新上路。

《洛神賦》的故事情節十分簡單，一言以蔽之，“發乎情，止乎禮”。由于《洛神賦》中有兩大段對洛神形容舉止的鋪陳描述，極力渲染“余”的深情，卻以“申禮防以自持”的克制收尾。情與禮的沖突，在這里就變得格外激烈，故事也顯得更加浪漫。

曹植還創作過兩篇類似的故事。《愍志賦》講述友人愛慕鄰家女子，因“時無良媒”而“禮不成焉”，眼見愛人出嫁卻“迫禮防之我拘”，終未能追隨；《感婚賦》則寫一青年春日萌生愛慕之情，因“悲良媒之不顧”而“懼歡媾之不成”。因而，這兩篇賦作所要表達的主題皆為：無媒則不合禮，主人公為守禮而放棄愛情。此外，這兩篇賦作雖均以第一人稱敘述，但曹植都點明主人公并非自身。

《洛神賦》亦是如此，它的主人公“余”也并非曹植本人。《洛神賦序》稱“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但據史實，曹植朝京師實為黃初四年之事，這一明確的時間錯位，暗示作品并非紀實之作；至于寫邂逅洛神，則是“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事，遂作斯賦”，表明其創作有意致敬宋玉的《神女賦》。

那么，黃初四年“朝京都”之后，曹植創作這一虛構故事究竟要表達什么？這需要結合當時的政治語境與曹植的人生境遇加以解讀。黃初二年、三年，魏文帝在洛陽逐步建立起一個新王朝，內外都確立了新秩序，故曹植等諸侯王抵達洛陽后，必須適應這一全新的政治格局。曹彰向來有“剛嚴”之稱，立刻碰得頭破血流，“一往行不歸”；曹彪后來也遭受挫折，最終以謀逆罪被下令自殺；曹植本人在黃初二年已遭受貶謫之苦，故當他發現洛陽不是他想象中的樣子時，便很快調整自己，接受現實。正如他對魏文帝發誓：今后一定要謹守本分，爭取立功，“愿蒙矢石，建旗東岳，庶立毫厘，微功自贖”。又如他在《贈白馬王彪》中寬慰曹彪所言：分別固然令人心碎，卻也讓我們越發親密，“恩愛茍不虧，在遠分日親”。

《洛神賦》要表達的也是這層意思。“余”在情動之下，幡然醒悟，“申禮防以自持”，恰是其在政治生活中堅守禮儀規范、順應新秩序的文學投射。這正是曹植此時心路歷程的寫照。魏文帝病逝后不久，曹植在太和二年（228年）上疏魏明帝時曾言：“夫自炫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意思是政治上的功利、躁進，與不經媒聘程序的自主戀愛一樣，都是不講規矩、不合禮的行為，是士人與從政者的大忌。這說明“禮”在曹植心目中，既代表著婚姻生活里的一套文明章程，也代表著政治生活里的一套文明準則。《洛神賦》就是借邂逅洛神的故事，來講述情與禮之間的沖突，而沖突下的守禮才最為可貴。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