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馬背書法家”舒同誕辰120周年。1930年，舒同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歷經5次反“圍剿”，經過長征到達陜北。新中國成立后，舒同曾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常委兼宣傳部長。

編寫《舒同年譜》20余年、系統梳理近千萬字史料的過程中，讓人愈發清晰地認識到：“舒體”融楷行草篆隸于一體、取諸家之長而自成一格，是經過“一手握槍，一手執筆”的革命淬煉而成。

晉察冀烽火：與聶榮臻共創模范根據地，以文韜武略筑牢抗戰根基——

1937年11月，晉察冀軍區在阜平正式成立，聶榮臻任司令員兼政委，舒同出任軍區政治部主任。舒同與聶榮臻等人默契配合，以“軍事斗爭為核心、政治建設為保障、文化宣傳為紐帶、民生保障為根基”的戰略思路，一邊運籌帷幄開展游擊戰爭，粉碎日軍一次次“掃蕩”，一邊擘畫根據地建設藍圖，凝聚軍民同心抗戰的磅礴力量，最終將晉察冀打造成全國聞名的“模范抗日根據地”。

這一“模范”之稱，有著實打實的支撐。晉察冀根據地建立完善的政治動員體系，通過“減租減息”政策改善民生，以“民主選舉”制度凝聚民心，讓群眾真正感受到“根據地是自己的家園”。1938年春，舒同牽頭組織“冀中民意測驗”，覆蓋20余縣、10萬余名群眾，廣泛收集對根據地建設的意見建議。實踐充分證明，尊重民意、依靠群眾是根據地穩固發展的重要保障。

在根據地建設中，舒同還注重將文化宣傳與軍事斗爭緊密結合，一手締造了被譽為“民族的號筒”的《抗敵報》。舒同親自題寫《抗敵報》報頭，字體剛勁有力、氣韻貫通。他還定下“鑿山開道的毅力，艱苦奮斗的精神”的辦報宗旨，將這份報紙打造成宣傳真理、動員群眾、瓦解敵軍的重要武器，發行量從最初的幾百份迅速增長到數萬份。后來，《抗敵報》發展為《晉察冀日報》，并于1948年與晉冀魯豫邊區報紙合并為《人民日報》，成為黨中央機關報的重要源頭。

1939年9月，《抗敵報》發表舒同與聶榮臻聯名的《致東根清一郎書》。文中“車有過速之恨，船有太急之感”，絕非簡單的景物描寫，而是以被迫參戰士兵的視角，控訴戰爭機器將無辜民眾推向死亡深淵的荒謬與殘酷。“見異域之日迫，望故鄉而彌遠”一句更是將這種痛苦升華為哲學拷問，深刻揭示了侵略戰爭對人性的扭曲、對家園情懷的摧殘，讓日軍士兵在字里行間感受到戰爭的虛無與悲哀。“山非富士，不見秀麗之峰；樹無櫻花，莫睹鮮艷之枝”則意在讓日軍士兵清醒地意識到：軍國主義鼓吹的“圣戰榮耀”早已化為泡影，留下的唯有精神荒蕪與文化失落。

有一種情誼，既能共赴家國危難，亦能共鳴于筆墨書香——

毛澤東與舒同，一位是引領中國革命航向的偉人，一位是戎馬生涯中揮毫不輟的書法大家。他們的交集始于戰火中的驚鴻一瞥，深植于革命理想的同聲相應，升華于書法藝術的惺惺相惜。

1932年，漳州戰役的硝煙尚未散盡，中央蘇區的墻壁上早已布滿筆力遒勁的革命標語。毛澤東看到后被這些字跡吸引，轉頭問朱德這是誰寫的，感慨筆勢雄渾、氣韻不凡。朱德介紹是來自江西東鄉的舒同，一個癡迷寫字的書法家，“行軍途中在馬背上用手指在膝蓋上練字”。毛澤東聞言感慨：“秋收起義我們得了個外交家何長工，漳州戰役又覓得這樣一位書法高手，紅軍藏龍臥虎啊。”

紅軍抵達延安后，革命事業迎來新的發展階段。中國抗日軍政大學急需題寫校名與校訓，眾人懇請毛澤東揮毫。他卻欣然舉薦舒同。舒同奉命提筆，飽蘸革命激情寫下“中國抗日軍政大學”八個大字，又揮毫寫下“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校訓，成為延安精神的生動注腳。

當時有一位前清翰林蕭之葆秉持“紅軍能打仗卻沒文化”的偏見，毛澤東聽罷笑道：“沒文化？讓舒同代表中共中央給他寫封信。”舒同接到任務后，將家國大義與求賢誠意融入筆端，文辭懇切，書法蒼勁。蕭之葆展信細讀，贊嘆“共產黨果然有大才”，當即應允出任參議員。

在延安的歲月里，毛澤東和舒同還留下了一段書法合作的佳話。日軍轟炸摧毀延安新市場，重建后急需題寫匾額。毛澤東再次力薦舒同，舒同不負所望寫下“延安新市場”五個筆力沉雄、氣勢磅礴的榜書。毛澤東見字后大為贊賞，說道“當配一副好聯”，隨即揮筆寫下上聯：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邊區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下聯：反對投降，反對分裂，反對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國自由權。筆墨相和，文理相通，彰顯了抗日救國的堅定立場，見證了兩人在藝術上的默契共鳴。

新中國成立十周年之際，“全國農業展覽館”館名題寫提上日程。毛澤東再次推薦舒同，認為“讓他來寫最合適”。舒同接到囑托后精心構思，寫下的館名兼具莊重與靈動，成為新中國的一個文化印記。

筆墨映初心，肝膽照征途。這段跨越數十載的相知情誼，是革命理想與藝術追求的完美交融，是文人風骨與戰士豪情的相得益彰，更是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共產黨人精神風貌的生動寫照，必將在歷史長河中熠熠生輝、代代相傳。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舒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