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仇英版《江南春》，人們往往都會提及卷后的題跋。因為這些題跋里，不只是有沈周、文徵明、王寵這些名字，它還承載了一場跨越元明清三代、名為“江南春唱和”的大型詩詞秀。

所有的起源，都是緣于倪瓚的《江南春三首》（以下簡稱《江南春》）。

汀洲夜雨生蘆筍，日出曈昽簾幕靜。

驚禽蹴破杏花煙，陌上東風吹鬢影。

遠江搖曙劍光冷，轆轤水咽青苔井。

落花飛燕觸衣巾，沉香火微縈綠塵。

春風顛，春雨急，清淚泓泓江竹濕。

落花辭枝悔何及，絲桐哀鳴亂朱碧。

嗟我胡為去鄉邑，相如家徒四壁立。

柳花入水化綠萍，風波浩蕩心怔營。

這是中年的倪瓚拋家去鄉后，于某一年的暮春，寫給“元舉先生、元用文學、克用徵君”的詩。元舉先生，顧文彬的《過云樓書畫記》推測是元末狀元王宗哲。倪瓚詩里的“吾友王翁字元舉，喚我濡毫畫縑楮”，不知是否就是狀元王宗哲。

元用文學，推測是一位沒有官職、以讀書治學為日常的、字元用的人。元代的江南文人圈里，“文學”是對普通文士、儒士的敬稱，和“征君”類似，倪瓚寫過一首《次韻答元用》，題中的元用，或為此人。

野水浮鷗不世情，煙濤漂泊羽毛輕。

云移短棹無機久，雪點青山照眼明。

甫里宅邊逢酒熟，吳松江上看潮生。

夫君為話征途苦，惆悵令人意不平。

克用徵君，大概率是虞堪。“征君”是對不接受朝廷征召的隱士的尊稱，虞堪為南宋名臣虞允文后裔，字克用，又字勝伯，一生未入仕途，以隱居治學為樂，他曾耗時許久搜集叔祖虞集的散逸詩文，編成《道園學古錄類槀遺編》，還請黃文獻公、臨川危太樸等江南名士為其作序并刊印。

元舉、元用、克用，這些都是和倪瓚一個圈子里的人。可知最早倪瓚的《江南春》和后來明清的《江南春》一樣，也是大大方方流轉于圈子中的酬唱贈答之作，不是藏起來寫給自己看的——甚至有可能是同題作，只是其他人的同題作沒有流傳下來。若為同題作，“江南春”是一個很好的主題——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開始，倪瓚為避戰亂，拋家去鄉漂泊于太湖四周，行蹤就在江陰、宜興、吳江等江南一帶，與江南文人圈來往頻繁——大家是一個地域的人，都有相同的愛好，境遇也類似，很適合抱團取暖。

《江南春》具體寫于至正十三年后的哪一年，已不可知了。也許是至正二十五年前后。這幾年間倪瓚棲身于笠澤蝸牛廬，與友人交往的詩作中常觸景生情，比如曾在二月十九日夜風雨聲里寫下“春雨春風滿眼花，夢中千里客還家”的句子，又在重陽日的《江城子》詞里，寫下“夢入故園，山水碧迢迢”的句子，十一月十日答王彝齋詩里，他寫道“每懷往事悲今事”，又環廬四顧，“自笑蝸廬無長物，窗前陶器與單衾”。

這些詩句里，都有著與《江南春》一樣的傷感。這種傷感，不同于晚年“他日將歸故鄉”的濃烈思歸，而是思歸不敢歸、舉棋不定的“怔營”。他的《江南春》里，明明是杏花春雨的江南——蘆筍新生，杏林如煙，陌上風暖，春江水漲，卻又是荒涼破敗的心牢：急雨，廢井，驚禽，落花，間中還夾雜著少許從前的溫存記憶。

以前的春天，是什么樣的？二十歲的時候，春天是“紫燕低飛不動塵，黃鸝嬌小未勝春。東風綠盡門前草，細雨寒煙愁殺人。”三四十歲的時候，他在幽靜的清閟閣里，春天是“池泉春漲深，徑苔夕陰滿。晴嵐拂書幌，飛花浮茗碗……”

如今，他在春天里寫：“愁眼看花淚欲傾，孤生吊影吾與我。”“春宵聽雨第三番，起坐篝燈酒自溫。”“梓樹花開破屋東，鄰墻花信幾番風。閉門睡過兼旬雨，春事依依是夢中。”

他的畫里也滿是秋天的蕭索，無論畫題是楓落，還是春霽，是三月，還是五月，都很類似。

明洪武七年（1374年），倪瓚終于在仲秋時節回到故鄉無錫，但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即卒于名醫夏鸛家。我們再也無從知道，在漂泊了二十余年之后，歸家的倪瓚對于江南的春天，會有什么樣的感覺？

倪瓚卒后一百來年，明朝進入弘治年間，蘇州文人中有人偶然得到倪瓚《江南春》的手稿，一場轟轟烈烈的《江南春》唱和就此拉開序幕。春風顛，春雨急，這清淚泓泓江竹濕的春日，幾乎貫穿倪瓚的后半生，但如此傷感蕭索的亂離之春，卻在一百多年后的明朝，在沈周、文徵明、王寵、仇英這里，變成了明媚艷麗的繁華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