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大力發展網絡文藝要求的提出，網絡文學作為中國當代文學最具活力的樣式，以旺盛的生命力和前瞻性的業態模式不斷“破圈”，在當代文學“第二次起航”的號角聲中，肩負起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的時代使命，成為推動文化自覺、增強文化自信、建構文化主體性的關鍵力量。隨著網絡文學重要性日益凸顯，學界關注度也不斷上升，新理論、新視角、新方法持續涌現，中國網絡文學研究呈現日新月異的發展趨勢，積累了頗為豐碩的成果。已有不少學者試圖通過對網絡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反思，建構中文網絡文學研究知識譜系，該譜系可分三類：一是從總體上對中國網絡文學研究進行回顧，如歐陽友權對2000—2007年網絡文學本體研究的主要成果、局限進行的總結與反思（1）；二是以編年體方式對網絡文學年度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如禹建湘等對2023年我國網絡文學批評的掃描與展望（2）；三是對網絡文學研究具體領域的聚焦，如單小曦對網絡文學文本內部研究實踐方式與階段性成果的總結與思考（3）。略顯遺憾的是，多數學者使用傳統的文獻梳理方法，該方法依賴學者的主觀把握，多通過抽樣對文獻主題脈絡進行歸納，必然會有“現一隅而難現全局”的不足，難以清晰、全面、系統地呈現中國網絡文學研究領域知識生產和演變的全貌。因此，本文借助Citespace信息可視化軟件，基于1999—2023年CSSCI（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收錄的1006篇網絡文學研究文獻樣本（4），以長時段、全樣本的文獻計量方法，對中國網絡文學研究現狀進行系統梳理和客觀分析，以期提供客觀科學的參考，推動中國網絡文學研究向更深層次邁進。

一、中國網絡文學研究的現狀分析

1999—2023年，學界對網絡文學的關注度持續上升，研究領域不斷擴展，問題意識日益凸顯，研究視角日漸多元，出現了中南大學、北京大學兩個研究重鎮（5），以及歐陽友權、邵燕君、黃鳴奮、黎楊全、許苗苗、馬季、陳定家、單小曦、周志雄、韓模永、禹建湘、王小英、肖映萱、黃發有等一批核心作者（6）。通過Citespace信息可視化軟件繪制的中國網絡文學研究關鍵詞共現圖譜和關鍵詞時間區域圖譜（7），結合文本細讀，對中國網絡文學研究熱點和知識演進分析和總結后，得出如下結果。

（一）中國網絡文學研究熱點分析

1.網絡文學本體問題研究。網絡文學本體問題研究關注網絡文學的本原和本性，力圖廓清網絡文學本體存在與本體價值，為網絡文學研究的縱深發展提供學理基礎，是網絡文學研究的起點和熱門內容。關鍵詞有“傳統文學”“互聯網”“媒介文化”“數字媒介”“媒介”“新媒體”“網絡傳播”“交互性”等。

傳統文學與網絡文學的比較研究是學界關注的焦點。首先，是基于傳統文學坐標對網絡文學特征進行梳理。從文學的數字化存在看，超媒體的存在形式、非線性的敘事模式，以及雙向交流的寫—讀關系，是網絡文學區別于傳統文學的突出特征。隨之而來的是新媒介技術對文學作者、作品、讀者三要素的重構。從作者看，網絡消解了文學創作的神圣感和創作主體的責任感，將作者變成寫手，帶來了網絡作家年齡的年輕化、定位的平民化、創作的集體化。從作品看，網絡文學的超文本存在豐富了文學的表現形式，帶來了虛擬性、交互性、娛樂性等諸多美學特質。從讀者看，網絡賦予讀者閱讀的自主權和批評、再創作的自由，使文學中心從作者向讀者轉移。其次，是對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血肉關系的強調。在藝術風格上，網絡文學內蘊的虛構性、創造性、想象性與傳統文學別無二致；在創作手法上，網絡文學繼承和發揚了傳統通俗文學的手法、趣味、立場；從故事題材看，網絡文學深受中國古典文學、通俗小說、歐美流行文化的影響。最后，在未來發展方面，網絡與傳統文學“融合論”是早期研究的主流共識，網絡文學部分作者“脫網”和傳統文學作家、期刊“觸網”，也證實了二者的“雙向奔赴”。有學者直言傳統文學走向網絡是當前時代語境下文學的必然選擇，更多學者認為網絡文學需要從傳統文學中汲取養分，解決自身量大質劣的問題。近年亦出現了“分化論”的聲音，如許苗苗認為網絡的流動性凸顯了印刷文學的穩定性，鞏固了其強大的自律性和界限分明的話語體系，網絡文學唯有突出自己與之相對的變動性才能在這一套權威話語體系中謀求發展（8）。

作為網絡文學的載體，媒介問題一直是學者們研究的重點。本體論視角下的網絡文學媒介研究主要圍繞新媒介時代文學新變展開。學者們以“技術”與“文學”關系從對立到統一的結構性變化為立足點，對網絡文學內涵的界定形成層次性共識，重點關注網絡文學“姓網還是姓文”的問題。早期研究強調“文學性”，如歐陽友權認為文學的審美價值不在于其載體，而在于其文學性是否能建構一定的人文價值體系，網絡文學的出場并不意味著文學性的在場，反而可能會對文學性造成新的遮蔽（9）。但對本質的“文學性”的質疑，使學者們圍繞對“文學性”和文學批評標準的重新界定展開討論，“媒介性”被重點關注，如邵燕君提出網絡時代的“文學性”需要在“網絡性”中生長出來（10），單小曦則提出“媒介存在論”的網絡文學批評方法（11）。網絡“交互性”傳播機制造成的顛覆效應也是研究熱點。互聯網使讀者與作者、讀者與文本、讀者與讀者間的多重交互得以實現，引發學界對新媒介語境下文學等級制度、文學生產模式、文學價值觀、文學經典化路徑、作者主體性等多個問題的再思考。

2.網絡文學熱門體裁、類型研究。網絡文學熱門體裁、類型研究是網絡文學研究的核心，相關關鍵詞有“網絡小說”“網絡詩歌”“當代文學”“大眾文學”“網絡寫作”“女性寫作”“女性向”“穿越”“女頻”“同質化”等。

已有研究在對網絡小說進行整體性把握和理解的基礎上，廣泛探討了其創作手法、審美風格及受眾心理。創作手法上，“文本共建”的網絡小說創作模式，使之呈現出“草稿化”的文本氣質，語言粗糙、戲謔、隨意，且隨媒介融合的發展，還出現了諸如“文字多媒體”等新的書寫方式；審美風格上，網絡小說表現出被動化與驚顫化的審美特質，并通過欲望—滿足機制追求一種“爽”的審美體驗；受眾心理上，網絡小說消費強調閱讀的消遣化、欲望化，其伴生的鏈文本、內含的反語言，為虛擬空間中讀者社群的建構提供中介。網絡類型小說的繁榮也引發學界的大規模討論。學者們普遍認為，產業化、讀者中心主義、作者創造力匱乏是網絡類型小說興起的直接原因，他們還反思了類型模式下網文同質化傾向，重點關注玄幻、言情、穿越等傳統熱門類型小說。2019年，戰玉冰通過大量文本考察，發現網絡小說的熱門類型出現從玄幻題材向現實主義復歸的趨勢（12），現實題材類型網文亦成為近年的研究熱點。

與此同時，“女性寫作”被特別關注。網絡的隱秘性與區隔性為女性公共空間建構提供了可能。“獨生女一代”的成長為女性文化消費提供廣闊市場，線上女性主義文學實踐的蓬勃發展使其成為網絡文學研究的主要增長點之一。學者們不斷追尋中國網絡女性主義的起源，探討其與日本女性向、ACG（Animation、Comics、Game）文化、西方網絡女性主義間的關聯，并肯定了商業化為網絡女性主義、網絡女性寫作帶來的積極影響。此外，網絡女性寫作的發展演變、審美風格、與傳統女性寫作的關系等問題，也引發廣泛討論。已有文獻肯定網絡女性寫作在挑戰性別本質主義和建構女性異托邦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也提醒大眾要警惕女性寫作背后潛在的對男權社會文化邏輯的遵循。

“網絡詩歌”是一段時期內的研究熱點。詩歌體式短小靈活，易操作性與互聯網的即時、互動性相疊加，共同催生了本世紀初網絡詩歌文本的大量繁殖。網絡詩歌研究主要聚焦于網絡對詩歌審美風格、價值倫理的重塑，并延伸至對以“第三極”為代表的“高詩歌”，與脫胎于“垃圾派”“下半身”的“低詩歌”之間的立場之爭的觀察。對是否應建構網絡詩歌批評標準的討論存在兩種聲音。支持者認為網絡詩歌批評標準的缺失使其始終困于紙質詩歌的美學桎梏，反對者則強調標準的建立與互聯網時代自由、平等、多元的文化精神相悖。

3.網絡文學產業研究。中國網絡文學的發展過程就是產業化不斷深入的過程，產業研究亦成為網絡文學研究的熱點。相關關鍵詞有“產業化”“版權保護”“媒介融合”“影視改編”“商業化”“產業鏈”“付費閱讀”“文化產業”“商業寫作”“商業性”“文學網站”等。

作為網絡文學誕生和產業化發展的背景，“媒介融合”是網絡文學研究的母題之一。產業化視域下的媒介融合研究，是將網絡文學置于數媒環境下媒介融合的歷史語境內，對其命運、新變及傳播進行探討。學者們認識到，網絡文學已不再是網絡空間中的主導藝術形式，轉而成為網文IP產業鏈的上游價值來源，網文載體不再是單一的語言符號文本，而是由小說、影視、動漫、游戲等融合形成的復合符號性敘事文本，文學內容生產過程表現為，由散布在不同平臺的元文本串聯起的跨媒介合作共生和多元主體的深度卷入。“影視改編”是網絡文學跨媒介傳播研究的熱點，學者們關注網絡小說影視化發展歷程、影視改編對網文創作的影響、數字技術與網文影視化新變等問題，對網絡文學的跨媒介傳播普遍持肯定態度，認為其使網絡文學超越了原初傳播疆域，實現了不同受眾市場的交叉補給，延長和拓展了作品消費周期和讀者討論空間，使網絡文學能從容面對新的大眾娛樂模式沖擊。

網絡文學產業化進程可分為早期自發的商業化階段和大資本入局后的產業化階段，網絡文學產業研究也基于對兩階段中兩種模式（付費閱讀和版權運營）的探討展開。對“付費閱讀”的研究，關注文學網站具體運行制度和商業化對文學生產活動的直接影響。在制度研究方面，已有文獻通過對起點、晉江等網站的文學生產、消費制度的分析，揭示商業化對作者、讀者的雙重規訓。在商業化影響方面，研究視角由外向內層層遞進：商業化使網絡文學進入了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創作時代，使作者成為文學流水線上的“計件工”；付費閱讀催生了大長篇的泛濫和注水式寫作，推動了類型小說、“小白文”的繁榮，也使扁平人物、直線敘事、圖像語言成為主流。“版權運營”研究關注網絡文學內容價值開發，在粉絲經濟、產業化策略方面積累了豐富成果。粉絲經濟是數字資本主義語境下網站通過趣味治理術生成的網絡文學“過程價值”。學界重點關注其在網絡文學內容開發過程中的指標作用，關注讀者具體的盜獵、傳播、交互活動和其“數字勞工”“玩工”身份的轉變。對產業化策略的探討圍繞如何塑造網文IP產業鏈展開，如王小英強調網絡文學要“隨物賦形”，進行互聯網“-”，以增強其在融媒語境中的生存能力，從而實現延伸鏈上的“+”（13）。

“版權保護”是網絡文學產業研究的又一熱點。當前網絡文學版權亂象具體表現為兩種類型：一是同一形態的網絡文學侵權問題，如網絡小說高級抄襲和網絡盜版小說；二是網絡文學跨媒介傳播的侵權問題，如未經授權、超出授權、重復授權的影視化改編。這些亂象主要由五方面因素造成：以大數據、AI寫作為代表的技術因素擴大和提高了抄襲、侵權的范圍及效率，增加了創作主體法律界定的難度；以平臺為代表的組織主體版權制度不健全；以改編主創為代表的開發主體基于經濟和商業因素考慮，對侵權尺度的不斷試探；以廣大讀者和作者為代表的文學參與主體版權意識的匱乏；以司法僵化、法條缺位為表征的法律因素帶來的維權困難和救濟不足。針對這些亂象，已有研究從政府、平臺、個人等維度入手，主張通過完善侵權界定與賠償機制、構建基于數字技術的版權全鏈路治理機制、提升各方主體的維權意識與能力等路徑，進行系統治理。

（二）中國網絡文學研究的知識演進分析

1.從網絡文學合法性大討論到“網文出海”。1999—2013年是中國網絡文學從首次進入學術視野到引發網絡文學合法性問題大討論的階段。誕生之初的中國網絡文學帶有明顯的“網絡”與“文學”的拼接痕跡，缺乏自我成長的鮮明個性，這使當時否定“網絡文學”命名的聲音不絕于耳。莫言、張抗抗等作家甚至直言“網絡文學”只是傳播方式發生改變的紙印文學。為證實網絡文學的獨立品格和存在價值，學者們或將后現代經典理論、海外數字文學研究成果引入中文學界，或對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進行比較研究，或高舉“回溯源頭”的旗幟，力證網絡文學的正統繼承者身份。作為文學場的“異端”，網絡文學不斷確證著自己的入場資格，挑戰既有美學信條與價值規范。此階段的高頻詞有“傳統文學”“嚴肅文學”“媒介文學”“媒介突圍”“狂歡化”“網絡寫作”“回歸民間”“傳播優勢”“傳播媒體”等。盡管后來普遍認為早期研究存在空談理論、忽略實際研究對象的問題，但這一階段研究在確證網絡文學研究的學科價值、開拓新的學術視野、反思僵化的傳統文學體制方面，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2014—2018年是網絡文學及其研究主流化的重要階段。“經典化”是本階段最凸出的高頻關鍵詞。2014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印發《關于推動網絡文學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2015年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都對網絡文學發展提出了新要求。以此為契機，中國作家協會成立網絡文學委員會，并積極組織“中國網絡文學論壇”“網絡文學十年盤點”“重點作品扶持工程”“網絡小說排行榜”“網絡作家培訓班”等活動。伴隨外部力量加速下的“被主流化”，網絡文學開始關注現實題材與傳統文化，著力書寫宏大時代命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積極承擔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網絡文學主流化主要指商業性網絡原創文學主流化，長久以來被認為是不充分、過渡、不典型的網絡文學，與之相關的研究也處于學術場邊緣。但伴隨其主流化發展，學者們不得不接受超文本“先鋒性”預設在中國已然落空的現實，紛紛調整研究重心，對網絡原創文學經典化的討論應運而生，“群選經典”成為網絡原創文學經典化的主要路徑。網絡原創文學經典化問題的提出，標志著網絡文學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自證存在、自證價值的困境，也是網絡文學研究走出邊緣的重要轉折點。

2019—2023年，中國網絡文學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高頻詞有“中國經驗”“國際傳播”“海外傳播”“走出去”等。《2023年中國網絡文學發展研究報告》顯示，中國網絡文學海外市場規模超40億元，傳播范圍覆蓋日本、韓國，以及東南亞、歐美地區的眾多國家，涉及20多種語言。中國網絡文學歷經多年發展，積累了一批經過千錘百煉、被千萬讀者認可的精品網文，形成了以“爽”為旨歸的審美機制，建構起一套與粉絲社群運動合謀解構傳統文化秩序的產業化體系。在全球化語境下，中國網絡文學注定不會止步于“圈地自萌”“獨美”，而是憑借“好看”的樸素特質溢出中文世界。從2010年晉江“女頻文”在東南亞的“版權出海”，到2014年面向英語文化圈的翻譯網站Wuxiaworld的建立，再到2017年起點國際版正式上線并于一年后開放海外原創功能，直至2023年海外原創網文作品超過63萬部，中國網絡文學完成了從“作品出海”到“生態出海”的跨越，日漸成為一種與日本動漫、美國電影、韓國電視劇并列的世界級文化現象。基于此，中國網絡文學何以流行海外、網絡文學海外傳播模式、網絡文學出海中的問題與危機等，成為學界關注的重點。此時，網絡文學已從最初的文學“異端”，變成對外傳播戰略的重要載體和“講好中國故事”這一使命的重要肩負者。從合法性大討論到網文出海，中國網絡文學完成了從小眾到主流的變遷，網絡文學研究在學術場中的地位也不斷攀升。

2.從網絡文學批評研究到學院派網絡文學批評。2000—2010年，網絡文學批評研究逐漸興起，學界關注網絡大眾批評現象和傳統文學批評在網絡空間中的“水土不服”問題。學者們肯定了網絡大眾批評的價值，認為互聯網多元、自主、平等的對話機制，高度契合了文學批評的爭論本性。而針對網絡空間中傳統文學批評失效、網絡大眾批評教導和啟蒙功能不足帶來的文學發展危機，學界倡導學院派批評家們調整心態，破除語境隔閡，積極介入網絡文學現場，吸納網絡批評的經驗與優點，并結合具體的文本解讀與批評實踐，嘗試建立網絡文學批評標準與話語體系。本階段的網絡文學批評研究總體表現為，學者們以局外人身份對網絡文學批評表征出的問題、變化，進行總結思考式的“外部研究”，研究視角較少切入文本內部，對網絡文學實踐的指導性不足，此時段的高頻詞有“文學評論”“文學批評”“審美導向”“批評空間”等。

自2011年始，網絡文學“內部研究”逐漸興起，“敘事特征”“敘事策略”“穿越”“敘事”“民族主義”“數字人文”“數據化”等成為這一階段的高頻詞。產業化助推中國網絡文學蓬勃發展，出現了一批擁有大量“網絡人氣資本”和跨媒介跨文化影響力的作者與作品，形成了較為固定的類型、流派、趣味，緩解了學者們面對海量文本時無從下手的窘迫。隨著網絡文學“經典化”問題的提出，過去專注于存在形態和傳播機制的“外部研究”已顯不足，學界迫切需要深入挖掘網絡文學的內在文學性，以為其在文學史中錨定坐標。此外，一批本就是資深網絡文學作者、讀者的“學者粉絲”活躍起來。他們多為年輕一代研究者，能夠從知識結構、文化認同和話語方式等方面，溝通學院與草根、舊制度與新文學，擁有拓展網絡文學研究新視角、新方法、新話語的能力，他們迅速成為網絡文學“內部研究”的重要力量。這一階段，學界圍繞知名網文作者、作品、類型及具體的敘事策略、價值觀念，展開一系列有針對性的研究。網文動輒成百上千萬的單部作品字數和天然的數據化存在，為數字人文研究的開展提供了有利條件，一些學者開始嘗試將計算批評等全新研究方法引入網絡文學批評。學院派從旁觀者變為參與者，有效彌補了網絡大眾批評在學理性與深度解析上的不足。當下，學院派批評仍以理論期刊、專業圖書為主要發表平臺，雖然也出現了“媒后臺”“揚子江網文評論”等線上批評陣地，但其輻射力、影響力相較網絡大眾批評還極其有限，學院派批評家們的線上“批評公信力”依然羸弱，學界期待的“破壁”尚未實現。

3.從產業化的現象研究到對策研究。1999年至2010年是學界對網絡文學產業化現象進行觀察、思考的階段。“文學網站”“產業化”“付費閱讀”“娛樂至上”等是這一階段的高頻詞。在世紀之交互聯網泡沫破裂的背景下，網絡文學網站開始了對平臺盈利方式的艱難探索。隨著2003年“VIP付費閱讀制度”的建立和迅速推廣，網絡文學自身價值變現成為可能，中國網絡文學由此進入高速成長的新階段，“產業化”成為學界無法忽視的話題。學者們肯定了“產業化”對網絡文學發展的積極影響，但面對商業邏輯對自由書寫的綁架，對文學自律性缺位的擔憂，成為這一階段的主要話題。

2011年至今是學界介入網絡文學產業化進程為網文產業發展出謀劃策的階段。“媒介融合”“媒介變革”“版權保護”“侵權現象”“改編”“IP電影”“產業鏈”“影視改編”等是本階段的高頻詞。這一階段初期，網絡文學線上價值開發吃到移動閱讀全面崛起帶來的流量紅利，得以迅猛發展。但隨著移動用戶人口趨于飽和，流量紅利逐漸干涸，付費閱讀利潤空間小、侵權現象猖獗、不具備規模經濟優勢等諸多問題，日漸成為網絡文學線上開發的桎梏。與此同時，騰訊、阿里、百度等資本巨頭開始布局網絡文學產業，以知識產權為核心的超媒介、跨產業、破圈層價值開發時代拉開帷幕。學界也迅速調整研究視角與方法，從之前的現象研究轉向更具現實價值的策略研究，針對網絡文學產業化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積極探索解決方法。其中，全版權開發“倒逼”網絡文學自我提升，實現“內容為王”，成為學界和從業者認可的商業化與文學性共生的良性機制。總體而言，本階段回應了上一階段對文學性缺失的憂思，研究視野從文學領域擴展至經濟和法律領域，是學界順應不可逆產業化趨勢所做的思考，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積極的現實意義。

二、中國網絡文學研究的未來展望

（一）探索中國網絡文學起源、經典化問題研究的新視角

當前，隨著中國網絡文學的全球化崛起與資本化裂變，其述史研究已從精英史觀的“他者”審視，轉向了以“在場”“逼視”“親歷”為特征的中國網絡文學自我述史。在此范式轉型中，兩大懸而未決的核心問題亟待深入探討。

近年來，對中國網絡文學起源問題的爭議頗多。源頭問題是任何史論都無法回避的“元問題”，但受早期網絡技術發展所限，中國網絡文學相關史料難以完整有效保存，使當下對其源頭的討論多基于研究者的先入之見，加之對網絡文學本質的認識存在分歧，導致在源頭追溯上難以達成共識。未來就中國網絡文學源頭問題的討論，應分別從“中國網絡文學”與中國“網絡文學”兩個視角展開。“中國網絡文學”是立足全球對誕生在中國大陸互聯網空間中的文學樣式的命名，對其源頭的考察無需回避從當下特征出發的逆向審視。這不僅有助于在不完全的歷史資料條件下構建網絡文學發展的連續性，且有助于理解網絡文學如何響應特定歷史和文化背景下的社會需求與技術變遷。而中國“網絡文學”則是對互聯網空間中不同文學形式的集群式歸納，其范疇遠超過“中國網絡文學”，對其源頭的考察應采用“廣搜博采”的方式，通過民族志、訪談、數據修復等路徑，廣泛搜集、分析早期網絡空間中的文學作品、社區論壇及用戶互動的具體資料，以“論從史出、史論結合”的研究方式，對中國“網絡文學”的發生進行全面客觀的考察。

中國網絡文學經典化問題近年來也產生了新討論。一直以來，對網絡文學經典化的討論皆根源于傳統文學經典觀念與當下中國網絡文學實踐的斷裂，新的媒介環境與文化語境亟須適配新的文學經典評價標準。什么是網絡文學經典，網絡文學經典如何產生，仍是未來需要學界持續思考的問題。而自2021年黎楊全發表《網絡文學的經典化是個偽命題》（14）以來，相關討論則進一步聚焦網絡文學動態開放性與傳統經典靜態規定性之間的根本性悖論。然而，對網絡文學流動性的強調使其必然成為一種大而無當的“巨存在”。盡管趙靜蓉提出“事件經典論”（15），試圖為網文作品圈定一個張弛有度的邊界，但事件本身的過程性，使其必然又陷入另一種意義上的不確定。應注意，在現有商業化生產機制影響下，所有網絡文學都無法避免成為一種互動實踐，但受眾反饋存在從數據、批評到二次創作等多種路徑，不同方式對作者及作品的影響程度也不同，對其不加區分而矯枉過正地強調網絡文學的不確定性顯然過于片面。應將網絡文學視為一幅動態拼圖，作為內核的主體圖形已然穩定，而外圍的擴展可能催生新的圖形，也可能不會。在新的網絡文學經典范式確立前，如何在流動性與持存性間尋找到中間位，發現拼圖中的主要圖形與其演變過程，是網絡文學研究仍需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二）發展中國網絡文學海外傳播的“在地化”及譯介研究

近年來，中國網絡文學在聯通海外讀者與中國歷史文化、助力國家形象建構方面的作用日益突顯，“網文出海”已上升為國家戰略。在此背景下，隨著海外傳播體系和海外原創生態的不斷完善，中國網絡文學正逐步從“敘事套路”“產業模式”兩個維度，深刻重塑全球網文新格局，實現“中國網絡文學”向“中國式網絡文學”轉型。可以預見，中國網絡文學的國際傳播仍是未來網絡文學研究的重點之一。

盡管“網文出海”已進入新的歷史階段，但相關研究卻表現出明顯的滯后性。現有研究多從文化輸出國視角出發，對中國網絡文學的海外傳播進行宏觀考察與模式梳理，雖有助于把握“網文出海”的整體趨勢，但對具體案例和深層文化互動的微觀分析尚顯匱乏，尤其是對海外興起的“中國式網絡文學”關注不足。這導致對相關對策的討論往往流于表面，針對性和實用性有待提升。鑒于此，近年一些學者陸續提出并開展了網絡文學海外傳播的“在地化”研究，但研究總體仍處于方法引介的起步階段。未來，中文學界應持續深化跨國學術交流與對話，與海外學者協同探究中國網文的海外本土化實踐，考察不同文化背景下中國網絡文學的流行與接受障礙因素，關注其對當地文化的反哺與啟發，通過深入的微觀案例研究和文化分析，為“網文出海”中尚存的痛點、堵點，尋找更行之有效的應對之法。

此外，高水平的中國網絡文學譯介研究也相對不足。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人工+AI”的翻譯模式被引入網絡文學，通過喂食網文翻譯學習語料對AI模型進行訓練，能極大降低傳統人工翻譯的成本，縮短轉化周期，大幅提高準確度。中國網絡文學已進入“一鍵出海”“全球追更”的新時代。因此，學界不僅要關注網絡文學翻譯過程中的文化調適、方法論與倫理等傳統問題，還應深入考察人工智能與人類譯者在網文翻譯中的協同機制，探索如何構建高質量語料庫，以提升其處理復雜文化語境的能力，并由此審視機器學習可能引發的翻譯倫理問題，進而思考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在網絡文學產業中應用的可能。

（三）對現實類型網文的研究應從“現實題材”轉向“現實主義”

近年來，對網絡文學“新現實”的討論成為一個持續熱點。盡管學界對“新現實”的闡釋各有側重（16），但存在一個核心共識，即都以編碼化現實為前提，對形而上的、靜止的現實進行反思，認為數字媒介重新中介了人與實在界的關系，進而建構了新的現實。“新現實”為我們反思網絡文學的價值提供了新的視角，但也帶來了網絡現實題材類型小說邊界的不斷擴張。在此語境下，創作既可指向經典現實，亦可書寫虛擬生存體驗，更可再現虛實混雜的跨界生存狀態，現實與歷史、科幻、玄幻等傳統想象類小說的邊界曖昧難辨。因此，對網絡語境下“現實”的研究應從對“現實題材”的關注轉向對網文“現實主義”的思考。前者關注故事的來源與反映對象，后者追求兼具現實感、批判性與人文關懷的文學品格，即關注“新現實”如何被文學闡釋。這就要求學院派親密接觸文本，考察網絡作品的題材選擇、人物建構與情節鋪排，審視其如何真實反映網絡時代的生活圖景，剖析其對新媒介環境中新問題的揭示與批判，并探索其人文敘事的可能性與極限。

（四）開展“新質生產力”視角下的網絡文學產業研究

長久以來，中國網絡文學產業研究常陷入“問題孤立化、視角分散化”的困境，禹建湘等學者指出未來需加強對網文產業的全局性關照和要素間的整合性研究（17）。如何實現整合？關鍵在于建構或尋找一個貫通網絡文學產業內外關鍵因素的理論框架。“新質生產力”這一原創性概念，為網絡文學產業的整合性研究提供了一個恰適的理論視角。“新質生產力”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創新發展，內蘊新科技、生產要素優化組合、創新性制度保障三個主要因素（18），精準對應了當前網絡文學產業研究的三個維度：技術視角探索數字技術如何重塑文學創作、消費、版權保護、跨媒介傳播的新生態；生產要素視角研究網絡文學產業中資源的有效配置整合，如作者、新技術及平臺之間的相互影響協作；創新性制度研究則審視網絡文學產業與各項政策和法律環境等要素之間的互動。以此視角審視網文產業，有助于將當前零散的星群式研究連綴成一個相互支持、補充的生態系統：三個維度的綜合發展水平呈現了網絡文學產業“新質生產力”的發展現狀，為宏觀理解網絡文學產業的復雜性與動態性提供參考；考察不同維度間的互動關系，有助于識別網文產業發展中的關鍵驅動要素和潛在協同效果；挖掘影響網文產業“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因子，提供了綜合網文產業整體發展與具體問題的復合型研究視角，使相關研究能在更深刻地把握網絡文學產業發展趨勢和內在動力的基礎上，為可能存在的問題與挑戰尋找切實可行的應對策略，助推網絡文學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五）加強對數媒語境下人—機共生的新型創作模式及大眾文學審美異化問題的關注

隨著DeepSeek、ChatGPT、Claude、Sora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藝創作領域的廣泛應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否取代人的創作主體性，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當前，資本與技術的合謀注定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會止步于工程應用，但在技術奇點真正來臨前，其也難以完全取代人類，成為獨立的創作主體。在可見的未來，生成式人工智能只能作為一種具有創造性的有限主體與人類共生。因此，學界更需直面幾個緊迫的現實問題：如何建構和面向這種人—機共生的新主體模式？如何界定其法律主體的位格？此外，當前論者慣以人類文學評價標準審視、評論、甄選人工智能的書寫，而忽視了人、人工智能、人—機這些不同主體的區別，這種不自知的人類中心主義必然導致人—機關系的緊張。鑒于此，學界應思考建構面向人—機新型主體創作的評價范式。這絕非將人—機創作納入既有的藝術范疇，而是藝術觀念的擴張。新的范式需要突破單一的人類視角，尋找與作為“他者”的數字研究者的合作，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走出當前我—他我關系的人類中心主義，打破長久以來文學作為一種人類共同語言游戲領域的封閉性，在人與人工智能的交換場所中思考文學新的可能。

當前，數字資本主義對文學網站用戶勞動的異化也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尤其是網絡文學平臺對作者主體性的剝奪及對讀者情感消費的操控，但現有研究較少關注數字技術對大眾文學審美異化的問題。在免費閱讀模式不斷鋪展的當下，網絡文學空間呈現出審美的無限平均化：讀者在平臺同質化信息流的轟炸下，失去了對自身行為的反思性，造成審美的固化和圈層化，而其審美偏好通過數字權力對作者產生規訓與影響，進而對文學創作的多樣性與創新性造成傷害。因此，如何平衡網絡文學平臺算法偏見與道德責任，如何建構和引導網絡文學讀者的多樣審美等問題，亦需要得到更多的關注。

（六）加強對非商業化網絡文學的關注

商業化與主流化構成的反身性，使以大長篇、類型化為代表的網絡書寫，悄悄置換了大眾對網絡文學的認知，遮蔽了游弋在商業化、主流化視野外的非商業化寫作，使后者在學術場中長期處于“失聲”狀態。如果認同“網絡文學”這一命名不僅指向一種新的文學載體，更代表了一個空前開放的文學公共空間，就應看到其中還活躍著大量非商業化實踐。網絡同人文學（19）無疑是最為活躍且最具影響力的一支。開放、便捷的網絡空間為同人社群提供了繞過紙質出版機構的發表、交流渠道，使中國網絡文學在誕生之初就被編入了“二次創作”的文化基因。從《此間的少年》《悟空傳》到引發“227事件”的《下墜》，愛好者們源源不斷的生命自驅力，推動著中文互聯網中同人文學、文化譜系的持續演進。截至2023年6月，國內最大的同人社區LOFTER（樂乎）聚集了1.5億用戶和超過1300萬創作者（20）。截至2024年12月，全球最大的同人創作平臺Archive of Our Own（AO3）有超過7%的內容來自中文社區（21），參與者數量與文本的驚人規模，無不證實了同人是互聯網世界中活躍的社會組織樣態與文化、文學形式。這類網絡文學的“失聲”不僅表現在研究數量與其實踐規模的巨大落差，也表現為研究的整體滯后及理論與實踐的斷裂。究其原因，早期研究者并非同人文化的直接參與者，因而總是在社群外部以精英本位視角對其進行理論、主題先行的價值判斷。當前，一些從社群內部成長起來的“學者粉絲”，開始自覺地將進行時的同人敘事、文化、元素介紹給主流學術界，但其聲音仍顯微弱，尚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近年來，網絡同人在資本、媒介、消費等多種力量的干預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樣態，需要更多學者以平視姿態介入，并開展多元視角的“在地化”考察。

（七）“真正的網絡文學”需要重新發現

2004年，歐陽友權在《網絡文學本體論綱》中，用“真正意義上的網絡文學”特指離開網絡就無法生存的超文本、多媒體作品或電腦軟件自動生成的“機器之作”，以此區別于廣義的、過渡的網絡文學（22）。然而，伴隨著網絡原創文學的發展與主流化，這一先鋒范疇反而在研究中被邊緣化。此后，學界雖然圍繞“數字文學”“新媒介文學”等概念陸續重啟了對其的討論，但因本土相關文學實踐的匱乏，這些研究大多淪為對西方相關理論的借鑒與引申，時常陷入理論空轉，面臨價值與存在的雙重危機。這是因為“真正的網絡文學”本質是一種網絡精英寫作（23），而西方一些研究者在本世紀初就發現，“真正的網絡文學”在專業讀者圈以外的世界并不受歡迎（24），對大眾缺乏吸引力是其文學實踐難以依靠民間力量自覺發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學界對“真正的網絡文學”的研究，應以鼓勵知識精英進行相應的文學創作為支點展開。事實上，在西方數字文學領域，研究者同時身為創作者的現象并不罕見，如創作了《下午，一個故事》的喬伊斯，創作了《搖滾符號》的瑪麗-勞爾·瑞安等。瑪麗-勞爾·瑞安甚至總結了兩種使用“媒介語言”去建構數字文本的方式：“從思想開始，然后尋找最能服務該思想的媒介，或從某一媒介出發，然后追問可以用它做什么。”（25）在新媒介融合的歷史語境中，AR、VR、MR、元宇宙、全息影像等數字技術，表征出前所未有的語言形式與敘事潛力。如何利用這些語言去組織文本，這些語言可以講述怎樣的故事，這些或許是當下學者更應該思考和實踐的問題。

此外，應加強以文學理論視角對電子游戲的考察。目前，學界對電子游戲的研究集中在產業經濟、社會文化、受眾心理三大領域。既有的文學研究中，多數學者將游戲視為網絡文學發生的環境或文學題材、故事、要素的來源，并以游戲為外在參照，對網絡文學的批評、生成、審美接受機制進行觀照或理論重構，致使當前的網絡文學研究呈現出“泛游戲化”傾向，但電子游戲本身卻被忽略了。而那些處于電子游戲與文學交叉點上的研究則主要圍繞兩個問題展開：電子游戲能否敘事？電子游戲是否是文學？這實則是千禧年西方游戲學與文學論爭在中文語境中的移植與延續，也注定這場討論無法達成共識。要取得研究上的突破，就必須跳出這一框架，從二者的具體特征、價值立場出發，重新審視其關系。應看到，電子游戲和文學之間存在著深刻的雙向需要。對電子游戲而言，文學敘事不僅賦予其鮮明的故事性，更提供了“扼殺時間”之外的價值要素。對文學而言，一方面，盡管與研究者們“實驗性”“先鋒性”的期待存在偏差，但電子游戲無疑是當前實踐最為豐富、受眾最為廣泛的“真正的網絡文學”，它將理論家們對文學的一些前瞻構想變為現實；另一方面，電子游戲作為建構于新媒介技術中、擁有全新表意手段的文藝實踐，極大地沖擊著既有文藝理論范式體系，迫使文學建構新的話語體系、尋找新的理論視野，對其進行檢視與闡發。電子游戲可能成為新技術時代文學理論變革發生的契機與支點。因此，以文學視角對電子游戲進行考察研究應是未來學界關注的重點。

三、中國網絡文學研究深化發展的實現路徑

過去幾十年，伴隨中國網絡文學不斷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心，網絡文學研究也漸成顯學。但不可否認，我國的網絡文學研究仍存在很多不足：當前我國網絡文學研究學者合作少，機構聯系不緊密（26），尚未形成有凝聚力的學術共同體；既有研究多是以精英話語對網絡文學進行“學術收編”，前瞻性和引導力尚待提升；受困于卷帙浩繁的網絡文學體量，具體的文本批評僅圍繞個別熱點作者的熱門作品展開，難以避免研究對象單一、論述內容空泛的問題，等等。為推動中國網絡文學研究的深化發展，應著力構建“主體—對象—方法”的一體化路徑支持體系：通過建構跨機構、跨專業、跨場域、跨文化的學術共同體，打造全面、客觀、及時的中國網絡文學數據庫，引入數字人文研究方法的同時革新網絡文學研究與價值范式，促進網絡文學知識生產量質齊升。

（一）主體：推動建設網絡文學多元知識主體的良性互動機制

當前，中國網絡文學呈現出媒介化、產業化、國際化發展趨勢，網絡文學空間中文學、文化生態紛繁復雜，既有的以“學院派”“文學”“傳播學”“中文學界”為代表的孤立、單一的研究視角，已無法適配中國網絡文學的復雜實踐。鑒于此，著力推動建設多元知識主體的互動機制已成為當務之急。首先，要重視網絡文學研究的人才培養，從年齡、知識、專業等多個角度打造合理的人才矩陣和梯隊，以對話協商、交流共建的方式努力推動不同機構網絡文學研究者開展合作。其次，推動知識生產從“知識中心”向“問題中心”轉換，圍繞現實問題和需求組織研究人員、凝練研究方法，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逐漸突破學科與學科、學術鏈與產業鏈的壁壘，完成層次豐富的跨學科“問題共同體”建設。再次，要變革和創新學科理念和制度，大力推動網文研究互動社區的建設，鼓勵學院派進入現場開展文學批評活動，打開草根派進入學術場的通道與空間，在消除學院與草根派各自偏見的基礎上，形成包容性的研究生態。最后，加強中國網絡文學研究的跨國交流合作，立足網絡文學這一中國文學的具體經驗，重視理論概括與提升，構建中國網絡文學研究的話語體系，推動中文研究成果的外譯，提升中國網絡文學研究的國際影響力。

（二）對象：加強對網絡文學資料的系統化保存和管理

新媒介技術前所未有地加速了人類訊息的更新頻率，使數據囤積、壓沉、丟失成為一種普遍的文化景觀。我國網絡文學研究存在的一些爭議、問題、盲區與過往數據的缺失不無關系，而正在生成的網文數據也在以驚人的速度散逸、變形。打造中國網絡文學數據庫已成為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網絡文學數據庫的建設需要聯合多方力量：在政府層面，除了制定關于網絡文學數據收集、保存、使用和共享的明確指導原則，確保數據的合法性和安全性外，還要提供專項資金以支持網絡文學數據庫的建設、維護及相關研究和開發項目；在企業平臺層面，要注重平臺數據的保存與共享，提供數據爬取、篩選、分析等技術支持，助力數據庫的建設和維護；在研究機構層面，要組織專業人員以專題研究的方式，對文學文本和數據資料進行詳盡的搜集與整理，尤其是對那些已經散失的早期實驗性超文本作品，應通過參考既有資料、民間信息，并結合創作者或親歷者的口述進行復原、重制，修補中國網絡文學的歷史斷層；要提高網絡文學研究者的數據保存意識，鼓勵并支持建設基于研究者個人知識生產的網絡檔案庫；應建立數據庫糾錯、反饋的動態管理機制，盡可能保證數據的真實性與及時性。

（三）方法：持續發展和推廣數字人文的研究方法

從具體的生產模式與載體看，中國網絡文學無疑已進入“數字人文2.0”時代，但從與之相關的研究規模、技術、方法看，我國網絡文學研究遠未達到與之相適配的水平（27）。研究方法與價值范式的落后，使當前網絡文學研究難以克服感覺、印象的偏差，長期處于失能和失語狀態。為扭轉這一局面，首先，要加強數字人文研究的基礎設施建設，打通信息壁壘，構建一個貫通各大平臺、社區與數據庫的學術端口，向專業研究者開放高質量的文本語料庫，同時配套開發和優化適用于網絡文學研究的數據分析工具和AI輔助工具；其次，要提升文學研究者的數字素養，在文學專業中增設數字文本分析、編碼技術等課程，組織研究者參與數字人文相關培訓，保證其數字技能的現代性，同時鼓勵學科間的交流和跨界，加強文學研究與計算機科學、數據科學等學科緊密合作；最后，要構建適配“數字人文2.0”時代的文學研究新范式，文學研究者應轉變思路，通過人文與技術合作帶來的范式融合，積極探索、建構“數字人文主義”的思維模式、批評話語。必須明確的是，文學研究絕不能淪為純粹的技術操作，而必須與審美研究深度融合。因此，文學研究者應認識到數據、計算、模型的局限性，時刻警惕對數字技術的盲從和對工具理性的濫用。

注釋：

（1）歐陽友權：《新世紀以來網絡文學研究綜述》，《當代文壇》2007年第1期。

（2）（17）禹建湘、張浩翔：《網絡文學研究的多元視角分析與展望——2023年中國網絡文學批評綜述》，《當代作家評論》2024年第3期。

（3）單小曦：《網絡文學“內部研究”：現實依據、問題域與實踐探索》，《學術研究》2020年第12期。

（4）以CSSCI為數據來源，對“網絡文學”“新媒介文學”“數字文學”“超文本文學”“網絡小說”等關鍵詞進行主題、關鍵詞窮盡式檢索。由于CSSCI數據庫文獻收錄時間最早為1998年1月1日，因此將檢索時間設為1998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采用“高級檢索”模式，檢索文獻類型為“論文”，有效樣本時間跨度自1999年2月至2023年12月，對其中書評、訪談、筆談、主持人語及重復樣本進行手動篩除，最終確定樣本量為1006篇。

（5）中南大學和北京大學相關研究發文量占比分別為13.23%和8.07%。

（6）本文使用普蘭斯定律確定網絡文學研究領域核心作者，公式為：M=0.749×（Nmax)0.5，其中Nmax為最高產作者發文數量，M為核心作者應達到的最少發文量。經過計算得出：發表論文數量在7篇以上的作者為該領域核心作者。

（7）一般來說，關鍵詞可以高度概括一篇文章的核心內容，反映文章的研究方向和研究主題。在某一領域，如果一個關鍵詞或主題詞在眾多文獻中反復出現，說明該關鍵詞或主題詞所表征的研究主題是該領域的研究熱點。通過對關鍵詞的時間序列進行分析，可以了解該領域研究熱點的演化動態。

（8）許苗苗：《游戲邏輯:網絡文學的認同規則與抵抗策略》，《文學評論》2018年第1期。

（9）（22）歐陽友權：《網絡文學本體論綱》，《文學評論》2004年第6期。

（10）邵燕君：《網絡文學的“網絡性”與“經典性”》，《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

（11）單小曦：《網絡文學評價標準問題反思及新探》，《文學評論》2017年第2期。

（12）戰玉冰：《網絡小說的數據法與類型論——以2018年的749部中國網絡小說為考察對象》，《揚子江評論》2019年第5期。

（13）王小英：《論融媒體視域下的“中國網絡文學-”》，《學習與探索》2020年第7期。

（14）黎楊全：《網絡文學的經典化是個偽命題》，《文藝爭鳴》2021年第10期。

（15）趙靜蓉：《網絡文學的經典化何以可能——兼與黎楊全教授商榷》，《文藝爭鳴》2022年第11期。

（16）如禹建湘提出“虛擬現實”（禹建湘：《網絡文學虛擬美學的現實情懷》，《江海學刊》2020年第3期），黎楊全提出“新媒介現實”（黎楊全：《網絡文學：新媒介現實主義的崛起》，《中州學刊》2019年第10期），王玉玊提出“數碼人工環境”（王玉玊：《編碼新世界：游戲化向度的網絡文學》，第294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22）等。

（18）劉守英、黃彪：《從傳統生產力到新質生產力》，《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4年第4期。

（19）商業化網絡文學平臺中亦存在同人創作，此處僅指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同人文學。

（20）《網易LOFTER榮獲2023Topdigital創新營銷獎“年度媒體平臺”大獎》，引自https://m.tech.china.com/tech/article/20230630/062023_1362657.html。

（21）筆者通過“Language”檢索，對Archive of Our Own平臺“中文”分類下（包含國語、廣東話、閩南語、客家話等子類）作品數量統計得出，數據統計截至2024年11月5日。

（23）單小曦：《“作家中心”·“讀者中心”·“數字交互”——新媒介時代文學寫作方式的媒介文藝學分析》，《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8期。

（24）D.S.Miall，T.Dobson，Reading Hypertext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 https://jodi-ojs-tdl.tdl.org/jodi/article/view/jodi-36.

（25）〔美〕瑪麗-勞爾·瑞安：《故事的變身》，第122頁，張新軍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

（26）通過Citespace繪制我國網絡文學研究機構合作圖譜，網絡密度為0.0008，說明網絡文學研究機構之間的聯系松散，并未形成完善的學術合作網絡。作者共現圖譜中出現了以歐陽友權、邵燕君、周志雄為中心的作者群，這些作者通過機構、師承關系，形成相對密集的合作，但從總體看，作者合作關系網絡密度為0.0009，這說明我國網絡文學研究作者合作關系較為松散，核心作者群外還存在大量獨立研究者。

（27）單小曦、王櫻子：《作為“數字人文2.0”的新媒介文藝批評》，《中國文學批評》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