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文史研究領域正在悄然發生著一些有趣的變化，彼此的疆域逐漸模糊起來，讓人產生一種幻覺，感到歷史中有文學，文學中有歷史。傳統文學研究似在尋求向歷史靠攏的途徑，關注歷代官制、歷史地理、天文歷算等，表現出實證研究的趨勢。在深化傳統經典研究的同時，文史研究工作者逐漸下沉，更加關注地方性文獻與個性化史料，在上層建筑與底層邏輯之間，探尋歷史的多重面向。受其影響，我對日記、年譜及各類雜鈔等出版物比較關注，頗有感悟。

一

十年前，我受邀參加鳳凰出版社主辦的“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出版座談會，即興談了三點想法。一是近現代的意義：它連接著古代與當代，連接著中國與外國；想要深入了解當代中國的一切，就必須了解近現代歷史的發展。二是這套“稀見”史料的價值：日記、書信、雜著等，個人化、私人化色彩比較濃重，隱含著很多不為認知的信息，可以從若干不同的側面反映時代。三是史料與史識的關系：史料研究永遠不會過時，我甚至說過一句話：“誰繞開史料，學術界將來一定會繞開他。”但史料不能解決一切問題，這里牽涉到一個史料與史識的問題。胡厚宣先生對此有過很好的比喻，他說，如果說史料是建筑材料的話，史識就是建筑構圖。沒有材料，再好的圖紙也蓋不成房子。當然，沒有圖紙，再好的材料也只是材料。如今十年過去，張劍、徐雁平、彭國忠他們這個團隊做到了每年出版一輯“稀見史料”，十年十二輯，共出版各類史料120余種，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日記。如第十輯收錄十四種史料，日記或包含日記在內的史料就占去十種。

中華書局“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所收多為“大人物”的日記，如《晚清軍機大臣日記五種》《翁心存日記》《許寶衡日記》《王韜日記》《紹英日記》等；也有一些重要或不很知名的文人學者的日記，如《皮錫瑞日記》《管庭芬日記》《譚獻日記》以及《朱希祖日記》《宋云彬日記》《陳乃乾日記》《王伯祥日記》《楊樹達日記》等。

商務印書館《蔡元培全集》凡十二卷，二〇二五年出版，序跋、詩文、書信、日記單獨成冊。日記四冊收錄蔡元培一八九四年至一九四〇年間的日記，并附《自寫年譜》一份。《柴德賡日記》自一九四四年三月至一九六六年一月，時斷時續，記錄了柴德賡先生二十年的生命歷程。

此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吳宓日記》正續編二十冊、人民教育出版社《葉圣陶日記全編》六卷等，都在學術界產生廣泛影響。不僅如此，當代學人日記如《劍虹日記》（青島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版）等，當代人記錄當代事，同代人讀罷，感同身受。

我自己寫日記，也愛讀日記。寫日記，是為了記錄下自己每一天的成長歷程；愛讀日記，是因為這種比較私密的文獻，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有趣的私人記憶和生活細節，可以視之為學術史的后臺實錄。如《楊樹達日記》一九四九年二月七日載薩本棟去世的消息：“中研院士八十一人，此公首殞，年才四十六也。”該書卷首有中研院一九四八年第一次院士會議合影，知道薩本棟上年剛評上院士。又如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借范文瀾《近代史》上冊，閱其《太平天國》一章，敘事議論夾雜不明，拙于文也。標李鴻章為大買辦，亦嫌失實。范君天資不高，而今日推為首屈一指，史學界真無人也。”當然，這只是個人的評價。

魯迅在《華蓋集續編·馬上日記序》中將日記分為三種。一種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著這樣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很能看出作者的真性情，“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魯迅說自己的日記較少流露情感，只是記載“信札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面目，更無所謂真假”。與“正宗嫡派”的日記略有不同。還有一種是寫給別人看的，以日記為著述，魯迅認為他的同鄉李慈銘的日記就是如此，“上自朝章，中至學問，下迄相罵，都記錄在那里面”。對此，魯迅頗感不滿。《三閑集·怎么寫》說：“《越縵堂日記》近來已極風行了，我看了卻總覺得他每次要留給我一點很不舒服的東西。為什么呢？ 一是鈔上諭。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響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覽’。二是許多墨涂。寫了尚且涂去，該有許多不寫的罷？ 三是早給人家看，鈔，自以為一部著作了。我覺得從中看不見李慈銘的心，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騙。”其實，《李慈銘日記》（浙江大學出版社2024年有最新整理本）未必如魯迅所說的那樣。首先，李慈銘抄錄上諭，實際是積累文獻資料，便于自己翻檢。對于讀者來說，這些資料按年月編排，極有助于了解日記作者所處歷史背景、國內外大事等。其次，總共涂抹不過百余處，字數不多，且集中在日記的前期，抹去他最厭惡的人名而已。

書信整理也是近年的出版熱點。浙江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朱鐸民師友書札》《關德棟師友書札》《梅冷生師友書札》《董每戡書信輯存》《譚正璧友朋書札》《郭連貽郭在貽信札合集》《周汝昌致嚴中書書信集》《夏承燾友朋書札》《陳橋驛致靳生禾手札集》，都是近代重要學者的書信往來，是珍貴的學術史資料。中華書局《曹元弼友朋書札》，商務印書館《吳宓師友書札》等，以及前面提到的鳳凰出版社“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也收錄了大量書信資料集。還有若干內部印刷的書信集，將來必煥發異彩。

整理日記、書信其實非常繁難，識字釋讀難，辨識名號難，追尋本事難，人事忌諱難，體例統一難。但千難萬難，總得有人去做，迎難而上，這是學者的本色。我很佩服日記和書信的整理者。

閱讀這些經過整理的日記和書信，我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作者，了解作者的時代，更了解今天的由來。對此，我在《日記中的家事、國事、天下事——我讀〈李慈銘日記〉》（待刊）一文中有具體的論列，不贅。

二

知人論世，首先要從年譜開始；進入歷史，也應從編年史起步。《新唐書·儒學·柳芳傳》：“故善言譜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地望、姓氏、婚姻，乃是譜諜學研究的三個要素。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將年譜和傳記稱為“人的專史”，納入新史學的范疇。該書還專辟《年譜及其做法》一章，論述了年譜的種類、體例、格式，以及做年譜的益處等問題。胡適也提出了類似的見解（參見拙文《胡適心目中的理想年譜與傳紀文學》，載《中華讀書報》二〇二五年六月四日）。

年譜的編纂由來已久，當下也不冷不熱，但永遠會存在。我們讀《論語》，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孔子和弟子談話時，有時很隨意，比如和子貢、子路談話，幾無設防；和顏回對話就很不一樣。顏回畢恭畢敬，總是很虔誠的樣子。如果據此就籠統地說他們師生之間的關系有遠近親疏的差別，或者據此推斷他們的性格有怎樣的差異，就比較輕率。按照年齡排下來，子路、子貢和孔子的年歲相差不多，而顏回則不然，相差有三十多歲。由此不難推想，年齡相近，說話會較少顧忌。

從事文史研究，作家年譜、時代編年，必不可少。我喜歡讀年譜、編年史，收集了很多同類著作。新近出版的《姚鼐年譜》（盧坡著，中華書局二〇二五年版）、《馮沅君陸侃如年譜長編》（張可禮著，山東大學出版社二〇二五年版）、《胡適年譜長編》（宋廣波著，湖北人民出版社二〇二四年版），以及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的“江南歷史名人年譜叢刊”（如周絢隆《陳維崧年譜》、劉貝嘉《于敏中年譜》等），都是非常出色的著作。

編年史著作從古代的《春秋》及其“三傳”到《資治通鑒》等，傳承有序，歷久彌新。學術史編年有《中國學術編年》《宋元明清儒學年表》《中國語文現代化百年記事》以及古代文人學者生卒年的辨析著作如《宋人生卒行年考》《清代科舉文人官年與實年考論》等，既深且細。從文學史的角度看，斷代編年有《先秦文學編年史》《秦漢文學編年史》《中古文學系年》《南北朝文學編年史》《唐代文學編年史》《元代文學編年史》《二十世紀文學編年》《中國當代文學編年史》等；通代文學編年有《中國文學編年史》，從先秦到當下，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系列。還有專題性的文學編年史，如《桐城派編年》《中國左翼文學編年史》《〈文學評論〉編年史稿（1957-2010）》等。就說這一百多年來的語言變化，從文言到白話，從“我手寫我口”到言語統一，中間經歷了哪些具體的變換環節，《中國語文現代化百年記事》（商務印書館二〇二一年）從一八九二年盧戇編寫《一目了然初階》起，逐年輯錄與中國傳統語文現代化轉變相關的重要人物、著作、會議、活動、文件等重要原始資料，彰顯了中國語言共同化、文體口語化、文字簡便化、表音字母化乃至當下文字信息電腦化的全過程。

上述著作讓我們充分認識到，所有的歷史事件都是在某一特定的時空中發生的，時間和空間是物質存在的形式。“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間和時間，時間以外的存在和空間以外的存在，同樣是非常荒誕的事情。”（恩格斯《反杜林論》）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都只能在時間和空間中進行。研究歷史，研究文學，不能脫離特定的時間與空間，否則便無法認識歷史事件背后的原因，很難理解歷史人物的復雜感受。

三

與此相關聯，近年還出版了若干雜鈔、筆記一類的著作，也是我最愛讀的書。如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元明清史料筆記”“清代史料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筆記叢書”，我都盡可能收集、閱讀。

有些地方出版社也推出了很有特色的雜鈔、筆記。如中州古籍出版社修訂再版的《如夢錄校注》（二〇二二年版），以前沒有怎么注意。二〇二二年四月，在開封文物考古研究院萬軍衛的陪同下，我們參觀了剛剛發掘的州橋遺址，看到由大水沖擊而成的瓦礫堆積，很可能是崇禎十五年大水淹沒開封城造成的。《如夢錄》記下了這段慘痛的歷史細節：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三日，李自成攻打開封城，始終攻不下來。崇禎十五年五月二日又至，“不敢進城，四面軟困，河北數營兵馬不能過河，無數軍糧不能轉運。時議于狼城崗掘河渰賊，即有奸讒暗劃陰謀。假進拒敵之策，實為破城之術，誤中彼奸，墮爾彀中，國主、郡中箝口不言，諸王、上臺、鄉紳隱默不語，致使河伯震怒，于九月十七日，揚波鼓浪，洪水潑天，洶涌泛漲，頃陷城垣。居人溺死者十有八九，救援不及一二，叫苦連天，呼救滿河，如魚游于沸鼎之中，可憐數十萬無辜生靈，盡葬魚腹之內”。狼城崗在今開封城西，距城三十五里，今分為東狼城崗、西狼城崗，屬鄭州中牟縣管轄。《如夢錄》記載似是官府掘堤，而《明通鑒》卷八十九認為是李自成所為：“九月壬午，李自成決河灌開封城。”不管始作俑者是誰，那場水災死了數十萬人，則是事實。那天，我們還參觀了雙龍巷一處明代居民區遺址，街道的走向，房屋的格局清晰可見。據萬軍衛先生介紹，這里發現了很多骸骨，有的就倒在灶臺前，死前可能正在生火做飯；還有很多桌椅板凳以及門床等實物，朝著一個方向倒下，顯而易見，就是那場大水留下的災難現場。

歷史就在眼前，是昨天的事，也是身邊的事。那些人，那些事，讓人久久不能釋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