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前三十年，漢語大眾化的趨向以梁啟超倡導的“文體革命”為端緒，繼而是以胡適為代表而實現于五四時期的“白話革命”，在他們之后，瞿秋白首倡的“文腔革命”則構成了這個過程中的第三階段。

近代化的歷史變遷引發了多方面的社會轉型。戊戌變法為國家富強召來“民權”，又由“民權”而關注大眾，并著力于啟導大眾。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二十世紀初年的“文體革命”意在改變原先舊式文言的文體，使之向大眾化的淺俗化轉變。梁啟超作為這場革命的倡導者，由《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的思考開始，創造了一種以報章為載體的“新民體”，這種文體通俗易懂，而且糅合了古文、時文、散文、駢文的特色，極大地擴展了讀者群和受眾面。

瞿秋白指出，就文體革命預想的目標而言，其并沒有成功。隨之而來的無論是“林紓的古文小說”，還是“南社文人的詩古文詞”，都企圖在“舊文體里面裝進新的維新思想”，最終形成的不過是一種“現代文言”。這種文體既無法充分表現新思想和新生活，又難以在“識字的下等人”中得到普及和應用。在這個過程中實現的從“古代文言的小說”到“現代文言的小說”的轉變，是一個“自然而然的變更”，沒有經歷過任何抵拒和論辯。之所以如此平和，即因它們是隨著商品流通的規律而退出市場，其間沒有本質上的除舊布新。因此，這些文言小說不僅“不是國語的文學”，而且無法建設為新的文學。

“白話革命”沿“文體革命”而來，又超越和否定了“文體革命”。瞿秋白充分肯定了“白話革命”，稱之為樹立了建設“國語的文學”和“推翻禮教主義”的旗幟。但深論之，他又將這場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革命分為兩個階段和兩個營壘。

兩個階段是指1919—1925年以“個性和肉體的解放”為傾向的第一個階段，和1926—1930年代以“集體主義和匪徒精神”為傾向的第二個階段。兩個營壘，一是辛亥革命之前的“下等人”領袖變為“高等人”的營壘；二是“下等人之中的下等人”，即“奴隸牛馬”的營壘。

瞿秋白認為，就文藝內容而言，第一階段的文學革命確實形成了特定意義上的“新的文學”，并衍生了諸多派別，如“新式的禮拜六派”、從《覺悟》《學燈》《晨報副刊》發展而來的“良友派”等等。但以“文腔改革問題”為準尺，則這些變化又尚未形成真正的“國語的文學”。在他看來，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確實產生了一種新的語言——“新式白話”。但這種“新式白話”太過西化，就連“識字的高等人”也大半難以理解，“新文學的市場”幾乎完全局限于“新式智識階級”，即“歐化的智識階級”，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普洛大眾”。

瞿秋白說，白話革命的直接結果，是多數人“僅僅只是用‘的嗎了呢’代替了‘之乎者也’的梁啟超式的新式文言”。因其文腔的西洋化而無法真正為大眾所接受，最終仍然只能成為知識分子之間的自說自話。所以，這場“白話革命”是不徹底的。

在瞿秋白的“文腔革命”中，作為社會群體的大眾既是最初的出發點，又是不可移易的立足點。他指出中國的文字為儒士等級壟斷，只是少數知識精英的“江湖切口和密碼文書”。“只要稍微深刻一些的情感、思想、概念、感想”，就必須用這種儒士等級的文言去表達，“而平民群眾的言語”，卻只能“用在最簡單的日常生活里面”，因此，極少有“發展和進化的機會”。他認為：“新式白話的文藝應當變成民眾的。”正是出于這種一貫的平民立場和大眾意識，他所主張的漢語革新堅持以大眾取向為評判標準，將“文字革命”的目標設定為創造一種“幾萬萬群眾所能夠運用，容易學習，而且可以用來參加高深的學術文化生活”的“新式的中國文”。

他制定了一套更具體、更完備的革新方案——“瞿氏方案”，不僅在“言語”和“語法”，而且在“語音”和“文字”方面尋求更徹底、更全面的改造。

就“言語”一面而言，瞿秋白主張以翻譯為途徑，創造新的詞匯和句法，使表達更為準確和精密；同時吸納來自各地民眾的言語和代表哲學、科學、藝術等現代知識的詞匯和表達。就“語法”一面而言，瞿秋白的重心在于句法的創新。他曾非常具體地談及運用文言字眼和外國句法以增加白話的豐富性、精密性和準確性，而宗旨則在以融古典入現代、化外國為中國，并且相當重視新式標點的使用。

在胡適的“白話革命”中，國語和白話作為其革新目標，被視作等同，因此很少介入“語音”的層面。而瞿秋白的“文腔革命”則恰恰以語音為切入點。他從語音層面思考漢語革新的路徑，將當代口語語音視為現代語言學的基礎和主體。

他研制出一套科學的“普通話”拼寫方案。具體而言，就是“根據中國言語發展的趨勢”創造出“全國公用的、主要的言語”，即“普通話的現代中國文”及各地的“方言文”，并且“根據這種發展趨勢之中的字眼的多音節化，字音的中立化，文法上的字尾之類的產生和形成”等，對普通話“采取羅馬字母和拼音制度”。1929年，他推出小冊子《中國拉丁化的字母》，1932年，他又推出《新中國文草案》，試以中國文字的拉丁化為“中國的億萬文盲群眾的政治發展和文化發展”提供“一個強有力的因素”，使“億萬勞動群眾”可以“迅速得到扎實的文化和智識”，迅速“學會運用”。

清末以來的近代化歷史變遷中，已經產生了對漢語拼音的思考和探索，并在此后數十年中延續。其中先后出現過盧戇章的“切音字”、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勞乃宣的“簡字全譜”，及民國初年吳稚暉、錢玄同等的主張。瞿秋白的方案無疑是延接這個過程而來，但其取向和目的都由漢語大眾化界定和賦予。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