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面世的《林徽因文集》（“百花文藝”版）、《林徽因文存》（“四川文藝”版）、《林徽因集》（“大百科全書”版），它們的書名，編者都不愿或不敢冠以“全集”。近年來倒是出現過幾種冠名“全集”的林徽因作品出版物，其實都是上述“文集”“文存”的重新編排組合，實際并未增添多少集外作品，距“全”的要求尚遠，有的不及已經相當齊全的《林徽因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今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始推出《林徽因全集》，篇幅大增為八卷（含第八卷近二十萬字的“附卷”《林徽因年譜》），正陸續付梓。這一套集林氏文字大成的版本，才算得名副其實的“全”集，它不僅補編了新發現的數量可觀的多種林氏文字：多首詩歌、多篇重要文章、多封信札，還收入從未披露的英文詩（非漢譯英）《A New Meaning》（《新的意義》）、《Laughter》（《笑》）、《The Walk Desolate》（《荒涼的獨行》）。尤其亮眼的是，首次編入全部林徽因致費慰梅、費正清英文書信（中英文對照，合三卷），極大豐富了林氏文字的內容。此前她的英文書信僅少數見諸他人著述，而且只是片段。今年面世的人文版“全集”已出至第五卷《英文書信：一九三五—一九四〇》。她給兩費的信函數量遠遠超過今存林徽因致其他親友書信的總和，單是1935年至1940年期間就多達七十余函，還不計散佚無存的若干封（1940年后將續編為后兩卷）。

以健談聞名的林徽因，同樣健于筆談。面對知音費氏夫婦，尤筆端開閘，不能自已，留下大量信息。今存林徽因小說僅寥寥六個短篇，而她是有過創作長篇小說宏愿的，已經開筆：“眼下我正在奮力于一個長篇創作，可能要花上幾個月的時間。”（以下引文，未注明出處者皆錄自全集“英文書信”卷。）不詳何故，此愿沒有遂意，讀者不能不引以為憾。傳聞林徽因英文水平亦佳，她曾經表示“正努力創作英文文章，很想把它寫完，而且還要寫得漂亮！”，但像她的長篇小說創作一樣，又未能完篇。欣賞不到她英文的創作才華，又是個遺憾。她多與外籍友人過從，讀者只是熟知費氏夫婦，鮮少知悉她的外籍友人還有另外一群，如英國詩人哈羅德·艾克敦，如多莉、勞麗，如邁耶斯夫婦及美國女演員艾琳·麥克馬洪和她的建筑師丈夫克拉倫斯·斯坦因。多莉·泰勒的名字出現在英文信里最多，若不計費氏夫婦，大概林徽因與多莉的關系最為密切了。北平既有聚集故都精英的“太太客廳”，還有外籍友人聚會于梁家的“太太派對舞會”，多莉和勞麗都是常客；罕見林徽因與這群外籍友人交往的史料，讀者至今茫然，幸好英文書信留下諸多追尋線索。都知道林徽因頗受西方文學熏陶，卻苦無具體實證。書信卷明確記載，她喜歡英國詩人魯伯特·布魯克，不止一次引錄布魯克詩句，就提供了一個實例，也給研究者引出一個課題，林徽因詩歌與魯伯特·布魯克藏著怎樣的關聯。

林徽因致信費慰梅時談及冰心

林徽因英文書信中包含大量過去人們不了解的信息，這些信息甚至會導致對某些認知的反轉。她與謝冰心的嫌隙廣為流布，誰料她私下竟這么夸贊冰心：“聽說你（費慰梅）要去燕京（指燕京大學）轉一圈——或許你認識女詩人冰心？她真的很有魅力！！”這里的“魅力”不是社交中客套言詞，不可謂不大度；熱烈追求沈從文的年輕女作家高青子，竟做過林徽因女兒的家庭教師；林徽因喜愛沈從文作品，喜愛到，眼里是“那個迷人的鳥兒一樣的作家”；讀者也才知道，林徽因與費慰梅合作翻譯過沈從文的名篇《邊城》，因項美麗的譯作搶先連載于《天下》雜志，林徽因氣憤之下終止了與費慰梅的共同譯事。林徽因與金岳霖的過從非同一般，何以如此，外人不十分了然，每每以為是林徽因敬佩老金的學問、睿智。英文信里有多處相關暗示，所以贏得她青睞，更在金岳霖的品德、性情：“他從來不善說謊或搞什么陰謀”；“無論遇到什么事情都能處變不驚的本領，總是在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為朋友們保留著一片溫暖的笑”；“總能在任何事物中發現美”；連“他做事從來都是隨心所欲”，隨心所欲也討她喜歡，恰和夫君梁思成按部就班的行事風格起到某種互補。林徽因雖然未曾許諾徐志摩的熾熱追求，然而她認定：“在那些左右逢源、明智、理性的人中，他是一股清流。”理所當然，不成戀人以后，兩人仍然持續真摯深厚情誼。熱衷關注林徽因的讀者，不妨透過她與徐志摩、金岳霖情愛關系層面，感知背后她的處世、交友之道。

林徽因與費慰梅費正清的合影

有一誤傳，說林徽因不擅家務，算不上夠格的家庭主婦。那么看她信里的自述：“我今天特地買了布，一天的時間自己動手為你們縫制好了棉被。看起來還真不錯，應該和你們自己的被子差不多一樣舒服。”比縫制棉被還難的童裝縫紉她也勝任，她請求費慰梅，“你方便的話，可否將你一些穿舊的顏色鮮艷的羊毛長裙或短裙寄到這里的美國領事館，我把它們裁制成時髦的衣服給寶寶穿”。不止是完成，還得時髦。戰前她就改制過女兒衣服，炫耀手藝：“這衣服可是出自她老媽、我這位心靈手巧、善于持家的母親之手！”她自詡：“我必須為一些不相干的小事操勞和耗費時間……作為一名家庭成員的各個方面而言，還相當不錯。”也許說得有點夸張，基本事實總在的，足以見出決非不擅家務。她甚至自責：“把全副身心傾注在一家人身上，真是錯得離譜。”錯的并非忙于家務，是由此耗去她寶貴的業務時間，她為此十分痛惜。這自責正表明，她盡到了主婦職責，不只盡勞，并且盡心。

另一誤解，看林徽因執著于事業的堅毅，處事的理智，病中的不屈，容易把她當作不會或很少落淚的“女強人”。實則不然，英文書信里屢屢寫到她的啜泣，盡顯小兒女情態，有時甚至放聲慟哭。與費慰梅分別，哭了；擔心費氏夫婦情感疏遠，哭了；與梁思成爭執，哭了，“我心情低落了數日，也哭了多次”；讀一封來信而“熱淚盈眶”；某一回“哭了整整四個小時”；國難當頭，更不會無淚：“不禁有幾分傷感哽咽。”林徽因會落淚，且這般常常落淚，或喜或悲均伴之以淚。淚與淚好像一樣，又是不一樣的。林徽因落淚絕不是軟弱，屬情感豐富。淚水非但無損她形象美好，反倒平添了嫵媚可親。柔美與剛烈并兼，才是真實的立體的林徽因。

費慰梅為林徽因畫的像

英文書信的很多記述看似一地雞毛，而林徽因不作等閑視之。某日回家，路遇正騎車來訪的費正清，她“跳上了一位男士的自行車后座，發現那位男士竟是費老爺，而我是廣東梁家的太太”。她說：“這要是讓Nora Wen知道了，可不得了！這將徹底動搖中國文化的根基！”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封建觀念消除未盡。林徽因后面一句明確宣示，她在有意識挑戰男女大防的陋習。就算這些難免瑣屑，那再看稍大一點的。暑期梁林為趕去北戴河見友人，日程急促。買票價較貴的二等票，抑或選一趟要苦坐大半夜的三等票，林徽因為此糾結。抗戰前的林小姐，經濟條件尚優，二等和三等能有多大差價，這糾結一洗世家子弟派頭。有位賓厄姆太太，“她人很好，但是我并沒有心情單純因為某人很好、邀請我們吃飯就想與其往來”。不肯作無謂應酬，加之不屑世故（國人特別講究這個），于是近乎李健吾所夸張：“幾乎婦女全把她當做仇敵。”（見李文《林徽因》）如果體諒林徽因苦衷，看到苦衷里包含積極的時光價值取向，這位“仇敵”豈不有點可貴么。

人們津津樂道林徽因緋聞，樂道之余，是否該進一步了解她的婚戀觀？費正清專注于自己事業而忽略了關愛妻子，費慰梅感到苦惱。林徽因開導她說：

如今我才意識到，就丈夫這一身份而言，一個深愛著妻子的丈夫與其他男人何等不同。說到思成，有一次，當我發現他對我關注和所做的事情沒有半點關心，看到他的冷漠與無視，我們如往常那樣又爆發了爭吵。之后，他曾對我說了句很是觸動人心的話。他說，如果他是我的情人，為了我，他會豁出性命，將自己的工作和畢生的事業拋至九霄云外。他根本不在乎工作或事業本身。但正因為他是我的丈夫，他的工作成果便是他對所愛、所娶之人必不可少的奉獻。在專業領域贏得的信賴，是他對家人之愛的一種具體表達。

林徽因信服丈夫高論：“我也意識到，作為妻子的愛，比作為戀人的愛要更嚴肅。”梁林的共同認知，到近一個世紀后的今日，于許多人仍不失為箴言。生活中林徽因既沒有圣人般自律，也未自我放任，通透得很，堪稱有度。倒過去推論，她謝絕徐志摩而選擇梁思成，緣由諸多，其中和她的婚戀觀不無關聯。此觀念雖明晰形成在日后，但當初下意識已隱伏著決定性的觀念。假設當初她有過選擇，徐志摩抑或梁思成，大概是浪漫敗給了嚴肅。

她的浪漫不是沒有，但不全粘在婚戀上，而滲透于日常。具體說，蘊含到書信，化為美文，情思綿綿。這里不引述一眼可見、屢見不鮮的那些華美文字，僅錄一節樸素白描，尤見其“美”：

自從上周以來，我們每天聆聽著“警報音樂”，感受著它的威脅。慰梅，你別擔心，我們已經學會泰然處之。每次空襲過后，我們會像專家似的點評：“這次還不算厲害。”而每當空襲來臨時，我們站在院子里或大街上，腦中一片空白，根本無法思考。與其說是害怕，不如說是呆若木雞。我們似乎退化成了夢游人，懸停在一段不需要思考的時間里，也不需要任何感情。空襲過后我們往往會變得格外活躍，仿佛本能地想要彌補前幾個小時失去的生活。

不妨說它是骨子里的浪漫，絢爛至極歸于平淡。記述戰火時期的瞬間，短短數行，有言，有行，有心理，有場景，還補了一句感慨。簡潔，明快，傳神，不經意的文字，仿佛優秀小說的精彩片段。抗戰以后，她沒有繼續創作小說，太是可惜，乃文壇看不見的損失。

林徽因的文學作品很動人，但她的作品是如何產生的？她沒有寫過專談自己文學創作的文章，可信里多處散落著有關它們的片言只語：“當那是Joie de vivre（原文為法文，意為“生活的歡樂”）的純粹產物時，我的文章便文采斐然。上乘之作是那些發自內心的快樂或悲傷的產物，是當我發現或知道了什么或我學會了去理解什么而急切地要求去表達出來，并且嚴肅而真誠地想要別人分享這點秘密的產物。”它印證了她評論他人作品的話：“作品最主要處是誠實。”（《“文藝叢刊小說選”題記》）她特別看重這一點，主要指作者情感的誠實，不能像古人調侃的“為賦新詞強說愁”。她借作品與讀者交流，“對我而言，‘讀者’并不是‘公眾’，而是一些比我周圍的親戚朋友更能理解和同情我的人”。真摯交流，她的散文固然體現得最為直接，詩歌亦是。但小說、劇本何嘗不是，只因體裁不同，交流渠道換成了人物和情節。

給費氏夫婦寫信，是林徽因人生某段時期的重要生活。讀這些信，即走進她的生活。她不喜打字機寫信，因為“用打字機打出來的信給人感覺有些冷漠”。這些信都是她“情緒的產物”，她覺得，“格式”了的字模，橫添一道無形隔膜。臨時抓來的各式信紙，富于個性的手書，隨處涂改添加，尤有助費氏夫婦意會她充沛細微的情緒。蕭乾曾經感嘆：“倘若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十八世紀英國的約翰遜博士那樣，身邊也有一位博斯韋，那些充滿機智、饒有風趣的話一一記載下來，那該是多么精彩的一部書啊！”（見蕭文《才女林徽因》）致兩費信約略彌補蕭乾缺憾，字若懸河，節奏跳躍，天馬行空，你恍如坐進了“太太客廳”。

林徽因已然歷史人物，比起她家喻戶曉之盛名，才女的生平資料卻有限而欠翔實。許多人奉她為“女神”，金光炫目，難以直視；也有人曲意丑化，蔽其本真。英文書信全部公開，巨量的一手史料，豐富而生動，相當程度還原了林徽因的本來形象，彌補了缺憾。信札本是識人捷徑，但由于寫信人和受信人的親疏關系、長幼之分，以至種種利害顧忌，自然會有程度不等的諱飾，甚至言不由衷。林徽因致兩費信則沒有那么多顧忌，盡興袒露，最大限度地不設防。比之她致他人信函，縱然對方堪稱知交，如胡適，畢竟存幾分拘謹；如沈從文，僅偶爾傾心訴說。唯費氏夫婦，她可以十分隨意，不厭其繁。抗戰期間，寫信人與時局共脈搏，這許多連續的“情緒的產物”，儼然一份感受時局的動態心電圖。讀明白心，識得其人，這比彌補蕭乾缺憾還要值得慶幸。

《林徽因全集》的英文書信卷面世之際，“粉絲”和學者，均莫錯過這本林氏文字。英文書信卷里的林徽因，比她的眾多傳記（包括拙著《蓮燈詩夢林徽因》），哪怕十分求真的傳記，都更為鮮活地呈現在你面前。

適逢林徽因逝世七十周年，今年剩下最后幾日了，趕緊奉上這篇札記。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下旬